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成婚7年后爱上妻子的闺蜜，晚年迎娶20多岁女学生

1921年3月的一张轮船船票，将远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的吴宓和杭州女子师范毕业生陈心一牵到了一条线上。那时的吴宓风头正劲，英文、古典文学样样精通，在《清华周刊》频频署名；而陈心一则把他的文字当枕边读物，甚至剪报贴在日记本里。她对朋友低声说：“我要嫁给这个写字好看的人。”语气带着年轻人的冒险劲。

彼时通向爱情最快的工具是信件。陈心一托二哥写出第一封自荐信后，一纸航空邮件越洋而去。吴宓打开信，看见姑娘端正的隶书与娴熟的古文，先是莞尔，继而认真回信。往返数月，两人竟彼此记住了字迹的轻重缓急。为了稳妥起见，吴宓又托在北平的好友毛彦文作“现场考察”，这一步后来被很多同事调侃为学者的“文献核对”。

1924年夏，吴宓提前结束学业归国。下船当天，他搭夜车赶到西湖，连着两天游湖、听曲、品龙井。第三天一早，他对陈心一说：“我们成吧。”西湖的水面还在飘薄雾，这句求婚显得有点仓促，但对方点了头。13天后，一场没有排场的婚礼在杭州举行，双方亲友都感叹这桩“书信闪婚”算大胆。

婚后七年，表面确实平静：三个孩子相继出生，陈心一从食材挑选到账本记账不曾马虎，吴宓在南京大学讲课，学生满座。然而暗流已经生起。吴宓觉得妻子对家庭的精打细算像是一张看不见的网，把自己的研究与自由绑得过紧。他在茶馆与友人抱怨：“我当年若多留美国两年，也许会不一样。”话音随烟雾飘散，却慢慢酿成裂痕。

1929年，南京大学来了新教授朱君毅，与吴宓同窗多年。朱的未婚妻正是毛彦文——那个当年替吴宓“把关”的闺蜜。毛彦文办事干练，交际面广。可朱君毅回国后，突然提出解除婚约，理由怪异：既怕近亲，又偏爱丰腴。毛彦文遭此羞辱，找吴宓商量，夜深茶冷，两人长谈。吴宓从怜惜滑向倾慕，对她说出一句脱口而出的告白：“你值得更好的伴侣。”那一刻，他忘了自己依旧是丈夫、父亲、教授。

流言很快传开。“吴教授移情闺蜜”登上小报社会版，陈心一读到标题时，只觉掌心冰凉。面对面质问时，她声音比平日更低：“家和名声，你想保哪一样？”吴宓沉默片刻，回答竟是“我全要”。他提出荒唐的“并存方案”，希望保留妻子名分，同时与毛彦文相伴。陈心一一句“休想”划出结局，随后带孩子搬离南京，中止七年婚姻。

离婚手续半小时办完，孩子全部判给母亲，每月抚养费由吴宓支付。隔天他对友人发牢骚：“少说损失了五年学术黄金期。”说者无心，听者侧目。学界之外的街坊却议论：才子也会算错情感这笔账。

追求毛彦文的过程并不顺。毛彦文本就对感情多疑，加上吴宓声誉骤降，更无安全感。她提出继续深造，吴宓却要她退学订婚。两人拉锯之际，吴宓又与几名女学生书信往来，被毛彦文捕捉到蛛丝马迹，一怒之下改嫁前国务总理熊希龄。新郎比她年长二十五岁，“宁嫁老成，不嫁薄情”，朋友们议论纷纷。三年后熊希龄病逝，毛彦文闭门谢客，对吴宓的来信一概不复。

岁月推着人继续向前。1954年，56岁的吴宓在课堂上遇到年方二十多、体弱多病的邹兰芳。师生间最初的谈诗品词很快升级为婚讯，又一次轰动校园。有人善意提醒：“病中少女未必撑得起柴米之重。”吴宓摆手：“我愿意承担。”可现实很快露出冷面孔。结婚三年，邹兰芳病逝，吴宓不仅要料理妻子后事，还负担她娘家生活。经济拮据、声望受损，老学生偶尔探访，他依旧谈莎士比亚、聊宋词，却再无当年意气。

值得一提的是，他与三个亲生子女的关系也走到冰点。长女在来信中写：“父亲，母亲的辛苦您可还记得？”信件最终被存进抽屉，再无人拆看。晚年，吴宓形单影只，在借住的校园旧屋里整理讲义。偶尔对灯呓语，“若当初慎重一点……”话没说完就停住。1962年冬夜，他病重昏迷，据照料的学生回忆，老人嘴里重复的是“彦文”两字。

有人说吴宓坎坷，是情种；也有人说他自作。史料不会给出情感评判，但从他数度仓促的婚恋决策，到晚年不堪的经济与亲情处境，足见才华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担当。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吴宓的学术贡献有目共睹，而他在婚姻里的反复、失衡，同样给后人提供了值得思考的人情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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