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案发，蒋介石大开杀戒，有9名国民党中将遇害，分别都有谁

1950年6月10号天刚亮，台北青岛东路3号那地方，看守所的铁门“咣当”一声就拉开了，吴石、陈宝仓、聂曦、朱枫四个人被带出来，直接往马场町刑场去，吴石身上还是那件洗得都发白了的将校呢军服，肩章早给撕了，就剩下点线印子，他头抬得老高上了车，跟车上的人讲，人死了，精神头还在，枪一响，血都溅到那片甘蔗田里，台北的天看着更阴沉了，没过几天，蒋介石在阳明山别墅看那个《吴石案通报》，拿起红笔刷刷刷画了三道，批了四个字，“杀一儆百”，整个岛上气氛一下就紧张起来了，专门对着中将级别大官的清洗就这么开始了，一直到1951年底，前前后后有九个中将被弄倒，差不多四十天就有一个人倒在马场町或者新店溪边上。

头一个就是周伟龙，交通警察第一总局的局长，1949年2月让他带人去奉化给蒋介石当警卫，他倒好，把那些残破不堪的第一、第二总队给派过去了，自己个儿待在衡阳跟程潜联系，结果保密局的人直接在衡阳火车站台上把他给按住了，身上搜出来一封给中共华中局的密信，1950年6月，跟着吴石他们一批被处理了，那年他五十三。

再一个是李玉堂，黄埔一期的，当过第十绥靖区司令官，1949年底他带着三十二军退到海南岛，他老婆陈伯兰还有内弟陈石清早就接了中共华南局的任务，准备在战场上反水，结果到了1950年12月，一个被策反过又变卦的连长，在台北大街上认出了潜伏在三十二军的交通员李刚，这线索一下就摸到了李玉堂身上，1951年2月，李玉堂就因为“通敌叛变”被枪决了，走之前写下了一句，“我死不足惜，可惜十万弟兄无归路”。

还有个李楚瀛，广东人，原来是第七绥靖区的副司令，打过台儿庄战役，1949年在广州偷偷帮着民主人士往北边走，被自己人给举报了，1950年11月，跟李玉堂同一天被抓，让他写“悔过书”他硬是不写，到了1951年3月，人被绑到新店溪的沙洲上，身上挨了七枪。

接着是韩汉英，以前联勤总部的副司令，管军需的，他把美国援助的那些武器弹药的单子，全拍成了微缩胶卷，想办法从香港送去北京，1951年1月，保密局的人在基隆码头查到一个铝盒子，里面就是胶卷，那盒子盖上有个暗锁，刻着“HC”，就是韩汉英名字的缩写，三天后他正在台北宾馆吃饭呢，人就被带走了，半年后枪决，家里抄出来的财产就四两金条，跟吴石一样，清贫得很。

第五个是陈言廉，福建人，原来是台湾防卫总部的副参谋长，他偷偷联系自己的老部下，想把台中的一个炮兵团给拉到大陆那边去，1951年5月，他们的联络电台被测向车给找到了位置，陈言廉在雾峰的山沟里被抓，那些特务拿铁丝穿透他的锁骨，就这么押回了台北，7月份执行了枪决，那年他四十九岁。

还有装甲兵副司令赵霞，之前带兵驻扎在嘉义，他把M24霞飞坦克的火力配置图，直接塞进了坦克的炮膛里，找了个出海训练的机会，交给了中共的海上交通船，1951年8月，赵霞在高雄左营军港被骗着抓了，9月份就枪决，身上中了三枪人还站着不倒，血都流满了靴子。

第七个，吴鹤予，宪兵司令部的副司令，管着台北的卫戍，1949年底，他把“总统府”警卫的布防图，夹在一本《曾文正公家书》里送了出去，到了1951年10月，卖书的老板被抓，把线索给供出来了，吴鹤予在宪兵司令部的办公室里，被自己的同事给按倒了，11月就被枪决，家里人去收尸的时候，发现他嘴里还咬着半张没嚼烂的密写纸。

第八个，何日华，海军第二军区司令官，广东中山人，他把左营军港水雷的布置图拍了照，塞到雪茄里头，借口去香港看病给转交了出去，1951年12月，他人才刚回到台北，立马就被扣了，1952年1月枪决，五十六岁，成了这九个人里头最后一个走的。

这九个中将，平均年龄五十一岁，都是黄埔、保定或者陆军大学出来的，一辈子打过的仗加起来上百次，拿过的勋章八十多个，蒋介石在官邸里跟蒋经国说，不杀，军心稳不住，杀，历史的笔就像铁一样硬，话是这么说，他还是下了命令，对外一律就说是“贪污”或者“通敌”，免得有人说他“冤杀功臣”，行刑都选在天亮前，刑场周围拉满了铁丝网，不让老百姓看，可马场町那片甘蔗田还是被血染红了，第二年开春，那块地疯长出来一片红色的野草，台北的老百姓私底下都管那叫“将军草”。

时间一晃到了2009年6月10号，吴石的骨灰回到了北京，葬在了福田公墓，陈宝仓、聂曦、朱枫的遗发也放在了一起，墓碑后面刻着几句话，“惊涛孤岛，虎穴丹心，血洒宝岛，魂归故乡”，当年那些保密局的档案，现在也都解密了，九个中将的名字就那么并排躺在发黄的纸上，就像九把断了的剑，也不出声，就那么提醒着后来的人，海峡的风，曾经吹灭过九颗将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