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我送孕妇去医院，她丈夫却说我是人贩子，20年后他跪着求我

1996年的夏天，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柏油马路被太阳晒得软塌塌，能粘掉人半层鞋底。

我叫林卫国，二十二岁，在一家半死不活的国营纺织厂采购科上班，每天的工作就是顶着太阳，骑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满城跑腿。

那天下午，我刚从一家供应商那里核完账出来，浑身汗得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只想赶紧回单位吹风扇。

路过解放路那个老旧的街心花园时，我听见一阵压抑的、痛苦的呻吟声。

声音是从一排冬青树矮墙后面传来的。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别多管闲事。

这年头，街上什么人都有，碰瓷的、设局的，厂里老师傅天天都在念叨，出门在外，眼睛放亮点，别让一身正气害了自己。

我捏着车把，脚已经蹬上脚蹬子了，可那呻吟声又拔高了一点，带着哭腔，听着像个女的。

操。

我在心里骂了一句，还是把车梯子一撑，走了过去。

矮墙后面，一个女人蜷在地上，看年纪也就三十不到，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孕妇裙，肚子高高隆起，像一座小山。

她双手死死抓着自己的肚子，额头上的汗珠子黄豆那么大，一颗一颗往下砸，嘴唇都咬白了。

“大姐，你……你没事吧？”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抬起头，一张脸痛苦得都变了形，看见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同志……我，我肚子疼……好像，好像要生了……”

我脑子“嗡”一下就大了。

要生了？在这儿？

我一个二十二岁的大小伙子，连女朋友的手都没正经牵过，哪见过这场面。

“你家在哪儿？你男人呢？”我急得也开始冒汗。

“他……他去进货了……得晚上才回来……我家，我家在……哎哟……”她一句话没说完，又疼得弓起了身子。

我看着她身下，裙子好像有点湿了。

书上说，这叫羊水破了。

再耽搁下去，怕是要出人命。

“你忍着点！我送你去医院！”

我当时也顾不上想那么多了，扶着她，半拖半抱地往马路边挪。

她整个人都挂在我身上，沉得要命，嘴里不停地抽着冷气。

夏天的下午，街上人来人往，可没一个人停下来搭把手，都用一种看热闹又夹着点戒备的眼神远远看着我们。

我心里又急又气，只能咬着牙，把她弄到路边。

拦车。

一辆，两辆，三辆……那些出租车司机一看来这架势，都跟见了鬼一样，一脚油门就蹿过去了。

谁愿意拉个快生的孕妇？晦气，还怕担责任。

“师傅！师傅求你了！救命啊！”我冲着一辆开过去的“黄面的”声嘶力竭地喊。

也许是我的声音太凄厉，那辆“面的”吱嘎一声，在我前面十几米停下了。

司机探出个脑袋，一脸不耐烦：“干嘛的？有病啊！”

我连拖带拽地把孕妇弄过去，扒着车窗，几乎是在哀求：“师傅，她要生了，去最近的妇幼保健院，求你了，车钱我双倍给！”

司机上下打量了我俩一眼，眼神里的怀疑能把我戳穿。

他看看我满是汗的白衬衫，又看看孕妇痛苦的脸，犹豫了半天，大概是看我学生模样，不像坏人，才没好气地“啧”了一声。

“上来吧！弄脏了车你得给洗车钱！”

“给给给！肯定给！”我点头如捣蒜，手忙脚乱地把她塞进后座。

车里一股浓浓的汽油味和汗臭味，风扇呼呼地吹着热风。

我让她躺下，自己半蹲在旁边，用手给她扇着风。

她的手冰凉，死死抓着我的胳膊，指甲都快嵌进我肉里了。

“同志……谢谢你……我叫李秀梅……”她断断续续地说，“我男人叫赵建军……在南三条批发市场……卖……卖小家电……”

