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鲜为人知的乳母，借高利贷到天津看他，两人见面后抱头痛哭

1920年3月的一天清晨，津浦铁路天津站雾气弥漫。月台边，一个头发花白的农村妇人紧攥布兜，神情焦急。她叫蒋江氏，乡邻都喊“蒋妈妈”。两天前，她在淮安典当簪子、再向放债人借下二十元洋才凑够路费，只为见一眼在南开忙得脚不点地的周恩来。借高利贷，对一个务农兼做针线活的妇人来说，几乎等同割肉。但她还是来了，心里只有一句话：“大鸾如今多大了？饿不饿？瘦没瘦？”

火车进站。车门刚开，一个身形颀长的青年疾步跑来。他穿深灰学生装，额头微汗。两三步冲到蒋妈妈身前，声音哑得发颤：“蒋妈妈！”妇人先是怔住，随即张开双臂。那一刻，人群散开，老太太和青年紧紧相拥，谁都没说话，眼泪却止不住往下掉。有人侧目，有人低声议论，可蒋江氏只是拍着周恩来的背，像拍小时候哄睡的娃。

短短几分钟，周恩来已红了眼圈。他顾不上擦泪，扶蒋妈妈回到租住的小屋，一边倒热水，一边絮叨：“路上颠簸，脚肿没肿？”蒋妈妈乐呵呵摇头：“我好着哩，就是想你。”这句质朴话，像一记闷拳打在周恩来心口。十多年来，南来北往，多少人给他贴过“风云人物”的标签，唯有这位乳母，依旧把他当当年那个爬在地上学走路的“大鸾”。

时间拨回1900年春。淮安府河道纵横，周家宅院却因一纸祭祀习俗掩不住衰败气息。那一年，周恩来生母和父亲的小弟弟相继染病。为给弟弟“冲喜”，周家将周恩来过继给小叔，又紧急雇来能喂奶的蒋江氏。她刚满二十五岁，家里贫穷，丈夫靠给人缝衣裳度日。为了两口子和两个娃，她含泪把自家幼子断奶，跑到周府当乳娘。

蒋江氏没念过一天私塾，却懂“人心换人心”。她喂奶，洗尿布，也端茶给屋里长辈。闲时带大鸾到运河边翻土种瓜。她教孩子辨野菜，教他拣柴火。大鸾常跟着她，裤脚沾泥巴，嘴里却哼着儿歌。周府里有人嘲笑“少爷跟下人混成一团”，可拗不过孩子依赖，便由他去。

1908年，变故接踵而至。生母万氏与嗣母陈氏先后因病辞世，10岁的周恩来被迫挑起家计。蒋江氏见状，把自家挣的几吊铜钱都贴进伙食，又从菜地里摘菜拿到集上卖。周家欠账越来越多，债主隔三差五敲门，她常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弟躲在后院静静等——怕他们听见大人的咆哮。周恩来日后谈起少年“管账、典当、周旋亲族”的经历，总会轻声补一句：“若没蒋妈妈，扛不下去。”

1913年，堂伯父把周恩来带到沈阳，随后又转到天津。临别前夜，蒋江氏刚办完13岁女儿的丧事，眼泪未干，又埋头给孩子赶做棉衣。天快亮时，她把棉衣交到周恩来手里：“别冻着。”说完转身进灶屋，不敢再看。周恩来扶着门框，两秒后追进来，跪在地上磕头。屋子黑得看不清表情，只听见压低的啜泣声。谁也没再多讲，天明便启程。

东北新式学堂开放、辩论、实验室的光怪陆离，把周恩来的世界撕开一道口子。可越走越远，他越记得家中三位母亲的坟、记得石板巷口的苦菜香。每逢生母忌日，他在宿舍点豆油灯，摊开陈氏留下的诗稿，一字一句默读。读到伤心处，会拈起笔圈圈点点，空白处写上“蒋妈妈近况如何”。

1919年“五四”浪潮席卷北方，南开学生会忙得昏天暗地。周恩来常带同志夜访工棚、散发传单。每次回校，他都会把零碎铜板放进抽屉，准备寄回老家。信里写：“淮安米价可好？若不够用，再信我。”落款仍是小时候乳名“大鸾”。信封投出，他又钻进昏黄煤油灯下的讨论会。

1920年这次见面，蒋江氏在天津待了五天。周恩来白天忙运动，夜里回到小屋，一盏马灯，两人并肩坐。青年轻声讲“国家大势”，讲“巴黎和会的辱约”。蒋江氏听不大懂，但见他神情坚定，便点头：“只要你心里有数，妈就放心。”离津前，周恩来托四伯父买船票，又塞了几十元洋。蒋江氏推辞：“我身上还能转借。”周恩来摇头：“这钱不贵——利息免了。”

彼此笑了笑，眼里却又雾气升腾。送到码头，汽笛响起，周恩来站在岸边。蒋江氏伸手挥，又放下，再挥，直至船渐小成灰点。那年她46岁。22年后，1942年冬，她病逝乡间。消息辗转传到重庆，周恩来沉默很久，只交代秘书：“备一笔钱，寄回淮安，为老人家立碑。”

建国后，政务繁重，他仍托地方干部四处找蒋家后人，始终无果。关于蒋江氏的线索，却在淮安老县志里留了几行字：某年某月，周氏乳母病卒，乡邻称其“义慈”。细细算来，倘若没有这位“义慈”，周恩来少年或许就被封建债务压垮；若他早被压垮，中国革命又会少一位举足轻重的总理。历史常在不起眼处埋线，蒋江氏便是那根被岁月风沙几乎掩埋，却依然牢牢牵动一个时代的细线。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