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年延安杨家岭，毛主席特意询问成仿吾：你是搞教育还是搞政权？

1945年4月的一天傍晚，七大会场的马灯逐盏熄灭，夜风吹动窑洞前的杨树。毛主席叫住正准备回宿舍的成仿吾，轻声一句：“你是想继续搞教育，还是来搞政权？”两人相视片刻，只听成仿吾吐出四个字：“还是教育。”这简单的回答，为他此后近四十年的方向钉下了钉子。

别看他说得笃定，站在那个节骨眼上，教育和政权并非两条平行线。延安正筹划新政权框架，干部奇缺；而同时，抗战留下的百废要兴更离不开师资。毛主席当场点名，足见对成仿吾治学底子的信任。也正因为这句问答，后来东北师大、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讲台才有了一位白发老者的背影。

追溯他的路，方向并非一开始就写在地图上。成仿吾出生在湖南新化，祖父清朝做过知府，家里书柜摆满四书五经。13岁东渡，他带着一本《造兵学导论》上了东京帝国大学，却被郭沫若、郁达夫拉去听文学沙龙，工科课往往靠借笔记应付。有人问他为何改口味，他笑说：“枪炮是钢铁身体，文字才是灵魂。”

1921年春，归国的船在吴淞口抛锚，他先赴长沙兵工厂干技术，却忍不住把工棚里的木箱当讲台，给工友朗读泰戈尔。郭沫若在上海忙着筹办创造社，来信一句“缺人排字”，成仿吾扛着行李就赶到南昌路印刷厂，从此与《创造季刊》《洪水》等刊物打了几年交道——白天校样，夜里写诗评。

北伐前夕，他奉黄埔军校之托带五万元赴沪采购物资，刚下火车就被潘汉年拉去喝咖啡。“经费紧，能不能挪点？”潘汉年压低声音。成仿吾抿口凉水：“留下生活费，其余你拿去。”一次慷慨，直接把他推向更激进的道路。1928年，他辗转巴黎入党，随后在柏林主编《赤光》，用油墨和铅字同国民党宣传战。

他不多话是出了名的。旅德时，廖承志回忆：俩人一上午对坐，空气仿佛凝固。临近中饭，廖才忍不住：“出去吃点？”成仿吾只回“好”。沉默不妨碍效率，《赤光》一期又一期寄往国内，被视为“空运来的夜明灯”。

1931年被派回上海，任务是恢复联系、筹办学校。身染疟疾的他靠一支竹竿撑进鄂豫皖苏区，又靠一头驴拼命冲出包围。到上海却扑空，中共中央已转移瑞金。无奈之际他找到鲁迅，两人握手言谈不足十分钟，一条秘密线路当晚开通。鲁迅的直爽与成仿吾的寡言，竟意外合拍。

随后瑞金、长征，故事就更硬核。成仿吾背着一件算命先生的长褂，把书碗鞋袜统统塞里头。贵州打土豪得来的牛皮鞋在泥里拔不出，急得他脱鞋赤足小跑。夜行军走岔路，差点钻进敌碉堡，董必武第二天替他解释：“不是立场问题，是近视眼。”队伍哄笑，成仿吾红了脸，仍低头整理那只破褂。

1937年到延安，他先当党校教务主任，很快挑起陕北公学大梁。教学条件苦，记分板是旧门板改的，粉笔靠烧石膏自制。课堂上，他最常挂在嘴边一句：“书要读，但脚也得沾土。”学生里后来出了省长、将军，也出了不少中学教员。

华北联大时期，他把课堂搬到窑洞、搬到战壕，提出“移动大学”概念：学校在哪里，前线就有文化灯火。1948年华北大学成立，他任副校长，仍天天泡图书馆整理教材。有人劝他少操心，他摇头：“教材今天不编好，明天就是误人子弟。”

新中国成立后，轮流掌舵东北师大、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他主张“大教室、小讨论”，批评照本宣科，常拍桌提醒青年教师：“板书不是抄课本，得抄脑子。”1958年国庆，他在人民大学露天操场看着两千名学生行列训练，边走边比划，琢磨如何把军事训练与爱国卫生课揉在一起。

1978年春，人民大复校，他拄着拐杖回到西土城路旧址，一眼认出当年自己亲手种的玉兰。他让管理员把教室门窗全打开，说要先闻闻粉笔味。那年，他已八十一岁。

1984年5月12日清晨，北京医院安静得只能听见心电仪滴答。成仿吾合上眼前，把一生交给了他挚爱的教育事业。档案里保存着他亲笔写的《课程与革命关系提要》，扉页只有一句话：“有政权而无教育，终究坐不稳；有教育而无政权，终究站不直。”八个字之差，却支撑了他半个世纪的选择。

现在再翻出那本《造兵学导论》，许多页脚写满批注：红笔注战争，蓝笔注学校。成仿吾用一生证明，战火可以摧毁一切，却摧毁不了课堂上那支粉笔的韧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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