“你别说话了，大姐，留点力气。”我看着她煞白的脸，心里也发慌。

到了妇幼保健院，我兜里揣着刚结的一百二十块货款，也顾不上了，先垫付了押金，办了入院手续。

护士推着平车把李秀梅送进了产房，门“砰”一声关上，把我隔在了外面。

走廊里一股浓重的来苏水味。

我一屁股坐在长椅上，浑身都虚脱了。

后背的衬衫已经湿透了，黏在身上，又凉又腻。

我这才发现，我的胳膊上，被她抓出了好几道血印子。

裤子上，也沾了些血迹和羊水。

我长长吐出一口气，觉得有点晕。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个穿着跨栏背心，满脸焦急的男人旋风一样冲了过来。

他一眼就看到了坐在长椅上的我，又看了看我裤子上的血迹。

他眼睛瞬间就红了。

“你他妈谁啊？！”他冲过来，一把就揪住了我的领子，力气大得惊人。

我被他拽得一个趔趄，脑子还没反应过来。

“我……我是送你媳妇来医院的。”

“我媳妇？”他咬着牙，额头上青筋都爆出来了，“我媳妇呢？你把她怎么了？！”

“在、在产房，生孩子呢。”我被他勒得有点喘不过气。

“生孩子？”他冷笑一声，那笑声比哭都难听，“你他妈一个大小伙子，‘好心’送我媳妇来生孩子？你当我傻啊？！”

我蒙了。

彻底蒙了。

我看着他那张因为愤怒和惊慌而扭曲的脸，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告诉你，最近总听说有人贩子专挑快生的孕妇下手，迷晕了拖走，卖孩子，挖器官！你他妈是哪条道上的？！”

人贩子。

这三个字像一颗炸雷，在我耳朵里轰然炸响。

我感觉一股血直冲脑门。

“你他M放屁！”我这辈子没这么憋屈过，“你他妈有病吧！我好心救你老婆，你他妈说我是人贩子？”

“还敢嘴硬！”他一拳就抡了过来。

我本能地一躲，但肩膀还是结结实实挨了一下，火辣辣地疼。

“你再动我一下试试！”我也急了，一把推开他。

我们俩就在医院走廊里撕扯起来。

护士闻声跑出来，大声呵斥：“干什么的！医院里不许吵架！”

那个叫赵建军的男人指着我，对护士喊：“护士！快报警！这是个人贩子！他把我媳妇拐来了！”

护士也愣住了，看看我，又看看他，一脸的不知所措。

周围看热闹的人越围越多，对着我指指点点。

“看着人模狗样的，没想到是干这个的。”

“是啊，太吓人了，光天化日之下就敢拐孕妇。”

“这小伙子看着不像啊……”

那些议论声像无数根细小的针，扎在我身上，扎在我心里。

我感觉自己像个被扒光了衣服的小丑，站在舞台中央，接受所有人的审判。

我的脸烧得通红，不是热的，是羞的，是气的。

很快，两个穿着制服的警察来了。

赵建军立刻像见了救星，指着我，把刚才那套“人贩子理论”又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

他说得声泪俱下，好像我真的对他媳妇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

警察的眼神，也变得锐利起来。

“同志，跟我们回所里一趟吧。”其中一个年长的警察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口气，不是商量，是通知。

我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带上了警车。

警车开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妇幼保健院那栋白色的小楼。

产房的灯还亮着。

我不知道李秀梅怎么样了，不知道她的孩子出生了没有。

我只知道，我他妈今天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

在派出所，我被带进一间审讯室。

冷板凳，掉漆的桌子，还有一个不知道谁摁灭在墙上的烟头印。

我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从我怎么发现她，怎么拦车，怎么垫付医药费，说得口干舌燥。

做笔录的年轻警察一边记，一边时不时抬头看我一眼，眼神里全是“你接着编”。

“姓名？”

“林卫国。”

“工作单位？”

“红星纺织厂，采购科。”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解放路街心花园？”

“我们科长让我去催一批棉纱的款子。”

“那你为什么要去招惹一个孕妇？你认识她吗？”

“我不认识！我看她快生了，躺在地上没人管！”我忍不住提高了声音。

“你吼什么！”年长的警察敲了敲桌子，“我们查了，你说的那个李秀梅，确实是刚被送到妇幼保健院，也确实是要生了。但她丈夫赵建军一口咬定，就是你图谋不轨。”

