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严打时期，哪3个高干子弟被公开枪毙？一人是开国上将之子

1983年8月的一天深夜，北京东城一所简朴的会议室灯火通明。公安部汇总的数字摆在桌面，全国刑事案件呈抬头趋势，持刀抢劫、流窜强奸频发。会上，负责同志只说了一句话：“不能再拖了。”随后，“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的指令飞速传往各省市，持续三年的全国性严打正式拉开帷幕。

那是改革早期的中国，经济体制刚松绑，某些人却把 nascent 的市场活力当成了钻空子的机会。一夜暴富的传闻搅动人心，社会风气骤然浮躁。普通百姓渴望安稳，却也最怕看到那些自带“父辈光环”的人仗势欺人。严打的铁拳因此被赋予两层期待：刹住一般犯罪，更要粉碎“特权神话”。

短短数月，全国法院开庭次数激增，层层筛查的卷宗里竟出现了几份特殊档案——三位高干子弟涉嫌强奸、诈骗、故意伤害，且案情恶劣。档案纸张上盖着鲜红印章：重点办案。人们议论纷纷：“真会被判死吗？”答案很快揭晓。

第一个被推上法庭的是哈尔滨籍的陈东平。资料显示，他出生于1953年，父亲陈再道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之一。少年时，他在哈军工读预科，原本前途宽阔，却因逃课、偷窃军用设备被勒令退学。1971年被送去北大荒农场劳动改造，三年后回城，靠父亲旧部的关照进了河南外贸系统。局里的老职工回忆：“这孩子走路抬着下巴，没人敢管。”1983年至1984年，他以“帮安排工作”为饵，骗取单身女青年来访，再实施性侵，受害者多达二十余人。庭审时，检察官念到案情细节，旁听席上有人愤怒拍椅。1984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死刑。宣判后，陈东平低声说了一句“给父亲丢人了”，然后被押赴刑场。

上海的秋天，弄堂梧桐叶噼啪落地。1984年9月，一辆警车驶离提篮桥监狱，车内坐的是陈小蒙。他的父亲陈其五，早年在新四军宣传系统颇有名气，晚年重回上海任市宣传部副部长。陈小蒙与弟弟陈冰郎自恃“陈副部长的崽”，夜游舞厅、流连招待所。警方统计，两兄弟参与轮奸、寻衅滋事十余起。抓捕当夜，陈小蒙被堵在一家出租房，他嚣张地朝民警喊：“知道我爸是谁吗？”负责押解的老刑警回答：“法律只认你自己。”审判过程中，他拒不悔改，甚至威胁证人。主犯与从犯一线之隔，判决书写明：“情节特别严重，影响极为恶劣。”枪声响起那天，黄浦江雾色正浓，旁观群众沉默良久才散去。弟弟因认罪态度好，获刑二十年。

第三桩案件拖到1986年才尘埃落定，涉案人胡晓阳。他的养父胡立教曾任人民银行行长、河南省委副书记，调上海任第二书记时，胡晓阳随母入沪。胡家待客一向客气，邻居却说：“那孩子从小口袋里揣把刀。”十七岁便结交社会闲杂人员，靠“我爸是胡书记”混吃混喝，后染指毒品走私。严打期间，上海警方重新梳理积案，锁定胡晓阳涉嫌强奸、走私、重伤他人三项重罪。1986年4月，他被捕。庭审现场，人群里有人窃语：“会不会给他留条命？”法官用木槌给了答案。按照当时“罪行累加”原则，他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临行前，值班武警问他遗言，他吐出两个字：“活该。”

值得一提的是，三起判决公布后，社会舆论并未出现同情，反倒对法治权威产生强烈信任感。《解放军报》评论称，严打并非“运动式报复”，而是要让“任何人都不能凌驾法律之上”。对干部家庭而言，这无疑是一记警钟。很多省份随后启动“干部家属普法班”，重申“教育子女，责无旁贷”。

高干子弟被判死刑，固然引人震动，背后的制度建设更值得关注。自1984年起，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实现数据联网，命案卷宗必须48小时内移送；判决死刑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恢复终审核准权，避免地方随意；内部监督组首次向社会发布电话，鼓励群众举报“吃人情案”。这些做法后来写入各类司法解释，为九十年代的司法改革奠定基础。

有人统计，1983—1986年，全国共审结刑事案件近两百万起，重刑率约占总量百分之七，其中对高干子弟执行死刑者寥寥数人，却在民心中掀起巨浪。普通工人张师傅曾对记者说：“他们有后台都得死，我们更敢举报坏人了。”一句朴素的话，道出了严打带来的心理效应：特权神话土崩瓦解，法律才可能真正立得住。

陈再道、陈其五、胡立教三位老干部，在案件宣判后均公开表态支持判决。陈再道接受采访时仅说：“家事不上纲，也不上杆。”冷峻的态度里，却透出那个年代老革命对纪律的绝对服从。这种鲜明立场，既维护了子女罪责与父辈功勋的界限，也让“人情请托”无处下口。

三年严打已成过去，但当年那三声枪响仍被频频提起。它们告诉世人：身份可以带来起点，却无法当作护身符；法律的尺度，如同钢尺，不会因为姓名而弯折。今天回看八十年代中国的法治起步，那段严峻而决绝的岁月无疑是一块重要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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