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晓梦，王进杰，何晓贝：中国企业“一带一路”出海的成功经验、挑战与政策期待

题记：本文为北大国发院研究员杜晓梦，王进杰，何晓贝合作的文章《中国企业“一带一路”出海的成功经验、挑战与政策期待》，收录于《共享与发展：中国与全球南方》一书。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程显著加快，尤其在对外投资领域，企业数量和投资金额持续增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尤其是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及经济合作，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然而，随着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不断深入，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复杂。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时，除了要面对不同国家市场环境的差异，还必须克服文化冲突、法律风险、人才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为了更好地总结过去十年中国企业“出海”的经验和面临的挑战，并为未来“一带一路”阶段的出海模式提供指导，本课题组对97家出海企业进行了深入访谈调研。调研对象涵盖央国企、民营企业等多种类型企业，并覆盖了多个行业，包括制造业、信息技术、消费品等领域，旨在归纳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具体困难。研究还展望了“一带一路”新阶段中国企业出海的模式和方向，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为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持续成功提供借鉴，并为政府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

一、中国企业出海大趋势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步伐不断加快，企业数量与投资金额持续增长。2023年底，中国共有3.1万家境内企业在国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8万家，分布在全球189个国家（地区），境外企业资产总额接近9万亿美元。[1]同时，中国境内涉及到海外业务的企业已经高达9.6万家。[2]到2024年，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全球合作网络不断拓展[3]。中国企业通过这一倡议，积极走出国门，将技术、产品和服务带到“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为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2021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实现历史性突破，以1537亿美元的规模首次位居全球首位，较上年增长幅度达12.3%。从全球份额视角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比从2012年的6.3%逐年攀升，至2020年已占据全球总量的五分之一（20.2%），这一增长轨迹显著体现了中国在全球资本流动格局中的驱动作用。[4]以东盟地区为例，制造业仍然是中国企业最主要的投资领域，占总投资的32.4%。随着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向智能化和绿色化转型，制造业引领着中国企业在东盟各国的投资持续提升。紧随其后的是批发和零售业，占投资额的17%，体现了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市场，尤其是在跨境电商等领域的强大竞争力（见表一）。此外，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信息传输与技术服务业等领域的投资也呈现快速增长，特别是在高科技和服务业的国际化发展上，中国企业的布局愈加广泛。再以非洲为例，中国在非洲的投资也逐年增加，虽然流量不大，2023年仅占总投资流量的2.2%，但是同比增速是“一带一路”区域中最快的（118.8%）。[5]

表一：2023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主要行业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3

在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中，投资方式的选择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绿地投资和海外并购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主要投资方式，占比分别为46.4%和32.3%（图一）。绿地投资，即直接在海外建立新的生产或服务设施，不仅帮助中国企业在当地扎根，而且在多个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投资方式通常需要企业在目标市场进行长期的战略布局，并且能够控制更大程度的业务运营，确保符合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对技术、品牌和市场控制的需求。与此同时，海外并购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程。海外并购成为了企业扩展海外市场份额、获取先进技术和知名品牌资源的重要途径。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单纯依赖新建项目的绿地投资已无法完全满足企业全球扩张的速度需求。通过并购，中国企业不仅能够迅速获取所需的市场份额，还能利用并购对象的资源和品牌优势，提升自身的全球竞争力。此外，海外并购还能有效避开某些市场进入壁垒，特别是在一些需要较高技术或品牌影响力的行业中，收购当地知名企业往往是迅速切入市场并增强竞争力的捷径。除了绿地投资和并购外，持有海外股份或金融产品的投资方式也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比达16.5%。通过购买海外企业的股份或金融产品，中国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和风险参与全球经济中许多新兴行业和市场的机会，尤其是在科技、金融、消费品等领域。这种投资方式不仅能帮助企业多元化其海外投资组合，还能够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中的资源获取能力。尽管该投资方式的占比较小，但表明，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进程中已经开始逐渐通过资本市场实现更为灵活和高效的扩张。

图一：企业对外投资主要方式

数据来源：中国贸促会《2023年度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

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的主体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以国有企业为主逐步转向私营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后者已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力军。到2023年底，私营企业的数量达到10,672家，占比为34.7%（见表二）。在企业投资存量方面，2006年国有企业占比高达81%，但到了2023年，国有企业的占比已降至52.2%。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国有企业的投资占比从2006年的19%激增至2023年的47.8%，几乎与国有企业的投资存量占比持平（见图二）。这一变化反映了中国民营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快速扩展，尤其是在消费品、电子商务和高科技领域。

表二：2023年中国境内投资者注册类型分布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3

图二：2006-2023年中国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投资存量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3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使得国际市场竞争愈发激烈，但企业的出海意愿仍持续高涨。根据中国贸促会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48.6%的企业持乐观态度（图三），支持对外投资的企业比例也从2021年的22.8%上升至2023年的49.1%（见图四）。报告还显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成为企业对外投资的首选地，选择比例为66.9%，欧盟紧随其后，占比为10.8%。基于中国企业对出海持积极乐观态度，未来很有可能将有更多企业走向“一带一路”国家，进一步加大国际化步伐。