“他那是血口喷人！他老婆在里面生孩子，他急疯了，逮谁咬谁！”我气得发抖。

“那他怎么不咬别人，偏偏咬你？”年轻警察反问。

我被噎住了。

是啊，他怎么偏偏就咬我？

因为我“太好心”了？

因为我一个陌生人，又是垫钱又是跑腿？

在这个人与人之间充满戒备的年代，我的热心，本身就是一种不正常。

审讯陷入了僵局。

他们不信我，我无法自证。

我就那么在审讯室里坐着，从下午一直坐到天黑。

肚子饿得咕咕叫，心里又凉得像冰窖。

我爸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一辈子没跟派出所打过交道，要是知道我被当成人贩子抓起来了，我妈非得急出心脏病不可。

晚上九点多，审讯室的门开了。

年长的警察走了进来，脸色比之前缓和了一些。

“行了，你可以走了。”他说。

我愣了一下，“搞清楚了？”

“李秀梅生了个儿子，母子平安。她醒过来之后，跟我们说清楚了，是你救了她。”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感觉全身的骨头都软了。

“那……那个赵建军呢？他得给我道歉！”我站起来，咬着牙说。

警察看了我一眼，眼神有点复杂：“他老婆孩子都没事，他现在高兴还来不及呢。再说了，他也是护妻心切，一时糊涂，你就当自己做了件好事，别计较了。”

别计较了？

我被他当成人贩子，差点挨揍，被几十人围观，在派出所坐了半天冷板凳，担惊受怕，名誉扫地，就换来一句“别计较了”？

“他凭什么不计较？他污蔑我！这是诽谤！”

“行了小同志，”警察的语气又变得不耐烦起来，“我们还得出现场呢，没工夫跟你在这耗。赶紧回家吧，以后遇事多长个心眼。”

说完，他就把我推出了门。

我站在派出所门口，夜风吹过来，有点凉。

我掏了掏口袋，那一百二十块钱的货款，连同我自己的十几块零钱，都用来垫付医药费了，收据还在派出所。

我身无分文，连坐公交车的钱都没有。

从城西的派出所，到城东的家，我走了将近两个小时。

脚底板磨出了水泡，每走一步都钻心地疼。

可这点疼，跟心里的憋屈比起来，什么都不算。

回到家，我妈看我脸色不对，裤子上还有血，吓坏了。

我撒了个谎，说是不小心摔了一跤，蹭破了皮。

那一晚，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赵建军那张狰狞的脸，路人指指点点的眼神，警察怀疑的目光，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

我救了一个人，却感觉自己像个罪犯。

这个世界，的操蛋。

第二天，我去厂里上班。

刚进办公室，就感觉气氛不对。

平时跟我有说有笑的同事，都低着头，假装在忙，眼神却偷偷往我这边瞟。

科长把我叫进了他的小办公室。

他给我泡了杯茶，开场白绕了半天，中心思想就一个：小林啊，年轻人有干劲是好事，但也要注意影响。昨天派出所都给厂里保卫科打电话核实情况了。

我这才知道，这事儿已经传遍了。

版本更是离谱。

有人说我调戏妇女被人家丈夫抓了现行。

有人说我参与了什么拐卖团伙，被警察盯上了。

最温和的版本，也是我“多管闲事，惹了一身骚”。

我试图解释，但没人真的想听。

他们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那个版本。

“清者自清。”科长老气横秋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了，以后注意点。”

