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戴笠得知王天木投日的消息后大惊直呼道：这个人要坏大事！

1939年1月下旬，寒风顺着嘉陵江面卷向歌乐山，军统本部的门板被吹得砰砰作响。戴笠刚结束与蒋介石的电话，茶水尚未入口，机要员递上一份急电——王天木已在上海公开投靠汪伪。戴笠盯着电文的署时，指节因用力发白，他脱口而出：“坏了！这个人要坏大事！”

戴笠的震怒不只因为叛逃，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王天木握有一册“机密簿”。那是军统北方、华东各站的暗哨名单，也是与英、美情报机关交換密码的底稿。若落入日方，数年苦心经营如满盘棋局瞬间翻覆，蒋介石追责不过是第二层恐惧。

外界少有人知道，王天木的履历比戴笠还辉煌。他出身浙江，会试得中进士，三十岁便坐到浙江高检厅检察长的位置。官场风云让他练就圆滑手腕，但更锻成一种“进退无所畏”的胆魄。1931年，他与同乡戴笠在上海碰面，两人一拍即合，随后共同筹建复兴社情报处，也就是日后军统的雏形。

王天木是做暗杀的好手。天津沦陷前后，地方租界盘根错节，连日军也一时摸不透脉络。戴笠把天津站交给王天木，说了句“只许成功”。结果不到三月，王天木派人尾随张敬尧，掐准在和平饭店门口伏击，枪声短促，北洋余孽瞬息倒地。日本宪兵围上来时，凶手早已换装藏进法租界，留下一摊迷雾。

在天津得势后，王天木行事日渐张狂。绑架昔日军阀汤玉麟孙女一案闹得颇大，他本人却大方承认：“要钱不是目的，只想敲山震虎。”蒋介石面子挂不住，训令戴笠处分。戴笠表面执行，暗地里把王安置到南京休整几个月，风头一过又复职。可以说，王天木彼时几乎享受“只打折扣不真究”的豁免权。

这种纵容埋下祸根。日军占领上海后，军统原有的外滩情报网破损严重。戴笠令王天木任站长，赵理君副之，希望老少搭配重起炉灶。没想到两人水火不容。赵理君靠军饷安抚外围，而王天木偏爱“黑吃黑”，以绑票、走私筹银元，双方互拆对方旗子。一次争执中，赵理君摔杯冷笑：“上海滩容不下两条大鱼。”话音不大，却刀锋毕露。

争权失意，让王天木怨气急升。汪精卫在河内发艳电后，日方抛出橄榄枝，许以高官厚禄。王天木权衡得失，决定“改弦易辙”。1938年岁末，他通过日军特高课在上海虹口租界秘密会晤，翌年1月高调宣誓效忠汪伪政权。投降速度之快，让搜集情报的英租界警探都瞠目。

叛逃后的第一刀，便砍向昔日同僚。上海站的密码、联络点、资金渠道，他熟得闭眼可写。短短两周，上海站外围联络人被捕三十余名，多人失踪。军统在苏州河一线布置的“西风”计划也随之崩溃。重庆方面急令各地站台改线、换码、转移家属，耗费庞大人力物力，仅华东就焚毁电台十余部。

更严重的是心理震荡。王天木是军统元老，他的背叛让中下层特工普遍焦虑，内部整肃一度升温。戴笠不得不在例会中强调“军统不养叛徒”，随后安排暗线准备报复。“不能放过王天木。”这句指示自重庆电报口传到上海弄堂，每个人都懂含义，却没人敢轻举妄动——日本宪兵第十六大队日夜守在王天木公馆，连卖报童都要验身份。

1943年后，太平洋战场风云突变，日军外线节节失利。汪伪政府亦风声鹤唳，王天木开始谋划退路。依托旧交，他将部分资金转移至香港，并在九龙半山购置小楼作为后巢。抗战胜利那年，重庆对叛徒名单排序，王天木名列前十。然而香港属英方管辖，且战后国共局势急变，抓捕计划屡次搁浅。

从此，王天木化名“王伯铨”，在深水埗开设一家小型航运代理公司，以转口贸易掩护身份。偶有旧部在街角认出他，他只淡淡一句：“活着不易，各自珍重。”1950年代朝鲜战事爆发，香港成为冷战前沿，他的存在被更大的国际漩涡掩盖。1995年病逝，同行讣告寥寥数行，没有提及军统、汪伪或任何刺杀往事。

特工舞台上的背叛永远伴随信任与恐惧。在情报价值被最大化利用的那一刻，职业与道德、血盟与私利往往只隔半步。王天木的转身，不仅改变了个人命运，也让抗战情报战提前进入一次大洗牌。对军统而言，这是一个无法逆转的教训；对后世研究者而言，真相仍在档案深处等待揭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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