图三：企业对未来投资前景的预测

来源：中国贸促会《2023年度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

图四：新发展格局下企业对外投资（可能）意向变化

来源：中国贸促会《2023年度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

中国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不仅要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环境，还需要克服文化差异、法律法规、当地人才问题以及资金等方面的困难。如何在全球化进程中持续创新、提高管理水平并加强风险控制，成为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因此，尽管中国企业的“出海”步伐越来越快，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大，但通过不断加强自身的竞争力、提升创新能力、培养国际化人才，并有效利用“一带一路”政策，企业可以在全球经济中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推动中国经济在全球的持续增长和国际化发展。随着中国对外投资逐渐进入成熟阶段，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

为了全面探讨中国企业的海外经验，课题组从2024年6月之2024年12月共选取了97家企业作为调研对象。[6]这些企业涵盖了不同行业，包括制造业、信息技术、消费品、服务业等领域。选择这些企业的原因是，它们在进入海外市场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涵盖了从大型国有企业到中小型私营企业的不同类型和规模。调研对象还包括一些新兴创业型企业，它们代表了中国经济的创新力量，尤其是在高科技和互联网领域。通过对这些企业的访谈，我们从多个维度分析中国企业“出海”的成功模式和面临的具体困难。访谈对象主要是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尤其是负责国际化战略、海外市场拓展及运营管理的负责人。访谈围绕企业出海的动因、面临的挑战、应对策略、成功经验与教训，以及在海外市场的成果展开讨论。除了企业访谈外，本研究还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通过收集并分析一些典型中国企业的出海案例，进一步补充访谈数据。为了使数据更加完整和准确，本研究还利用相关的二手数据，包括政府发布的报告、行业研究分析、企业年报和公共数据等。

通过对中国企业出海的深入研究，不仅可以总结出成功的商业模式，还可以为其他企业提供借鉴，避免其在海外市场上可能遭遇的风险与挑战。这一研究对于加速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推动企业全球化进程中的政策环境优化具有现实意义，帮助中国企业在全球经济中取得更加稳固的地位。

二、成功经验和成果

中国企业正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到全球经济中，通过海外投资和运营，不断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尽管不同行业和出海模式的企业成功的经验和成就各有不同，但他们都提到了一些共性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具有强而完备的产业链，发挥从基建、到硬件、软件再到服务的全产业链能力，易取得较大的竞争优势。“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展现了中国具备强而完备的全产业链能力。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显著提升了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绩效。例如，中欧班列的开通不仅促进了贸易流通，还增强了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互联互通（Li，Wei and Peng，2024）。其次，中国完整的产业分类和规模经济也使得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中国的数字经济基础和创新制造技术推动了其产业结构升级，进一步巩固了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Li，et al 2023）。相比之下，欧美厂商竞争对手的全产业链能力并不完整，而面向国家级大工程来说，甲方更愿意选择产业链能力完整的中国企业。例如，沙特要建设的Neom新城，斥巨资（4000万美元）聘请欧美咨询公司做建设规划。对方最后提交了40页咨询报告，但与交付完全脱节，导致无法实施。目前更多的规划和实施工作已经交由中国公司执行。中国企业在生产要素保障、产业支撑体系和产业优化创新能力等方面显示出的竞争优势，确保了中国在一带一路全产业链上的竞争力。

第二，中国企业的商业信誉高，几乎不违约，同时产品技术好、交付能力强。与欧美等竞争对手随意放弃项目、做了规划咨询但与交付差距甚大等行为相比，中国企业的商业信誉在甲方心目中与日俱增。这来自于中国企业先进的产品和强大的交付能力。正如一位央国企项目经理所说，“承诺了就要做到，即使项目亏损也要保质保量完成交付”。很多企业在刚落地前几个项目时，由于经验不足、忽视文化因素等可能会导致项目亏损，但大部分中国企业仍然克服困难，高质量地完成项目交付，给业主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为未来的项目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凭借商业信誉度，顺利接下新的需求，在当地迅速站稳脚跟。另一方面，欧美竞争对手产品标准化，服务态度强势，不做定制开发，而中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磨练出灵活的交付能力，能够根据甲方的需求调整自身产品和服务，这也是越来越多业主国家客户选择中国企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三，寻找有合适资源的当地企业，通过合资的方式落地企业，进行业务的拓展。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央国企，都提到市场开拓期，企业独立来到一个新的国家单打独斗是很难生存的，而如果能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合作伙伴，已联合入股的形式成立一个当地企业，开展业务则会顺畅地多。例如，阿里云与沙特电信公司和易达资本成立合资公司，沙特云计算公司，通过当地合作伙伴整合政府企业资源，业务开展顺利。阿里在中东开拓业务，以云服务为抓手，将电子商务、支付和物流等服务一并带入沙特，建立起体系化的服务能力和全平台资源。由于沙特对于数据主权的要求比较严格，很难将相关项目交给外国公司，因此，合资公司很好地应对了当地政府的诉求。

第四，中国企业普遍具有较高的成本优势，并善于带资进场，主动帮助业主解决资金问题。无论是产品、技术还是人力，中国企业都具备较大的成本优势，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成本优势在未来有下降的趋势。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成本的优势在递减，印度、巴基斯坦等竞争国家的企业成本正在逐渐低于中国企业。未来的竞争更多集中在技术和硬实力上，由于成本带来的利润空间在不断缩小，人力需求高的项目我们反而越来越没有优势。这也意味着“一带一路”出海需要转型，寻找新的方向而不是一味地凭借成本优势了。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援助政策、第三方贷款和信保背书等有利条件，中国企业往往能够帮助甲方运作出启动资金，以缓解甲方短期没有支付能力的问题。例如，通过跨境工程款保理融资来帮助承包商企业获得资金，这种模式可以减轻业主的负担，同时增加项目的风险（苏萌等，2020）。这非常受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和企业欢迎，搞定启动资金也成为了中国企业做“一带一路”项目的必备技能。