我还能说什么？

我只能把所有的委屈和愤怒，都咽回肚子里。

那笔我垫付的医药费，我没脸去跟厂里报销，更不可能去找赵建军要。

我不想再看见那张脸。

我吃了半个月的咸菜馒头，才把那一百多块钱的窟窿补上。

这件事，像一根刺，深深地扎进了我的生活。

年底评先进，本来有我的名额，后来没下文了。

科里有个去上海学习的机会，也给了别人。

我变得沉默寡言，不再像以前那样咋咋呼呼。

路上看见有老人摔倒，我第一反应是绕着走。

我心里那团火，好像被一盆冰水，彻底浇灭了。

我学会了保护自己。

代价是变得冷漠。

98年，国企改制，我们厂效益越来越差，最后搞了一刀切的下岗。

我也在名单里。

拿着几千块的买断工龄钱，我站在厂门口，看着“红星纺-织厂”那几个褪色的红字，心里一片茫然。

那几年，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

我摆过地摊，卖袜子；蹬过三轮，送货；去建筑队干过小工，一天下来，累得骨头都快散架了。

有一次在工地上，一个工友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腿摔断了，躺在地上呻吟。

工头和周围的人都慌了，手足无措。

我看着他痛苦的脸，96年那个夏天的下午，又一次浮现在我眼前。

我犹豫了。

真的，我犹豫了足足有半分钟。

最后，还是人性里那点没死绝的东西占了上风。

我指挥着大家，找来木板做了个简易担架，打了车，把他送到了医院。

又是垫钱，又是跑腿。

幸运的是，这次他的家人赶到后，对着我千恩万谢。

可我心里，却一点高兴不起来。

我只是觉得累。

后来，我遇到了我老婆，陈婧。

她是个护士，善良，通透，不嫌我穷，不嫌我没本事。

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几乎一无所有。

婚后，我跟朋友凑钱，开了个小小的五金店。

因为我肯吃苦，人也还算机灵，生意慢慢有了起色。

再后来，我一个以前在医院认识的朋友，看我做得不错，建议我转行做医疗器械。

他说，这个行业有前景，也算是个积德的买卖。

积德。

我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笑了。

笑得有点苦涩。

但我还是转行了。

也许是骨子里，我还是想做点“好事”吧，哪怕这种好事，是建立在商业规则之上的。

我的公司，从一个小门脸，慢慢做成了一个在省内小有名气的代理商。

我买了房，买了车，有了自己的孩子。

生活就像一条河，推着你不断向前。

96年的那件事，被我埋在了记忆的最深处。

我很少跟人提起，包括我老婆。

那是我心里的一个疤，揭开来，还是会疼。

我以为，这辈子，我都不会再和赵建军、李秀梅这两个名字有任何交集。

我以为，那段屈辱的记忆，会随着时间，慢慢风化，消失。

直到2016年。

那一年，我刚好四十岁。

公司已经走上正轨，儿子也上了初中，一切都显得安稳而平静。

那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看报表，秘书敲门进来说，有位先生找我，没有预约，但说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让他进来吧。”我说。

门开了，走进来一个男人。

五十多岁的样子，头发花白，背有点驼，脸上布满了风霜的褶子。

他穿着一件不合身的、洗得发旧的夹克，神情很局促，也很憔悴。

我不认识他。

“您是？”我站起身，客气地问。

他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半天，才发出声音。

“林……林老板，您还记得我吗？”

他的声音沙哑，带着一种奇怪的口音，但我总觉得有点耳熟。

“对不起，我们认识？”

“二十年前……96年夏天……妇幼保健院……”他每说一个词，都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我的心，猛地一沉。

像有一块大石头，从万丈悬崖上，直直地坠入了深潭。

我的脑子里“轰”的一声，所有的血液，似乎都在那一瞬间凝固了。

二十年。

整整二十年。

我以为我忘了，其实我一个细节都没忘。

我记得那个闷热的下午，记得那辆黄色的“面的”，记得走廊里浓重的来苏水味，记得他揪着我领子时，那张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

赵建军。

他竟然还敢来找我。

我脸上的客气和微笑，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重新坐回老板椅上，身体向后靠，用一种冰冷的、审视的目光看着他。

“哦，是你啊。”我的声音里不带一丝温度，“稀客。找我有什么事？”

我的冷漠，让他更加局促不安。

他搓着手，站在我办公桌前，像个等待审判的犯人。

“林老板……我……我是来给您道歉的。”

