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正在变成一个无法呼吸的地狱,
在这个深陷冲突与围困的地方,吉兰-巴雷综合征(GBS)这类可控的疾病,正悄然吞噬着越来越多的生命。
吉兰-巴雷综合征,这个陌生的病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常见,在加沙,它却成为了无数家庭的噩梦。
GBS是一种罕见的神经疾病,免疫系统攻击身体的周围神经,导致感觉丧失、肌肉无力,最终可能导致瘫痪、呼吸困难甚至死亡。全球范围内,GBS的发病率相对较低,但对于加沙的居民来说,这种疾病已经成为了他们生活中的巨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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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由于加沙医疗体系的崩溃,以及药品短缺,GBS的病例急剧增加。根据巴勒斯坦卫生部的统计数据,2025年上半年,加沙记录了130例GBS病例,其中20人因病情恶化死亡。特别是儿童,许多在没有接受到及时治疗的情况下,病情迅速恶化,造成了大量死亡。
在加沙,医疗资源的短缺使得吉兰-巴雷综合征这样的疾病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GBS患者需要紧急的医疗干预,尤其是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VIG)这种救命药。由于以色列对药品的封锁,尤其是IVIG,几乎无法进入加沙。
加沙的医生艾哈迈德·法拉深感无力:“我们有些患者迫切需要IVIG来救命,但这药物几乎无法进入。即使偶尔有一些药品通过特殊途径进入,但成本极高,且储运条件苛刻,这使得治疗效果大打折扣。”
在这种情况下,部分患者被迫使用血浆置换治疗,但效果远不如IVIG。为了挽救病人的生命,法拉医生和他的同事们几乎拼尽了全力,面对越来越多的病例,他们只能在有限的资源和设备中做出艰难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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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迪亚·阿布·萨乌德,一个记者、父亲和丈夫,正经历着无尽的痛苦。他的妻子是阿赫利浸信会医院首批确诊的GBS患者之一,但由于医疗条件极为有限,他和妻子不得不在生死之间挣扎。
“冲突开始后,我让她撤离到南部,自己则留在加沙城报道,毕竟这时加沙最需要我。”阿布·萨乌德回忆道。他与妻子约定,无论如何,都要同生共死。在妻子感到头晕并最终昏倒后,阿布·萨乌德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尽管起初医生认为妻子只是因营养不良而昏迷,但次日,妻子双腿瘫痪,最终被诊断为吉兰-巴雷综合征。阿布·萨乌德悲痛地回忆:“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这病有多么可怕。”但为了不让妻子恐慌,他选择隐瞒病情,谎称她只是缺乏维生素。
妻子的病情不断恶化,阿布·萨乌德的心情也随着她的病情跌入深渊。在无法陪伴妻子身边的日子里,他不停地通过视频向外界求救,希望能为妻子争取到更多的治疗资源。
在全球目光几乎无法照射到加沙的情况下,阿布·萨乌德通过社交媒体发声,恳求外界给予更多帮助。约旦王室回应了他的请求,协调了少量IVIG药物,救治了他的妻子及其他几名急需治疗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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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药物让她的病情有了一些好转,但我们依然无法在一起。她住在病房里,我却只能在远方心急如焚。”阿布·萨乌德透露,在医疗物资极度短缺的情况下,能够获得IVIG已经是极其幸运的事。而这种“特供”的药物,也只能满足一些最紧急的治疗需求,无法满足加沙更多患者的需求。
这场冲突不仅仅是枪火和炸弹的肆虐,更是对民众生命的彻底剥夺。对于像阿布·萨乌德这样的家庭来说,每一个决定都在生死之间摆动。而医疗物资的封锁,无论是出于军事原因还是其他考虑,都让加沙的百姓无处可逃。
艾哈迈德·法拉医生在接受采访时无奈地说道:“我们没有足够的设备和药物,即便是最基本的医疗支持都无法保障。机械通气设备和重症监护床位早已被冲突中的伤员所压垮。”
在这场人道主义危机中,吉兰-巴雷综合征患者的生命线变得异常脆弱。无法获得及时治疗,许多本可以治愈的患者死于并发症,而这一切,本该是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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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加沙的悲剧,更是全球社会的集体失职,每一位患者的生命都在冲突与封锁中挣扎,每一份药物的缺乏都可能决定一个家庭的未来。
吉兰-巴雷综合征在大多数地方是可控的疾病,但在加沙,它却成了死神的阴影。药物、设备、治疗资源——这些本应是每个生命最基本的保障,却在战争和封锁中成为奢侈品。
要拯救那些需要帮助的生命,需要的不仅仅是药物的援助,更是全世界对人类生命尊严的共同守护。在加沙,在这片战争的废墟中,生存的希望依然脆弱如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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