第五，本土人才与本地化人才相结合，优秀的属地化运营模式。完全从国内调配人员的成本过于高昂，而完全依托本地人管理和专业技能又不能完全适配，只有将本土人才与属地人才巧妙融合的运营模式才能更适应“一带一路”国家的发展情况。通常来说，大部分中国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派驻中国人，而初级岗位则以当地人为主，一方面促进了当地就业，另一方面节省了成本。值得注意的是，出于对当地文化习俗、宗教信仰等考虑，往往会采用两套制度来管理不同的人员，而不会按国内的工作效率和产出去要求当地人。同时，优秀的中国企业还会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团建活动等提高员工对公司的凝聚力。一位央国企的人力资源领导表示，公司本地招募的员工在企业的工作年限大幅高于其之前的几份工作，充分印证了中国企业对当地人的吸引力。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外投资案例中，如恒逸石化、HBIS集团和华新水泥等，均通过技术先进性和卓越管理实现成功，并强调了本地化运营的重要性，包括培训和招聘当地员工（中金研究院，2023）。

三、困难和挑战

中国迎来企业出海浪潮是前所未有的，它不仅体现在数量上的增长，更体现在质量上的提升。然而，新一轮出海企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克服一些挑战，这不仅需要中国企业对全球化机遇的敏锐把握，更需要中国政府对企业国际化的有力支持。大部分企业提到的困难与挑战包含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际局势瞬息万变所带来的政治风险、人身安全的挑战。大部分企业表示政治风险是其在做国别选择的时候重点考虑因素。然而，由于一带一路国家政治不确定性较大，国家比较动荡，政府高层的更迭不仅使得业务和投资没有足够的保障，一旦人员变更可能推翻之前的谈判结果；另一方面，政治风险带来的人身安全、恐怖袭击等问题也阻碍了其业务在当地的正常拓展。例如巴基斯坦的爆炸案导致中方几名工程师身亡，带来了较大的社会影响，促使一些中国公司收缩了对巴业务战略。事实上，外交风险对于中国企业扩展一带一路业务的决策至关重要。有企业表示，和某国政府洽谈火力发电项目，接近成功之际，当地政府受到美国的影响，签了协议不能做火电站，之前谈的所有项目自动作废，全部停掉了。另有企业表示，双边政府关系对于中国企业海外业务影响很大，在对华不友好的国家，中国企业几乎接不到政府项目，公然被歧视拿不到任何标的。由此可见，建立和当地政府正常的沟通机制，对于中国企业出海来说至关重要。

第二，法律法规和税务合规的复杂度高，挑战大。不同国家法律体系差异巨大，企业难以适应。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和法规有很大差异，企业需要适应当地的法律环境并确保合规。已有研究指出，“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跨越不同国家的法律环境，企业必须遵循国际标准和各国法律，以避免法律制裁或监管处罚（王巧荣，2023）。例如，欧盟的数据保护法规（GDPR）对企业的数据处理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欧洲对隐私法不同于国内的惯性思维，有较突出的差异点。参考GDPR在欧盟范围的判罚案例，其中占比最高的就是企业缺乏保障信息安全的技术和组织措施，尤其当出现数据泄露时，若收到用户投诉并且未能及时采取应有的基本措施，企业将很容易受到处罚。事实上，世界各国的文化差异使出海企业需要适应不同国家对待隐私保护的态度，例如中西方对于未成年人保护的差异，中东国家由于宗教文化的影响，内容管理的机制与多数国家都不一样。同时，出海企业面临高合规风险、强管制和严格制裁。许多国家对外资企业的并购和市场行为进行严格的反垄断审查。例如，美国和欧盟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企业的并购活动进行严格监管。一些国家对环保要求严格，企业在进行跨国投资时需要遵守当地的环境保护法规。这可能增加项目的成本和复杂性。各国的贸易政策和制裁措施可能对企业的运营产生重大影响。例如，美国对华为等中国企业实施了严厉的出口管制和制裁。调研发现，属地国往往存在对中国投资企业“双标”和“区别对待”的问题。接近40%的访谈中国企业反馈，他们都曾经经历过被无端查税和追税，对于变动和随机的税收政策深深感无奈，且与税收相关的腐败和乱用职权的问题非常严重，让中国企业苦不堪言。最后，出海企业面临较高的贸易保护相关政策风险。伴随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各国的贸易保护政策层出不穷，中美竞争导致美方意与中方“脱钩断链”，对中国企业进行无理由打压，部分出口至美国和欧洲的中国商品经常会遭遇贸易审查、反倾销反垄断调查，影响中国出海企业正常经营。出海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贸易保护主义和监管挑战，这些贸易保护政策都加剧了中国企业出海的风险。

