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岁孩童称参加过长征，毛主席让其证明，听到一名字后主席：我信

1936年10月的一个清晨，延安杨家岭薄雾未散。大门口，两个身量差不多的孩子正在拉扯，一封急件被紧紧按在胸口。站岗的儿童团员不松手，来送信的小个子涨红了脸：“我是红军通信员，必须进去！”清脆的声音划破了安静的窑洞区，引来散步归来的毛主席。老人家侧耳片刻，觉得有趣，便走近问：“小家伙，你真当过红军？谁能证明？”孩子不假思索：“我大舅——贺龙！”听见这三个字，毛主席乐得眯起眼，拍拍孩子肩头：“行，进去吧，贺胡子家的娃子，可靠！”

被主席认可的这名“红小鬼”叫向轩，那年他十岁整。要弄清他为何能让毛主席当场点头，需要把时间拨回到三年前的湘鄂边山谷。

1933年4月12日凌晨，雨点敲打麻石小路，枪声突然炸响。向轩的姨妈贺英中弹倒地，鲜血迅速浸透衣襟。七岁的向轩扑过去，泪水糊住眼睛，边射击边拖着“妈妈”躲进密林。临终前，贺英把一个布袋塞进他怀里，只剩断断续续一句话：“找……大舅……报仇……”布袋里，有两只旧金戒、五枚银元、一支手枪。向轩护着这些东西，在山路上跌跌撞撞跑了整整一天。

傍晚，他遇到在附近活动的红军廖汉生，被带往一处隐蔽屋场。灯芯摇曳中，一个魁梧男子跨进屋门。那人浓眉、短须、笑声豪爽，却带着难掩的悲恸——贺龙见到外甥，火光照出他眼角的泪线。向轩一句“贺英牺牲了”，让屋里陷入沉默。寂静里，贺龙把布袋攥得发白，然后压低嗓音问众人：“大姐不在了，你们还干不干？”众人齐声回答：“干！”小向轩学着大人，将右手举过肩，“横直革命到底！”那一刻，他的军旅生涯正式开始。

向轩加入红二军团通信班，编号在册时只有七岁，是全军团年纪最小的战士。木枪、旧军装、一双大到能灌风的草鞋陪着他在山岭间奔波。班里规定十岁以下三人一班岗，他却常常把同伴赶去睡：“我顶班！”没人再劝，因为向轩向来言出必行。

1935年秋，红二、六军团为粉碎敌军重围，开始北上长征。雪山脚下，考虑到三个孩子年纪小，贺龙拨了一匹矮马让他们轮流骑。结果骑马的总是别人，向轩宁肯自己走。他实在走不动，也只肯抓住马尾被拖着前行。进入草地不久，红六师有人误采毒菜，一天倒下五十多名指战员。消息传到通信班，向轩先尝野菜，再画出能吃的叶片形状交给后厨。此后，每支分队都成立试吃小组，伤亡数骤降。为此，军团首长在团务会上点名表扬了这个孩子。

偶尔，稚气也会露头。一次行军，他偷挖老乡的洋芋烤着充饥，还留出几个揣怀里想孝敬贺龙。老总见了却板起脸：“红军为穷人打仗，不是吃穷人的！”当众赔钱、让外甥站岗反省三小时。夜深风凉，贺龙终究心软，把棉衣披到孩子肩头：“记住革命纪律，比记住大舅还重要。”这一句话，向轩后来反复挂在嘴边。

1936年10月，部队抵达陕北。贺龙觉得外甥需要系统读书，便送他去延安少年学校。临别，他嘱咐：“打天下靠枪杆，管天下靠文化，你别落下。”上学期间，向轩仍兼通信任务，于是才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送信事件传开，窑洞里的干部们笑称：“通信班来了个开学就见主席的小鬼。”向轩自己却没当回事，把他们的调侃当鼓励，苦练识字和地图。

1941年夏，他学成归队，担任120师司令部通讯员。辽阔的华北平原，滚滚硝烟中他先后负伤二十余次，身上留下二十多块弹片，从未请过一次长假。解放战争爆发后，他又调往西北野战军358旅工兵连，晋升连长。眉山战斗中右眼被弹片击穿，贺炳炎掩着额头愧疚不已，向轩躺在担架上仍说：“伤了眼，耳朵还好用，能指挥。”

1949年10月，中央军委认定他的军龄自1933年5月6日算起——那天，他第一次以战士身份扣动扳机。这个批示让许多人惊叹：十六年军龄，他才二十三岁。1955年授衔时，向轩成了全军最年轻的中校之一。有人提议按资历再上一个台阶，他摆手：“可以了，级别不是战功奖章，别给组织添麻烦。”

1979年春，国防部副部长廖汉生赴成都检查工作，点名要见老朋友。会面时，廖汉生详细询问待遇，得知向轩仍是行政16级，眉头紧锁：“太低。”向轩笑着回敬一句当年贺龙的话：“是革命的骡子驮大了我。”老首长沉吟半晌，也笑了：“还那股犟劲。”

1982年12月，向轩离休。此后，他常被请去军史馆讲长征故事。讲到雪山、讲到毒菜，老人始终语速平缓；唯独提到贺龙赔洋芋那段，总会抬手摸摸耳朵，好像仍感到当年被揪时的隐痛。朋友们问他究竟学到了什么，他淡淡一句：“纪律二字，比命硬。”

如今，九十多岁的向轩住在成都，身体里的弹片依旧陪伴。偶尔走进阳光，他还保持当年站岗的姿势——双脚并拢，背脊笔直——仿佛那一声“我信”仍在耳畔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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