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年毛岸青病重，中央给予副总理待遇，逝世后五六千群众自发送别

1976年9月，中南海灯火通明，中央机关里为毛主席守灵的名单一遍遍修改。细心的人发现，名字里始终缺少了一个重要的人：毛岸青。警卫询问原因时，只得到一句低声嘱咐：“孩子身子弱，别让他来。”没人再追问，毕竟谁都知道，毛主席唯一在世的儿子，二十多年前就被顽疾困扰。此后不久，关于他健康的传闻不时传出，但直到2007年春天，世人方才真正意识到那位“隐身人”已走到生命尽头。

把时间拨回到1931年。上海孤岛，阴雨不断，兄弟俩躲在法租界一处简陋阁楼里，柜子里只剩半块发硬的面包。董健吾撤离后，十四岁的毛岸青与哥哥毛岸英靠打零工维生。一次深夜，英国巡捕粗暴盘查，警棍猛击岸青后脑。那一击伤到了神经。此后，他常常头痛欲裂，整夜难眠。医生给出的判断简单冷酷：后遗症可能伴随终生。

1936年，张学良在西安下令护送，一列西伯利亚列车载着兄弟俩驶向莫斯科。远离战火，岸青接受系统治疗，同时修习俄语。几年下来，他说俄语就像说家乡话。“要学得像滴水不漏。”他常如此提醒自己。1945年底，卫校教授检查后觉得奇怪：这位中国青年的大脑在影像上仍见疤痕，可阅读能力、记忆力却出奇好。有人感慨：“命真硬。”他笑了笑，一句话没回。

1947年夏，岸青随贺子珍和妹妹李敏回到哈尔滨。身份保密，化名杨永寿。土改队里没人知道他是谁，只知道这个年轻翻译蹲在村头写材料，一写就是一整夜。北满初秋寒风凛冽，他常用厚围巾缠着脑袋，挡疼。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毛主席在香山听取情况汇报时随口问：“永寿到哪里了？”直到此刻，周总理才将人接到城里。父子久别重逢，没有拥抱，只有一句再朴素不过的问话：“头痛缓些了吗？”“缓了。”岸青答。对话极短，却被在场的秘书记下。那一刻，毛主席神情放松了几秒。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宣传部急缺俄文人才。部长直接拍板：“让杨永寿来。”岸青接受任务，办公室小窗常年透着灯光。他翻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列宁文选导读》等陆续印行，印数超过百万册，他却不往书口写署名。有人劝他：“放上名字，多好。”他只是挥手：“别添麻烦。”

1950年11月25日凌晨，朝鲜前线。空袭警报骤响，志愿军司令部被炸。哥哥毛岸英牺牲。周总理怕主席伤心，一拖再拖才告知。更晚一步的，是岸青。得知噩耗那天，午夜，他在北京西直门铁路桥下踱步到天亮，回到宿舍晕倒。高烧四十度，神经性头痛复发。随后，他被送往苏联疗养三年。医生建议少用脑，他却把疗养院当图书馆，从德文到保加利亚文，一本本笔记写满边角。

1960年代初，岸青调回北京，参与《马恩全集》中文版校勘。座位靠近暖气片，他却常被冻得发抖，医生说是脑伤后导致的末梢循环差，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每日八小时审读。偶尔犯晕，同事递水，他轻声道谢再埋头。

多年后，“文革”风云乍起。有关毛家子女的流言四起，岸青没有辩解，依旧往返于办公室和简朴家居之间。1971年，他与邵华结婚，小两口搬进干休所旧楼。生活简单：一张桌，两把椅，墙上一幅母亲杨开慧的照片。夜深人静，岸青常盯着那张照片，仿佛在与母亲默谈。

进入80年代，他的病情起伏频繁。每次高烧，神经痛伴随抽搐，但手里铅笔从未松。中央编译局给他专设一间安静屋，门牌不写名字，只写“资料室”。邵华曾打趣：“外人以为这里堆文件，其实是堆你。”岸青笑而不答。

1993年后，他几乎不再出席公众活动，只偶尔回韶山、长沙板仓。站在母亲墓前，他会掏手帕抹泪，然后低声说：“妈，岸英先来了，我也会来的。”旁人听到，不忍打扰。

2007年初春，天气忽冷忽热，岸青病情骤转。主管医生建议特护，中央办公厅当天就开会，决定按副总理级别配备医疗班子。301医院心内、神经、重症三线一并联动。3月17日凌晨，脑电图波形突然下降。邵华握住他的手，轻轻问：“要不要再坚持？”他微微摇头，声音极轻：“我想去妈妈那儿。”这句呢喃成为他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

4月2日清晨，八宝山革命公墓外聚起上千人，最前排夹杂着白发工人、解放军老兵、北大青年。安保人员一度紧张，群众却自发排起长队，没有高声哭喊，只是静静鞠躬。邵华步出灵堂，一位老铁路工紧握她手：“同志放心。”这一幕令在场干部红了眼眶。

下午三点，骨灰盒安放完毕。编号记录里只有“毛岸青同志，享年85岁”。墓碑按照本人申请，不刻职务，只刻两行小字：“母亲之侧，长眠。”不远处，松柏环绕，风声掠过，轻而稳。

一年后，邵华因病离世，与岸青合葬。有关他的一生，没有丰碑式传奇，也没有战场刀光。留下的是十余部译稿、几百万字批注，以及那句被同事翻看无数次的备注：“凡事求真，不求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