第三，出海企业融资难，资金回流受阻。中国企业在海外融资面临较高的借贷成本。海外市场融资成本高，主要是由于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大，以及企业在海外缺乏信用记录和抵押物所致。根据《2023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在境外融资成本上升、境内融资成本优势凸显的情况下，境内对境外关联公司提供的贷款净流出744亿美元，较2022年增长9%。境外融资成本上升也导致关联企业债务偿还增多。研究组的调研发现，出于对企业盈利能力的考量和偿还能力风险的控制，东道国银行、金融机构对中小型中资企业授信额度审批更加严苛。据《海外中资企业余东道国员工综合调查》结果显示，许多中小型企业因企业规模和融资信息缺失而不得不暂缓融资计划或寻求其他不适合自身的融资渠道，承担了难以预估的资金风险。此外，中国企业在海外融资渠道受限。研究组访谈发现，一些国家的银行、金融机构偏向于国内企业的资金申请，忽视中资企业的融资诉求。而国内金融机构和银行也没有合适的金融服务。相关研究也发现，中资企业出海开展投资，现有融资渠道较为单一，以各种形式的贷款为主，直接融资量很小。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企业在海外盈利后资金汇款到国内受阻。研究组访谈发现，超过一半的公司表示，除了严格的金融监管和复杂的审批流程，有些国家还不允许企业的利润汇款到国内。如在埃塞，赞比亚，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明确规定盈利要留在投资国，需要缴纳高昂的资本利得税（25%-35%）才能将盈利带回本国。另外有一些国家的外汇储备有限，没有足够的美元支付时，不得不采取用实物（如芝麻、钢铁、牛肉等）低买高卖的方式进行结算，也给中国出海企业造成了较大的麻烦和经营风险。

第四，忽视文化差异可能带来较大的文化冲突，出海企业面临较大的跨文化管理挑战。《全球人力资源报告》的调研数据显示，87%的企业管理者认为文化管理很重要，54%认为非常重要。2022 年 TikTok 英国部门的大规模离职事件正是因为中国企业忽略了当地员工不提倡加班的工作模式，发表了和当地劳动法相悖的产假言论导致公司对当地员工的管理失能，从而在文化上受到了海外员工的排斥。我们访谈的企业普遍反馈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外籍员工不了解中国文化，这种文化差异导致沟通障碍、误解甚至冲突，这不仅影响团队协作，对企业的国际形象和业务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外籍员工不了解这些文化特点，时常发生与中方同事或客户的互动中造成不必要的尴尬或冒犯。很多企业表示，在海外市场中未能有效实现本地化管理，导致与当地市场和社会的融合度低，影响了业务的可持续发展。Atlas & HR flag《2023企业出海白皮书》的研究也显示，海外人才的本地化运营是中国企业出海进程中的主要人才招聘挑战之一。中国出海企业在进行国际化经营时，往往面临着是否培训本地员工的抉择。超过65%的受访企业主反映，他们对于投资培训本地员工持谨慎态度，主要原因企业担心在培训上的投资无法得到相应的回报，特别是当培训后的员工很快离职时，企业会感觉投资打了水漂。

第五，人才短缺是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长期发展问题。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拓展中面临着严重的人才短缺问题。由于中国外派员工成本逐年上升，中方人员长期驻外意愿降低，国内人才供给难度增加。我们采访的出海企业中，超过一半的企业反馈，他们在海外经营过程中，受限于高层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的缺乏，使得企业难以在海外市场中有效运营和竞争。OCEES数据也显示，超过六成出海企业认为很难招聘到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在东南亚和非洲国家尤为突出。另外，对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言，中国出海企业面临着缺少技术工人的困境。我们对184家海外制造业企业的问卷数据显示，接近50%的企业面临着生产线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并有企业表示，懂业务、懂语言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缺乏，而人才的短缺也造成了中国企业竞争力的降低。

第六，中国企业内部的无序竞争带来利润空间的压缩。中资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后，缺乏差异化竞争优势，导致它们主要依靠价格手段来争夺市场份额。由于企业缺乏对国际商业规则和当地法律法规的充分了解，导致在竞争中采取了不符合国际惯例的手段，如过度降低价格以赢得合同。同时，受短期利益和业绩考核的驱动，忽视了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和品牌建设。调研结果显示，所有受访企业普遍感受到行业内部竞争加剧和恶意降价行为日益严重。在肯尼亚和肯尼亚，我们了解到数家中资企业在铁路、公路等项目的竞标中，频繁通过降低价格来赢得项目。恶意降价不仅会带来交付质量低下的问题，严重时还会导致国际声誉的受损。

第七，中国出海企业品牌与ESG意识淡漠。企业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许多中国企业过去主要关注快速扩张、盈利和市场份额，而对于ESG领域的关注较少。这种优先级往往意味着企业将资源集中在经济效益和规模扩展上，忽视了在海外投资和运营过程中对属地国家可能产生的环境、社会责任以及治理问题，这就造成了中国企业的短期投资目标与当地政府的长期发展规划不一致。当中国企业忽视与当地人民、社区、工会和政府的关系时，就会造成公共关系的压力，从而导致项目缺乏支持、企业声誉扫地，严重时还会引起外交事故。ESG理念在中国的发展相对较晚，尽管近年来ESG意识有所增强，但整体上中国企业的ESG标准和实践水平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还有差距。中国的企业文化中，很多企业仍然以成本控制和盈利最大化为核心目标，ESG的概念并没有完全融入企业战略和运营管理中。因此，在走向海外市场时，这种缺乏ESG意识的文化也被带到了新的市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应建立一个既符合国际规则又具有中国特色的ESG体系。这一体系需要在宗旨、目标和行动等方面与“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共建原则相一致（史巍娜，2023）。通过这种方式，企业不仅能够满足国际市场的高标准要求，还能展示其独特的文化和社会责任感，从而提升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力。