道歉？

我差点笑出声来。

二十年了。

一句道歉，就想抹平一切？

“用不着。”我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你要是没别的事，就请回吧。我这里很忙。”

我下了逐客令。

他没有动。

他看着我，眼圈慢慢红了。

“林老板，我知道，我当年不是人，我混蛋，我对不起你。”他声音开始哽咽，“这些年，我没有一天心里是安生的。我老婆……秀梅她，临走前都还在念叨，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李秀梅……死了？

我心里震了一下。

那个在地上痛苦呻吟的女人，那个紧紧抓着我胳膊的女人，已经不在了。

一种说不出的复杂情绪涌了上来。

“她什么时候没的？”我问，声音不自觉地放缓了一些。

“三年前，肝癌。”赵建军低下头，声音里满是悲伤，“她走的时候，让我一定要找到你，当面给你磕个头，求你原谅。”

我沉默了。

人死为大。

对一个已经逝去的人，我再也说不出什么狠话。

“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我叹了口气，语气里多了一丝疲惫，“你今天来，不光是为了道歉吧？”

我太了解这种人了。

如果不是走投无路，他绝不会拉下这张老脸，来找一个被他羞辱过的人。

果然，他“噗通”一声，毫无征兆地，跪在了我面前。

我吓了一跳，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

“你干什么！起来！”

“林老板，我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儿子！”他趴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

那哭声，凄厉，绝望，像一头走投无路的野兽。

我看着跪在我面前，哭得像个孩子的这个男人，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作何反应。

儿子？

他的儿子，就是二十年前那个下午，在妇幼保健院出生的那个孩子。

“你儿子怎么了？”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

他一边哭，一边断断续续地讲述。

他儿子叫赵阳，今年刚好二十岁，在读大学。

半年前，赵阳突然持续高烧，浑身无力，身上还出现了很多出血点。

到医院一查，确诊了。

是再生障碍性贫血。

一种非常凶险的血液病，骨髓造血功能衰竭，唯一的根治办法，就是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

也就是，骨髓移植。

他和我，配型都失败了。

在中华骨髓库里，也迟迟找不到合适的配对。

赵阳的病情越来越重，只能靠输血和药物维持。

医生说，再找不到合适的供体，孩子可能就撑不了多久了。

我静静地听着，心里五味杂陈。

一个鲜活的生命，正在凋零。

这无疑是个悲剧。

可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找我，有什么用？”我问，“我又不是医生，我也没办法给你儿子找骨髓。”

赵建军抬起头，满是泪水的脸上，带着一丝疯狂的希望。

“有用！林老板，有用！”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化验单，递给我。

“前几天，医院那边想了个办法，通过我们当年住院的档案，查到了您。他们说，当年您给我老婆垫付医药费的时候，留下了姓名和工作单位……他们想，您当年接触过我老婆的羊水和血液，从遗传学角度，有没有……有没有可能……”

他的话说得语无伦次，但我听懂了。

医院的推测很大胆，甚至有点天方夜谭。

他们想让我去做个配型。

因为二十年前那场意外的接触，因为我救了他们母子。

命运，开了一个如此荒诞，又如此残酷的玩笑。

那个被我从人贩子手里“解救”出来的孩子，二十年后，需要我用自己的骨髓去救他的命。

而他的父亲，那个曾经指着我鼻子骂我是人贩子的男人，此刻，正跪在我的脚下，苦苦哀求。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很想笑。

这他妈算什么？

报应吗？

还是老天爷嫌我的生活太无聊，特意安排的一出黑色幽默剧？

“林老板，求求您了！”赵建军抱着我的腿，鼻涕眼泪蹭了我一裤子，“我知道我不是东西，我猪狗不如！您打我，骂我，怎么出气都行！只要您肯去医院做个配型，只要您肯救我儿子，我给您当牛做马，我这条老命给您都行！”

