91年，大特务徐远举女儿访问大陆，突然追问：我父亲究竟怎么死的

一个古老的谚语说：“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这句话的意思是，过于精于算计的人，常常会因为意想不到的小事而失败。徐远举的人生就是一个很清晰的例子。他是一个一生都在谋划的人，但他的死亡却来自一个他从未算计到的意外。

1991年，一位名叫徐继红的女士来到了北京。她访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她的身份很特别。她是徐远举的女儿。徐远举曾是国民党军统的高级特务。

在公安部，一位名叫姚伦的干部接待了她。姚伦的身份也很特别。他曾在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工作。徐远举当年就是他负责管理的战犯之一。

这次会面很平静。徐继红没有谈论过去的历史恩怨。她只带来了一个长久以来困扰她的问题。她直接问道：“我想弄清楚，我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

她的父亲徐远举，是一个在历史上留下血腥记录的人。他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七期，外号叫“徐猛子”。他没有在正面战场指挥，而是加入了戴笠的特务系统。他以冷酷的手段而出名。1948年，他负责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特务行动。

由于一名叛徒的出卖，他掌握了重庆地下党组织的信息。他指挥了大规模的搜捕。这次行动破坏了《挺进报》等组织。包括江竹筠（江姐）、陈然在内的许多革命者因此被捕。

1949年9月，徐远举策划并执行了杀害杨虎城将军及其家人的行动。受害者中包括杨将军年仅8岁的儿子宋振中（“小萝卜头”）。两个月后，重庆即将解放。他又在渣滓洞和白公馆两处监狱下令执行了“11·27”大屠杀。这次屠杀导致三百多名在押人员在黎明前遇害。

徐远举本应是第一批乘飞机撤往台湾的人。但他的计划失败了。1949年12月，他人到昆明。时任云南省主席的卢汉突然宣布起义。卢汉的部队当场扣押了徐远举和沈醉等人。他从一个发号施令的特务头子，变成了一个阶下囚。

1956年，他被转移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不再是“活阎王”，而是一个有编号的战犯。在这里，徐远举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后的“算计”。他似乎认为，他脑中的军统秘密是他唯一的筹码。他想用这些信息来换取自由。

他开始积极参与“改造”。他写下了长达二十万字的交代材料，详细叙述了他作为特务的经历。他还开始阅读《资本论》等书籍。他在书的扉页上写道：“痛恨蒋介石将我由人变成了魔鬼，感谢毛主席把我由鬼变成了人。”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指向一个明确的目标：获得特赦。

从1959年开始，我国政府陆续特赦了一批战犯。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等许多前国民党高级将领都获得了释放。徐远举常常作为在押战犯的代表，在欢送会上发言。他祝贺他人重获自由。但每一次特赦名单公布，上面都没有他的名字。

他没有算对一笔账。他所交代的“秘密”，在全国解放后已经失去了价值。但他欠下的血债，人们没有忘记。杀害江姐和“小萝卜头”等人的罪行，是无法用几句漂亮话或几本交代材料就勾销的。

他的希望随着时间一点点消逝。最终，一件小事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1973年1月19日，北京的冬天很冷。年近六旬的徐远举在监狱的缝纫车间劳动。在当天的生产检查中，另一名同样是战犯身份的检验员指出，徐远举制作的十几件衣服线脚不齐，质量不合格。检验员要求他全部返工。

这个曾经一句话就能决定他人生死的人，此刻却要接受另一名犯人的指责。档案显示，他当场情绪失控，与那名检验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当天晚上，徐远举做出了一个异常的举动。他独自走进盥洗室，接了满满一盆刺骨的冷水。他将冷水从自己头顶猛地浇了下去。在零下的气温里，强烈的冷刺激导致他当场倒地，突发大面积急性脑溢血。

根据监狱的档案记录，他是在19日晚上发病的。管理所首先在内部医务室进行了抢救。但受限于当时的规章制度，战犯转送外部医院需要层层审批。直到21日，管理所才将病危的徐远举紧急送往北京复兴医院。

但一切都太晚了。1973年1月22日，徐远举在医院因抢救无效死亡。这个算计了一辈子的人，最终死于自己一个冲动的、非理性的行为。

时间回到1991年的那场会面。姚伦依据公安部保存的原始档案，向徐继红详细复述了这个过程。他说明，没有阴谋，也没有处决。徐远举的死，是由于他自己用冷水浇头，引发了脑溢血，虽经送医抢救，但最终无效死亡。

听完这番话，徐继红明确了父亲的死因。接着，她提出了此次来访的第二个，也是更现实的一个请求。

她解释说，台湾当局当时有一项政策：如果在大陆被俘的军政人员，其家属能提供官方的“病故”证明，就可以申领一笔抚恤金。但如果是“被处决”或“自杀”，则无法领取。她此次前来，就是希望大陆官方能为她开具一份死亡证明。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请求。几十年前，她的父亲是共产党的死敌。几十年后，他的女儿却需要我国公安部门的一纸文书，去向国民党当局领取一笔钱。

公安部门的同志在请示后，决定同意她的请求。他们秉持实事求是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工作人员从档案库中调取了徐远举当年的原始病历和管理所的结案报告。

最后，一份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印章的正式证明文件交到了徐继红的手中。这份文件上没有一句政治评价或历史定性。它只是客观、清晰地陈述了一个事实：战犯徐远举，于1973年1月22日，因急性脑血管病变，经抢救无效，病故于北京复兴医院。

这份文件用事实回答了徐继红的问题。一个时代的血雨腥风，最终凝固在了这张薄薄的纸上。据称，徐继红凭借这份来自北京的证明，返回台湾后，顺利领到了那笔抚恤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