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

课题组 著

黄益平 王敏 主编

四、“一带一路”出海新征程和新模式

全球化的趋势正在加速，这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国际化机遇。企业通过海外扩张，能够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其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国内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许多行业增长潜力的饱和，促使更多的中国企业转向国际市场寻求新的增长点。后疫情时代，全球价值链正在重构，这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实现供应链多元化的机会，减少了对单一市场的依赖。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企业出海不仅是为了寻找新的市场，也是为了提高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抗风险能力。同时，随着中国技术的崛起，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新能源技术，将构成下一阶段中国企业“一带一路”出海的新主题。我们总结了中国出海企业下一阶段出海战略的新方向，呈现于此。

第一，数字化技术出海。随着第四次技术革命带来的，以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和云计算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国涌现出新一批技术公司，无论是硬软件产品还是行业应用，都代表了国际最先进的水平。事实上，借助“一带一路”倡议，部分中国企业已经实现了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研究表明，倡议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促进了企业升级（王桂军,卢潇潇，2019）。当前，中国企业在数字化技术方面构建的基础设施优势、技术竞争力和行业应用场景创新将成为一带一路出海下一阶段的新方向之一。其中，以阿里云、微博等为代表的互联网产业已经把数字产业带到了东南亚、中东等地区，初步建立了一定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专注于产业数字化的技术公司，如在智慧城市、公安大数据等领域拥有前进技术的启明星辰、海康威视等公司，帮助一带一路国家建立起围绕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解决方案，对维护其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性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课题组采访的多数在过去几十年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央国企也正在寻求将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解决方案相融合的方式，例如运用协同办公软件将项目管理线上化、流程化，又如利用数据和算法模型提升水泥产出的效率和质量等。相信在未来，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将会出现在更多一带一路出海企业的解决方案中，携新一代信息技术出海将成为新时代中国企业出海的主旋律。

第二，绿色新能源出海。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经历了显著变化。曾经以服装、家具、家电为代表的“老三样”主导着出口市场，如今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成为了新的出口焦点。截至2023年底，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等产品的出口总额同比增长了41.7%，这些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发展为中国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新的竞争优势，推动了对一带一路国家合作的高质量发展。截至2024年6月30日，中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4.4亿辆，其中汽车为3.45亿辆，新能源汽车为2472万辆，占汽车总量的7.18%。纯电动汽车以1813.4万辆的保有量，在新能源汽车中占比高达73.35%。2024年上半年，新注册的新能源汽车数量达到439.7万辆，同比增长39.41%，占新注册汽车总量的41.42%，创下历史新高。[7]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量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图一）。从2018年的104.1万辆增长到2023年的491万辆，增长势头稳定。

2024年1月至7月，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量达到326.2万辆，同比增长11%，显示出汽车出口市场的全面回暖。这一增长趋势不仅反映了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快速增长，也表明了其在出口总量中所占比重的持续提升。尽管2024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比例略有下降，但整体趋势依然稳固，显示中国在全球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

图一：新能源电动汽车出口年度走势

新能源汽车出口增长不仅代表了中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技术突破，也反映出中国企业在全球市场的品牌优势不断增强。通过在生产规模、成本控制、产品多样性和技术性能上的持续优化，中国新能源汽车正在成为国际市场的重要选择。另外，中国企业通过技术创新，降低了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和使用成本，为全球市场的普及提供了可能性。尤其在中东、南美和亚洲等地区，中国新能源汽车以高性价比和完善的售后服务赢得了广泛认可，为这些市场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有力支持。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国际竞争力不仅来自强大的生产能力，还得益于政策引导和技术创新。例如，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性金融保险和双边合作协议，中国企业能够更好地进入新兴市场。同时，在动力电池、智能驾驶和充电设施等领域的技术突破，使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性能和用户体验方面具备了明显优势。

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持续发展正推动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格局的转变。南美洲，尤其是巴西和墨西哥，正在迅速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新出口热点，需求增长迅猛，市场潜力巨大。此外，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正向多个区域拓展，特别是在中东、中亚和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量显著增加。这一多元化的市场战略不仅展示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多样性，也证明了其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尽管对非洲的出口量目前相对较小，但高达161%的增长率预示着中国新能源汽车在该地区的巨大潜力（如图二所示）

图二：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情况

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的快速增长引起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关注和反应。美国将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关税提高至100%，欧盟也实施了“针对性关税”，这些措施都是基于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指责，试图通过贸易限制政策将中国新能源汽车排除在市场之外。面对这样的“逆风”，全球南方国家可能会成为新的增长区域。在赞比亚调研期间，课题组了解到，比亚迪汽车在2024年已经开始在非洲多个国家布局市场。在赞比亚，比亚迪不仅在卢萨卡国际机场和机场高速公路上投放广告，还在富克斯戴尔购物中心设立了首家展厅，并建立了赞比亚首个60千瓦的快速充电站，为电动车车主提供了全新的充电体验。此外，比亚迪还与当地经销商Pilatus集团合作，建立了本地化的销售和服务网络，有效解决了海外售后服务的难题。

第三，服务、运营新模式出海。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企业出海主要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修建了大量的铁路、公路、医院、桥梁等土木工程。其中，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服务，再加上本地没有建立起有运营能力的团队，导致部分的项目建成后即被废弃，或运行不下去。这也成为了一带一路项目中经常被美西方媒体诟病的一个问题。基于对此现象的反思，绝大部分中国出海企业，尤其是央国企开始构建服务+运营的后项目管理模式，不仅要完成项目建设和交付，还要对后续的运营和服务负责。这一方面确保了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建设的项目能够运转起来，真正提高当地人民的福祉，另一方面又可以基于服务和运营带来新增的收入，同时还能使得中国的管理理念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和文化。例如，中材水泥在尼日利亚建立国际产业园，从产业园区选址到招商引资一体化运营，和当地政府合资，政府参股矿山开采，双方共同运营产业园区。