我甩开他的手，后退了两步。

我的心很乱。

乱成一团麻。

一部分的我，感到一种近乎变态的快感。

你看，赵建军，你也有今天。

你当年不是挺横吗？你不是挺能吗？现在怎么像条狗一样跪在我面前？

这就是你当年污蔑我的代价。

但另一部分的我，却无论如何也硬不起心肠。

那是一条人命。

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

他什么都没做错。

他的出生，甚至和我还有那么一点点关系。

如果我不去，他可能会死。

如果我去，并且配型成功了，我救的，是我这辈子最恨的人的儿子。

我该怎么办？

“你先起来。”我的声音很干涩，“这件事，我需要时间考虑。”

“林老板……”

“你再跪着，我现在就让你滚出去！”我厉声喝道。

他被我吓住了，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我从桌上拿了纸巾递给他。

“把你儿子的病历和联系方式留下，回去等我消息。”

他颤抖着手，从一个破旧的布包里，掏出一大叠病历和化验单。

我没看。

我只是把我的手机号写在一张便签上，递给他。

“有结果了，我会联系你。”

他拿着那张小小的便签，像是拿着一道救命的圣旨，对我千恩万谢，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办公室的门关上，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

我瘫坐在椅子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我点上一支烟，烟雾缭绕中，赵建军那张苍老而绝望的脸，和我记忆里那张年轻而狂暴的脸，重叠在了一起。

二十年。

时间到底改变了什么？

它磨平了他的棱角，也磨平了我的愤怒吗？

并没有。

当他跪下的那一刻，我积压了二十年的屈辱和怨恨，像火山一样喷发了出来。

我甚至想，就这样看着他绝望，看着他的儿子在病床上慢慢死去。

那才叫报应。

可是，赵阳呢？

那个孩子呢？

我闭上眼，仿佛能看到一个苍白的年轻人，躺在病床上，呼吸微弱。

他的生命，和我连在了一起。

以一种我从未想象过的方式。

那天晚上，我回了家，破天荒地没有加班。

我老婆陈婧看我脸色不对，关切地问我怎么了。

我犹豫了很久，把今天下午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

包括二十年前，那件我从未对她详细说起过的往事。

陈婧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

等我说完，她沉默了很久。

“老公，你受委屈了。”她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温暖。

就这么一句话，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二十年了，这是我第一次，把所有的细节，所有的感受，都倾诉出来。

“那你……打算怎么办？”她轻声问。

“我不知道。”我烦躁地抓了抓头发，“陈婧，你说我是不是很坏？我看到他跪在我面前，我心里竟然觉得很痛快。我甚至想，这就是他的报应。”

“不，你不坏。”陈婧摇了摇头，“你只是个被伤害过的人。你有权利愤怒，有权利恨他。换做是我，我也一样。”

她顿了顿，继续说：“但是，卫国，我们想一想。救人，和原谅他，是两件事。”

我愣住了。

“你可以去救那个孩子，因为你是个善良的人，因为那是一条生命。但这不代表，你就必须原谅他的父亲。”

“你可以一辈子都不原谅他，这是他欠你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他的错，就眼睁睁看着一个无辜的孩子死去。”

“你想想我们的儿子。如果有一天，他也遇到了这样的事，我们该有多绝望？”

我老婆的话，像一把钥匙，慢慢打开了我心里那个死结。

是啊。

救赵阳，不是为了赵建军。

是为了那个素未谋面的年轻人。

是为了我自己的良心。

是为了二十年前，那个顶着大太阳，毫不犹豫扶起陌生孕妇的，二十二岁的林卫国。

我不能让今天的我，去否定当年的我。

那一晚，我想了很多。

我想起了我下岗后蹬三轮的日子，想起了在工地上挥汗如雨的日子，想起了我和陈婧一穷二白结婚时的情景。

生活待我不薄。

它虽然给了我伤疤，但也给了我愈合的能力，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给了我重新站起来的力量。

和这些相比，过去的那些屈辱，似乎也没那么重要了。

第二天，我给赵建军打了电话。

电话那头，他的声音紧张得发抖。

“林……林老板？”

“明天上午九点，你带上赵阳的所有资料，到省立医院血液科找我。”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沉默。

然后，是压抑不住的、剧烈的哭声。

“谢谢……谢谢您林老板……您的大恩大德……”

