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邓小平舅舅去世，县委请示丧礼标准，邓小平回复三句话

1989年11月15日破晓时分，广安的雾还没散，县委门口一只老式传真机亮起红灯，卷纸缓缓吐出三行字：“知道了。规格够高了。不要送什么了。”落款——邓小平。读到的人先是一怔，随即对视，无声地把纸递给值班书记。

三句话，二十个字，把县里原本准备的厚厚方案、一长串慰问名单瞬间冻结。有人小声嘀咕：“咱是不是该再核实一下？”书记摆摆手，只说：“这是他老人家定的，照办。”

县里为什么如此紧张？逝者淡以兴并非普通老人，他是邓小平的亲舅舅，比外甥仅大两岁。两人在乡间同吃同睡过一个童年，情分深，却又各自被时代洪流裹挟，聚少离多。

1906年前后，四川广安龙安场常能见到两个半大小子，一个叫“贤娃子”，一个叫“以兴”。外人很难分辨他们是舅甥。淡以兴年纪略长，常护着外甥；邓小平身子伶俐，也不甘示弱。乡亲打趣：“这对娃娃走到哪都绑在一条藤上。”

1919年春，邓小平决定赴重庆，又转去法国勤工俭学。临行那天，淡以兴在老井旁塞给外甥一小包辣椒面，“到了洋场，也别忘了这口味。”谁也没想到，这一别竟跨过了烽火与硝烟，长达三十一个年头。

1950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淡以兴带着继嫂夏伯根，辗转抵重庆寻亲。晚饭刚过，他醉醺醺闯进邓小平宿舍，“贤娃子，当了大官就不认人啦？”一句嗓门大的拷问，让屋里空气瞬间凝固。邓小平放下文件，喊了声“舅舅”。淡以兴酒意顿消，两人坐到深夜，从母亲淡氏说到在法国寄不出的家书，尴尬、心酸、喜悦一股脑涌上来。夏伯根在旁抹泪，邓小平当即决定把她接到北京奉养。

进入六十年代末，邓小平经历数次沉浮，消息远在乡里的淡以兴一听，顿时卧床不起。1970年春，他拄着竹杖到屠宰场想买点肉补身。排队的人忽然认出他身份，屠夫放下刀，大嗓门问：“邓大人的舅舅要买肉，大家有意见没得？”排队的人齐声说“没得！”淡以兴只掏出一元，执意只拿一斤。屠夫把多出的肉塞给他：“哪天再补钱。”老人接过肉，泪落得不管不顾。这一幕在场的人至今念叨。

改革开放后，淡以兴在老宅种菜、养鸡，衣着仍旧布衫草鞋，说起外甥，只有一句话：“忙他的国事，好。”1989年秋，他因心脏病住进县医院。医生劝转成都，他摆手：“花那份钱干啥？”11月14日晚十点，生命停在病房。县里电话请示北京：丧礼规格怎么定？

于是有了那张传真。三句话，没有客套，没有官话，却有规矩、有深意。第一句“知道了”，说明亲情已了然于心；第二句“规格够高了”，肯定地方对普通公民的礼遇；第三句“不要送什么了”，明白要求节制。有意思的是，这样的指令让基层干部一下找到准星——一切从简，不造声势。

追悼会选在镇文化礼堂，挽联只有黑底白字“悼淡以兴同志”。花圈七个，均为本家亲友所送，县里领导站在后排，没致长篇悼词，只默哀三分钟。棺木抬出时，下起细雨，送葬队伍默默行进至公墓，土坯封顶，完事不过半日。

有人不解：“毕竟是国家领导人的至亲，这样会不会太素？”一位老干部回答干脆：“淡老一生俭朴，按他外甥要求办事，比什么都体面。”不久，卓琳寄来二十元抚恤金，并附上一张简短留言：“遵舅愿，请勿张扬。”信封摊在桌上，薄得几乎可以透光，却重若千钧。

从1906年的稚童嬉戏，到1989年的低调安葬，舅甥两人经历帝制崩塌、军阀混战、抗战烽火、建国风云。这段关系并未因地位变化而走样，也未因血缘远近而夸张。邓小平用二十个字给出了答案：亲人有亲人的情义，干部有干部的规矩，国家领袖更需带头守纪。如今谈起那场小小的葬礼，本地老人常感叹：“家风，最见分量的，就在细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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