第四，产业链生态组团出海。产业链生态组团出海有两个层面上的含义。首先是垂直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整合能力，联合打单。以往的中国企业出海喜欢单打独斗，但由于势单力薄，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如一家出海民营企业表示，欧美、日韩的竞争对手都是由强大的寡头带着一级、二级供应商一起出海的，如果中国企业单独应战，几乎是毫无胜算。他们在澳大利亚某闸门的供货项目中，正是因为和中国电建联合在一起才一直没被甩开。在这个项目中，只有闸门和启闭机结构件在中国制造，传动系统全部指定欧美品牌，连出厂检验、包装和运输的服务供应商都是TUV/BV、Seven Industry和DSV这样的国际一线企业。由此可见，想在高端市场竞争中取得有利地位，必须要整合产业链上最强大的资源，协同起来，才能发挥全产业链优势。例如，中国建材赞比亚工业园的成功创建，就是产业链生态园模式的成功实践。通过产业生态化布局和一体化经营形成规模效应、优势互补、产业链聚集优势，带动国内产业上下游业务如：矿山开采、装备业务、工程业务、外加剂业务等。另一方面，产业链生态整合也指横向产业链、异业整合出海，形成互补、抱团效应。很多出海企业表示，中国企业在海外很孤独，缺乏配套的银行、学校、餐厅等设施，这也是国人不愿意去海外工作，认为工作环境十分艰苦的核心原因之一。同时，由于缺乏配套的商业服务，也会让当地人民不能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而认为中国企业走向海外就是来赚取收入的，并没有想深耕当地、植根当地、发展当地。相比之下，日本政府在鼓励企业出海时，会给到相应的商业配套企业一定的刺激政策，引导他们在海外日本企业多的地方建立日本商业服务，开设日本学校等，很好地传播了日本文化。这也是未来中国政府和企业可以学习和借鉴的模式。

事实上，一些产业已经在探索全产业链出口的模式。例如，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化正从单一的产品出口向全产业链输出转型。这一模式涵盖基础设施建设、产品服务、维修维护、技术培训以及产业链协同等多个领域，不仅推动了全球绿色产业的发展，也为中国企业在新兴市场的可持续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在非洲等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的地区，中国企业正在通过建立充电站、供应链网络和相关服务中心，为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创造了必要条件。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提升了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的接受度，也为区域内绿色交通的普及打下了坚实基础。

产品服务与维修维护也将大大提升用户体验。在非洲、中亚、中东等新兴市场，中国企业与当地经销商合作，建立本地化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专业的售后支持，包括车辆维修、零部件更换和定期保养等。这种高质量的服务网络显著增强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也提升了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信任度和忠诚度。在输出产品的同时，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还积极参与技术转移和人才培养。通过与当地政府、教育机构和企业合作，中国企业为本地培养了一批新能源汽车相关领域的技术人才，包括工程师、技术员和售后服务人员。这种技能转移不仅有助于提升当地的就业水平，也为构建本地化的绿色交通产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全产业链输出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它能够帮助新兴市场快速建立起涵盖生产、销售、服务、基础设施和技术支持在内的完整绿色交通体系，显著缩短从产业初期布局到全面推广的过渡期，从而为这些市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这种合作模式通过输出先进的电动车技术、完善的充电网络和配套服务，不仅帮助新兴市场解决了技术空白和基础设施不足的问题，还带动了相关产业链的发展，提升了当地就业水平和经济活力。同时，通过打造一站式绿色交通解决方案，中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树立了高效、负责任的品牌形象，显著增强了国际竞争力。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模式让新兴市场切实享受到低碳交通所带来的经济红利和环境改善，例如降低能源依赖、减少碳排放、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等，真正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这种全产业链协同的绿色合作模式，不仅是对全球低碳转型的有力推动，更是中国企业与新兴市场共赢发展的典范。

第五，品牌、ESG和文化出海。一直以来，中国出海企业在当地国家政府和甲方心目中的形象以价格低、务实、效率高为主，以“白牌经营”为主，而没有建立起足够的品牌认知和品牌溢价。由于产品和服务没有差异化，很多中国企业到了海外市场只能竞争价格、卷生产效率。这样的竞争模式随着中国人力成本的攀升将不再适用于未来一带一路的出海模式。更多的企业开始主动提升产品和服务的“新质生产力”，提升技术含量，打造品牌竞争力，讲好中国故事。相比于一阶段的埋头苦干，更多的企业意识到只有建立自己的独特品牌价值，才能与欧美先进服务商在一个水平线上相抗衡，才能在中高端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打造国际能力、国际标准和国际品牌将是中国企业未来出海的重点工作。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重视ESG建设，无论是出于维护和当地人民、社区和政府的关系，还是树立和维护有大国担当的国际形象，更好地融入海外的主流意识形态，提高自身品牌的接受度和认可度，企业将在ESG的投资上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未来中国企业走向一带一路，不仅仅是带先进的生产力出海，更多地是要把东方先进的管理理念、人文精神和文化传播出去，让世界人民更加客观、深入地认识中国、理解中国、认可中国和中国企业。