“别谢我。”我打断他，“我不是为你，我是为那个孩子。还有，我只是同意去做配型，结果怎么样，谁也说不准。”

挂了电话，我给省立医院血液科的一个老朋友打了电话，安排了这件事。

第二天，我在医院见到了赵阳。

他比我想象的还要虚弱，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纸，嘴唇干裂，眼窝深陷。

他躺在病床上，看见我进来，挣扎着想坐起来。

“别动。”我按住他，“躺好。”

赵建军跟在我身后，一脸的谄媚和讨好，不停地给我倒水，拿水果。

我没理他。

我看着赵阳。

这个年轻人的眉眼之间，隐约有几分李秀梅的影子。

“叔叔……谢谢您。”赵阳的声音很微弱，但很清晰。

“先别说这些。”我看着他，“你爸……把当年的事都告诉你了？”

赵阳的眼神黯淡了一下，他点了点头。

“我爸他……对不起您。”

“那是我们上一辈的事。”我说，“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养病，别的什么都别想。”

抽血，化验，等待。

等待结果的那几天，我心里出奇的平静。

我尽力了。

剩下的，就交给天意吧。

一周后，结果出来了。

高分辨配型，十个点位，全相合。

我是那个“唯一”。

当我拿到化验单的时候，连我的医生朋友都惊叹不已，说这在非血缘关系里，简直是奇迹。

奇迹？

我苦笑了一下。

这孽缘，还真是够深的。

赵建军拿到结果后，又要给我下跪，被我一把拽住了。

“我说了，别来这套。”我冷冷地看着他，“现在，我们可以谈谈条件了。”

他愣住了。

“林老板，您说！只要我能办到，什么都行！您要钱？我……我家里的房子可以卖了，还有这些年攒的一点积蓄……”

“我不要你的钱。”我打断他，“我的钱，比你多得多。”

“那您要……”

“我要你，做一件事。”

我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等赵阳手术成功，身体康复之后，你带着他，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二十年前，解放路的那个街心花园。”

赵建军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你带着他，站在当年你老婆躺过的那个地方，把二十年前发生的所有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他。”

“告诉他，你是怎么不分青红皂白，指着一个救了他妈妈和他的人，骂他是人贩子。”

“告诉他，这个人因为你的污蔑，被带进派出所，被同事议论，被领导冷落，心里那道坎，二十年都没过去。”

“我要你告诉他，做错了事，是要付出代价的。一句轻飘飘的对不起，不够。二十年的时间，也不够。”

“我要让你的儿子知道，他的命，是他父亲用尊严换回来的。”

赵建军浑身都在发抖，他看着我，嘴唇翕动，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眼里的，是深深的羞愧，和恐惧。

“你做得到吗？”我问。

他沉默了很久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会拒绝。

最后，他像是被抽干了所有力气一样，重重地点了点头。

“我……做到。”

