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河南罗山县200亩耕地变硬化，村民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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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山腹里，何家冲村、转蓬村的约200亩一般耕地，竟被外部投资带来的一张“研学项目”报名表牵着走，走成了“非粮化”的模板。2019年12月，铁铺镇政府与河南探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探岳公司）签下框架协议：探岳公司愿意投资建设研学基地，镇政府负责征收土地、帮助流转。协议书里写得明白：研学基地占地需“1000多亩”，其中林地占比高，耕地约200亩，水塘数十亩，建设用地11亩。镇政府则要协助上报、尽量推进审批，若国家政策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合同解除，镇方需赔偿探岳；探岳则按土地流转协议按时交费。

公开的流程是这样的：村委会先召集村民开会、上门做工作，村民把承包经营的土地流转给了村委会，村委会再流转给探岳公司。林地、耕地的界线在协议中被标注得很清楚：不能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但实际情况却走向了另一端。何家冲村、转蓬村村干部和村民们都说，村里大约100多亩耕地、六七十亩耕地已分别流转给探岳公司， veulent 先后同意。

这条路走得热闹而热血。从村民到村委会，人人以为“项目落地，经济带动村民增收”是守门的关键。影片般的现场画面在记者眼前浮现：在村口，小路被围上厚厚的围挡，铁皮房、临时建筑渐现；村里的油菜、向日葵变成了“基地用地的前景演出”，但真正的收益，却始终没落到村民手里。村民王希（化名）家有2亩多耕地，本该是家里口粮的重要来源。“我家种的是水稻，靠自己养活家人。结果，就被动地流转走了。”他说自己后来不同意，但在镇村干部的不停劝说下，最终还是签了流转协议。

协议条文极具争议性：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期限定为30年，即从2020年1月1日至2050年12月31日；流转费为每年每亩500元，且自协议签订之日起，每5年向上递增10%；流转期内，村民仍享有国家对耕地的补贴政策。然而，表面平静的文字背后，是耕地用途的实质性改变——耕地被铺设硬化路、竖起临时建筑，荒草自此入侵，一切仿佛在向“非粮化”之路靠拢。

截至2025年11月6日，记者再次踏进何家冲和转蓬村，约200亩耕地的命运已完全改变：耕地上长满荒草，最高处已超过一米；旁边是探岳公司修建的铁皮房，房屋锈迹斑斑，内部脏乱不堪。转蓬村另一侧，地面被硬化，一辆3吨重的越野车在上面行驶如履平地。村里老人、村干部、普通村民的脸上都写满无奈和痛心：土地在山区是稀缺资源，硬化后就难以复耕，家里一年到头的口粮要靠这点耕地撑起来。

铁铺镇官方人士对外给出的说法是：研学项目黄了，探岳公司经营困难，流转费“五年一付”现在也难以兑现。镇政府已发函要求整改，确保不再让耕地继续“非粮化”，并要求在2026年3月前让耕地达到复耕条件。探岳公司方面则表示，投资已达两千多万元，原本计划在2026年把地重新用于水稻种植，但“后续能不能把地种成水稻、是否还能把地交还给村民种”，他们也在观察、在协商。

公开数据还显示，何家冲村的耕地面积约450亩，村里共有378户、1343人。按信阳市农业农村局6月数据，何家冲村四分之一的耕地已“非粮化”。这并非个案，而是一个在政策宣传与地方执行之间的“断层”典型。国家层面要求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但在地级市、县域内，仍有地方以发展为名，走出一条看似“经济活力”的路，实际却把农田变成“非粮用途”的试验田。

村民对于合同条款的理解同样存在偏差与争议。协议中明确“不能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但落地却是变成了“研学基地建设用地+硬化+临时建筑”的情形。王希说：“不是要反对发展，但必须让地还能种粮。”他回忆起曾经的播种季节，油菜花开、庄稼丰收的场景如今远去，田埂边的烧烤灶连成片，地面硬化让人心疼。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探索中的群众收益承诺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一方面，村委会将土地流转给探岳公司、层层转包给外部投资者，原本的生产功能被淡化；另一方面，村里现在仍然享有国家对耕地的补贴，但不见实打实的收益注入到农户手中。受访者告诉记者：耕地流转费已经拖到第二个五年期才发出一部分，更多的资金仍在“等待”。而公司方面则解释为“资金压力大、项目没有批下来、经营困难”。

镇政府方面的公开回应是：责令探岳公司整改，杜绝耕地“非粮化”，并给出明确时间线，希望2026年3月实现复耕。这一回应在现场被多方质疑——监管是否到位？合同是否有“监督与强制执行”的条款？如果存在隐形的权力与利益博弈，村民究竟应如何保护自身的土地权益与生计？

探岳公司方面则强调，研学项目的初衷是把何家冲、转蓬等地的丰富自然资源转化为教育与旅游的机会，但“手续和审批没有严格落地”，导致项目难以继续推进。他们强调“不是说要不建这个项目”，而是“手续严苛、不可控因素多、资金和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

从制度与监管角度看，这起事件暴露出几个关键问题：

在现场，记者也观察到一种“情感与现实的拉扯”——许多村民并非天然反对外来投资，而是希望在保留粮食生产功能的前提下，寻求新的生计路径。若研学项目能够与粮食生产形成协同，甚至成为一个“粮旅结合”的新模式，或许不是不开花，而是换一种花期。

对于媒体与公众而言，这类事件的教育意义在于：制度设计要落地，执法与监管要有力度，公众需要有知情权和参与权。我们需要问的不是“是否要发展旅游经济”，而是“在保护耕地、稳定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如何兼顾地方产业升级、村民长期生计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这些问题，关乎千家万户的饭碗，也关乎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

结尾的思考给出一个开放的视角：若2026年3月前无法实现复耕，村民们将如何走出这条路？政府应怎样在确保粮食生产的前提下，保障土地权利与公平收益？探岳公司又将如何调整策略，确保投资与社会责任并重？在这个过程中，公众的声音应成为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而不仅仅是旁观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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