五、政策期待

中国企业“一带一路”出海新征程离不开强大的祖国的支撑。基于本课题的研究，将绝大部分出海企业的统一政策诉求形成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设立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相似的机构，为出海企业提供国际市场信息、评估各国法律和政治风险、协调中资企业的市场行为、为出海企业提供投资所在国家的公共关系服务等。现有的贸促会的行政色彩太重，无法承担这些职责。建议新机构叫作“中国企业海外服务局”，英文为China Bureau for Overseas Companies (缩写为CBOC)，为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机构除国内的员工之外，要向主要的投资目的地国家派驻人员（JETRO有2000多员工，其中海外800多人）。要最大限度利用现有出海企业长期驻外员工的资源，在他们当中挑选人才充实机构队伍。可以在国内合适的院校设立培训项目，专门培训驻外人员。机构可以承接商业咨询，以补充经费。机构还应协调国内教育资源，在主要投资目的地国家设立中文学校，以稳定企业驻外员工队伍。

第二，政府可通过加强政府间合作、为出海企业提供政策、法律、国别风险咨询服务等方式降低企业出海遇到的法律和合规风险。1）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加强与目标市场国家在法律法规、合规、贸易保护方面的沟通与协调，降低企业出海风险。建议参考美国，出台《海外企业利益保护法》，对出海企业的合法利益进行保护。2）应鼓励相关研究/智库机构建立系统的目的地国别政治和法律风险评估机制，在企业出海前对目标市场的政治、法律环境进行全面评估。3）组织对出海企业进行法律和合规培训，提高其法律意识和合规能力，降低出海企业因缺乏对目的地国政策和法规的了解而导致的法律纠纷、经营风险甚至可能的国际摩擦。4）鼓励企业善用法律法规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企业申诉提供国际法律咨询服务和支持。例如设立“海外法律支持专项基金”，专门用于资助中资企业在海外遇到法律纠纷时的诉讼费用、仲裁费用及其他法律咨询服务。该基金可以通过国家财政拨款、行业协会贡献、以及企业自愿捐款等方式筹集，确保资金来源稳定。同时在使馆等驻外机构成立“国际法律事务中心”，提供一站式法律咨询服务，该中心可以集中法律专家资源，涵盖国际贸易、投资保护、知识产权、劳工法、环境法等多个领域，为企业提供多语言、多领域的法律咨询，确保企业在海外项目运作中遵守当地法律，并在纠纷中能够合法、有效地维护自身权益。另外，为了提高中小型企业的法律支持可及性，政府可以开发在线法律咨询平台，汇集世界各国的法律专家和案例数据库，为海外企业提供远程法律服务。企业可以在线获取法律文件模板、法规信息、以及针对具体问题的法律建议，特别是在项目启动、合同签署、和劳资纠纷等高风险阶段。5）国外政权更迭频繁，但当地民众始终不变，这就像“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因此，政府应践行“资本出海，慈善先行”的理念，通过“花小钱，办大事”普惠社区的慈善行为（如挖水井、安装路灯、捐赠教学工具等），在前期维护良好的社区关系，为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减少企业跨文化经营中与当地民众产生冲突的风险。

第三，政府应通过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拓阔出海企业融资渠道等方式解决出海企业融资难的问题。1）加强与目标市场国际及其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金砖银行、中非发展基金、中国进出口银行等）的沟通和合作，为出海企业争取更多的低成本资金支持，可签订双边贸易金融合作协议，降低出海企业融资门槛。2）增加定向海外投资基金的数量和规模，为更多出海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和融资担保，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现有的中资企业海外投资基金，例如中国-非洲发展基金、中国-拉美产能合作基金等，应进一步扩展其覆盖的行业和领域。除了传统的基础设施、能源、矿业领域，还应关注新兴产业如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医疗健康等。这样不仅能满足企业在全球市场中多元化发展的需求，还能避免部分行业的资金过度集中带来的竞争加剧问题。为进一步扩大基金的支持力度，政府可以定期向这些基金注资，提升基金的总规模。目标是使这些基金能够满足更多企业的融资需求，同时避免因为资金短缺而限制支持力度。具体操作上，可以将基金的规模与企业的需求动态挂钩，定期评估企业的海外投资计划，适时调整基金的规模。3）建议加强出口信用保险的覆盖范围和保障力度，降低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尤其是资金回流风险。具体举措包括开发更多种类的出口信用保险产品，涵盖更多行业和市场，并提供针对特定风险的保险，如政治风险保险、汇率风险保险和项目延误保险；增加出口信用保险的最高赔偿额度，使企业能够在更大规模的投资中获得保障，也可以业的需求和投资规模，灵活调整保险额度；简化申请和理赔流程，提高审批效率，同时提高理赔速度和透明度，确保企业在风险发生后能够迅速获得赔偿。4）推动金融机构进行创新，为出海企业提供更为灵活和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支持企业海外投资和经营。如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作为当地重点支持外贸发展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成立一个3人小组到企业面对面商讨解决方案，在做好充分评估后，为企业发放了1000万元信用贷款，2天内就打到了企业的海外账户上，解决企业出海经营的燃眉之急[8]。