捐献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和痛苦。

连续几天注射动员剂，骨头酸胀得像是要裂开。

正式采集那天，我在病床上躺了四个小时，血液从一侧手臂抽出，通过机器分离出造血干细胞，再从另一侧手臂输回体内。

我看着那袋淡黄色的、被称作“生命火种”的液体，被护士小心翼翼地拿走，送去无菌仓。

送去赵阳的身体里。

那一刻，我心里 strangely calm。

没有报复的快感，也没有救赎的圣光。

我只是觉得，一件拖了二十年的事，终于要画上一个句号了。

手术很成功。

赵阳的身体，没有出现严重的排异反应。

他的各项指标，一天天在好转。

我在医院休养了一个星期，就回家了。

赵建-军每天都给我发短信，汇报赵阳的情况，言辞卑微到了尘埃里。

我很少回。

一个月后，赵阳出仓了。

又过了一个月，他康复出院。

出院那天，赵建军给我打了电话，问我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说，就今天下午吧。

还是那个解放路。

还是那个街心花园。

二十年过去，这里已经大变样了。

老旧的冬青矮墙，变成了精致的铁艺栅栏。

原本坑洼不平的泥地，铺上了光滑的鹅卵石。

只有那几棵老槐树，依然枝繁叶茂，在夏日的午后，投下斑驳的树影。

我到的时候，赵建军和赵阳已经等在那里了。

赵阳的身体还很虚弱，但精神好了很多，脸上也有了血色。

他穿着干净的白T恤，牛仔裤，像所有这个年纪的男孩子一样，带着一点青涩和拘谨。

赵建军比上次我见他时，显得更老了。

他站在那里，局促不安，像个等待老师发落的小学生。

“林叔叔。”赵阳先开了口，对我深深鞠了一躬。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我的目光，投向了赵建军。

赵建军的脸，涨成了猪肝色。

他看了看自己的儿子，又看了看我，嘴唇哆嗦着，似乎在做着剧烈的思想斗争。

赵阳看出了他父亲的窘迫，轻声说：“爸，说吧。这是你欠林叔叔的，也是我们欠他的。”

赵建军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再睁开时，他仿佛下定了某种决心。

他走到一棵老槐树下，指着一块空地。

“阳阳，二十年前，就是在这里。”

他的声音不大，甚至有些沙哑，但在安静的午后，却异常清晰。

他开始讲。

讲那个炎热的下午，讲他怎么接到邻居的电话，心急火燎地从批发市场赶去医院。

讲他怎么在走廊里，看到一个浑身是血的年轻人，和护士争吵。

讲他是如何因为恐慌和愤怒，失去了理智，把那个年轻人当成了人贩子。

他讲得非常详细，没有一丝一毫的隐瞒和辩解。

包括他是怎么揪住我的领子，怎么骂我，怎么对警察撒谎。

赵阳静静地听着，脸色越来越白。

他的拳头，不知不觉地握紧了。

我站在一旁，像一个局外人，冷眼看着这场迟到了二十年的“审判”。

我的心里，没有波澜。

真的，一点都没有。

当这些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好像已经不在乎了。

那些曾经让我辗转反侧、愤恨不已的画面，此刻听起来，就像是在听一个与我无关的故事。

“……后来，你妈妈醒了，跟警察解释清楚了。警察放了他，还‘教育’他，让他以后别多管闲事。”

“我当时……我当时看到你，看到你妈妈没事，高兴坏了，就把这件事……忘了。”

“我甚至……甚至都没想过，要去跟他道个歉。”

“我就是个混蛋，阳阳。是个自私、懦弱、不分好歹的混蛋。”

赵建军讲完了。

他转过身，看着我，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眼泪流了满脸。

他没有再下跪。

他只是弯下腰，对着我，深深地，深深地鞠了一躬。

九十度。

很长时间，都没有直起来。

“林老板……对不起。”

阳光透过槐树的叶子，洒在他花白的头发上，金黄金黄的。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眼前这个男人，很可怜。

被生活压弯了腰，被悔恨折磨了半生。

我也很可怜。

为了一个早已不重要的公道，跟自己较了二十年的劲。

“起来吧。”我说。

我的声音很平静。

他慢慢直起身。

我走到赵阳面前。

“你爸，不是个好人。”我说，“但他是个好父亲。”

“为了你，他可以连脸都不要。所以，你要好好活着。活得比谁都好。”

“这样，才对得起你妈，对得起他，也对得起我身上抽出去的那几百毫升干细胞。”

赵阳的眼眶红了，他重重地点了点头。

“林叔叔，我记住了。”

我没再说什么。

我转身，离开了那个街心花园。

我没有回头。

我知道，从今天起，我和赵建军一家，不会再有任何交集了。

恩怨，两清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

我的手机响了，是陈婧打来的。

“老公，回家吃饭了。”

“好，马上就回。”

我挂了电话，加快了脚步。

家的方向，灯火温暖。

二十年前，我走在回家的路上，觉得前路一片黑暗。

二十年后，我依然走在回家的路上，心里却从未有过的敞亮。

我没有原谅赵建军。

我只是，原谅了二十年前那个，满心委屈、无处申诉的自己。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