第四，建议通过搭建高层次国际人才交流平台、加强跨文化培训与企业间交流、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属地化人才培养等方式解决海外企业用人难的问题。1）政府可以建立国际人才交流平台，定期举办国际人才交流会议和展会，成立政府牵头的职业教育高校联盟，整合国内职业教育资源有规划性出海，并成为高校与企业的链接桥梁，促进企业与国际人才的直接对接。2）政府可以设立跨文化管理培训项目，为出海企业管理层和员工提供系统的跨文化培训，提高其跨文化沟通和管理能力。为了更好地实现本地化人才培养，中国政府同时应与东道国政府、当地职业院校和技能培训机构展开合作，建立符合当地市场需求的技能认证体系。通过这种合作机制，企业可以将当地员工送往指定的职业院校接受培训，并在培训结束后获得由中方和东道国政府共同认证的技能证书。这不仅提升了当地员工的职业能力，也增强了他们在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有利于企业的长期用工和人才积累。3）为解决本地人才培训的外部性问题，政府应设立专项资金或者补贴政策鼓励企业在海外市场中优先招聘和培养本地人才，提升企业在当地的认同感和竞争力。例如，中国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拨款和国有企业利润抽成的方式，设立“海外本地化人才培养专项基金”。这一基金将专门用于支持中资企业在海外市场中招聘和培训当地员工。资金可以根据企业在不同国家和行业中的实际需求，按比例分配，确保资金用到刀刃上。4）中国政府应通过官方媒体和网络平台，积极宣传中国企业和产品，塑造正面的国际形象。同时，通过舆论引导，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企业的关切和疑虑。在品牌建设与推广方面，政府支持企业参与国际展览、会议等活动，展示中国品牌和创新成果，提高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在质量标准与认证方面，政府可以推动企业遵守国际质量标准，获取国际认证，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国际认可度。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企业创新提供法律保障，保护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合法权益。这些举措将对中国出海企业的海外招聘起到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第五，政府应建立企业竞争行为的协调机制。1）充分发挥驻外使馆经商处协调企业竞争行为的作用，如驻外使馆的经商处可以为国内企业提供关于目标国家市场的详细信息，包括当地的市场准入政策、竞争格局、相关的法律法规等。通过建立和维护与国外政府及行业协会的联系，使馆可以帮助企业避免违反当地法律和不正当竞争的风险，确保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公平竞争。2）需要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机制，支持成立由大型国有和民营企业组成的自律组织，设立行业内部竞争协调委员会，负责调解企业在海外竞标中的恶性竞争，并推动信息共享，协调投标报价，确保企业在竞标中获得充分的市场信息，减少恶意降价的动机。对于那些恶意低价竞争、损害中国企业整体形象的企业，可以建立黑名单制度，限制其参与政府项目或享受政府支持。加强与海外政府和国际机构的合作。3）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与东道国政府和国际开发银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合作，促进对中资企业海外项目的监督和评估。通过第三方监督，保障项目的透明度和公平性，防止恶意降价引发的市场扭曲和长期风险。4）推动“一带一路”项目透明化与规范化，增加对项目竞标、合同履行的监督。制定更高标准的透明度要求，确保各方参与公平竞争，减少恶意降价对项目质量和国际声誉的损害。

第六，建议政府培育中国企业的ESG软实力，与经济技术硬实力相结合，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树立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全面提升中国企业的品牌形象。中国企业在全球扩展过程中，不仅代表经济实力，也代表了国家形象。因此，企业的行为和形象直接影响到中国在国际上的认知。政府可通过举办ESG大赛、建立ESG指数监测等形式鼓励和敦促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和运营时，注重履行社会责任和ESG规范，特别是在环境保护、劳工权益、社会公益等方面，树立负责任的企业形象。这有助于提高企业在海外的认同感和声誉，进而推动中国国家形象的建设。另外，全球化时代，企业是构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行为体，可以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如全球卫生、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是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政府应通过后补贴、奖励等方式，鼓励企业积极参与或主导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树立负责任的国际形象。此外，政府还可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与当地政府的合作，并为企业在当地投资设立专项基金，以支持其进行社区建设和环境保护等项目。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1）Wenqi Li , Qi Li , Ming Chen , Yutong Su and Jianhua Zhu，“Global Value Chains, Digital Economy,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ustainability， 2023, 15, 8003,1-27.

2）Zhengkun Li, Kangzhan Wei and Xiaoyue Peng，“Exploring the Impact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on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ighlights in Business,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V35（2024），65-83.

3）史巍娜. "走出去"企业践行ESG理念的对策建议[J]. 企业文明,2023(4):102-103.

4）苏萌，贾之航，赵哲楠，“智库报告：聚焦一带一路中的法律与实践III”，金杜法律研究院出版（2020）。

5）王桂军,卢潇潇，“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企业升级[J]. 中国工业经济,2019(3):43-61.

6）王巧荣，“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三重动力、内外挑战与路径选择”，国际论坛，2023（5），36-51.

7）中金研究院著，《“一带一路”新十年：宏观、金融与产业趋势》，2023.

注 释

[1]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3》。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9/P020240924747010705167.pdf.

[2] 数据来源：霞光智库(Shine Global), https://www.36kr.com/p/3075205784567557?utm_source=chatgpt.com.

[3] 数据来源：中国，http://www.china.com.cn/opinion2020/2024-05/02/content_117156419.shtml.

[4] 数据来源：UNCTAD，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wir2021_en.pdf.

[5]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3》。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9/P020240924747010705167.pdf.

[6] 通过在线和线下方式，在北京采访了30家有出海业务的企业。在非洲、东南亚等一带一路国家现地调研67家中国出海企业。

[7] 百度有驾：国内新能源车保有量是多少？ https://www.yoojia.com/article/9371430159418639763.html。

[8] 数据来源：人民网http://hn.people.com.cn/n2/2024/0906/c356378-409691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