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留不住人，孙东旭只好走人

这几天大家一直在热议12.6官宣东方甄选的孙东旭辞职的消息，孙东旭是和俞敏洪一道创业的少数几位兄弟之一（其他的还有：徐小平、王强、李笑来、陈向东），他与俞敏洪的关系远远超过他与董宇辉之间关系。当然也远超过他与罗广浩之间的关系。罗广浩只是短暂地在新东方里面做过讲师，在国家出台新培训政策之前就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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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2025年8月22日，一则关于东方甄选前CEO孙东旭“进入休假状态，可能近期离职”的消息，如同平地惊雷，瞬间引爆舆论场。然而，紧随其后的“常规夏季休假，结束后正常返岗”的辟谣，却让这场“离职风波”演变成一出耐人寻味的罗生门。如今坐实离职消息，东方甄选人才再流失，前途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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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东旭辞职的直接导火索自然是董宇辉小作文事件（2023年12月），面对平台里面的黑粉，他当时激情冲动，作出了摆态度的动作（怒摔手机），尽管作出道歉，然而粉丝是不领情的，最后逼得俞敏洪将他从东方甄选行政总裁（CEO）的位置上拿下来。但是他仍然保留顾问的角色，俞敏洪官宣表示鼓励他“未来适当时候回到管理岗位”。

看看下面这张收入单，东旭的跨免职年度收入其实也不算低，达到336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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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他以兼职主播身份重回直播间，并被俞敏洪允许参与幕后自营产品供应链管理。这看似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实则更像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软着陆”与权力平衡的微妙调整。俞敏洪此举，既利用了孙东旭对业务的熟悉和管理经验，又削弱了其在公众面前的中心化权力，试图在“去头部化”的战略转型中，避免因关键人物彻底离职可能带来的更大震荡。

“小作文风波”的余波，远不止于孙东旭的个人沉浮，它对东方甄选的品牌形象和市场信心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冲击。2025年1月21日，东方甄选公布的2025财年中期（2024年6月至11月）业绩报告，用冰冷的数字揭示了这场风波的代价：持续经营业务营收约21.87亿元，同比下降9.32%；更令人警醒的是，公司净亏损高达9650.3万元。若非剥离“与辉同行”带来的影响，实际净利润也仅为3270万元，这与昔日高歌猛进的势头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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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当时达成和解，董宇辉最终还是在去年年初自己出来单干：其个人工作室与辉同行于2024年7月25日完成股权收购，以7658.55万元收购与辉同行100%股权，实现独立运营。要知道，“与辉同行”成立初期为东方甄选全资子公司，但通过股权收购实现独立核算。 ‌

如今，一年多过去，董宇辉不仅完成另立门户，而且成功构建自己的商业帝国。仅仅今年双十一直播活动，10月9日到11日，与辉同行直播间双十一专场累计吸引了近7000万人，销售额超3亿元。董宇辉也是连播了三天，并且直播时间都比预告的延长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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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董宇辉的独立门户是东方甄选的一次人才流失，成立“与辉同行”，其抖音粉丝量迅速超越东方甄选主账号，形成直接竞争。这不仅分流了流量，更带走了核心人才。此前，明星主播顿顿的离职，也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东方甄选能否留住核心人才的担忧。

这些事件都深刻揭示了东方甄选在“去头部化”战略转型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与面临的深层挑战。

而此次孙东旭的离去，再次证实了这一点。孙东旭方面的考虑是：

第一，自己不可能回到东方甄选的核心地位；与其在俞敏洪身边黯淡无光，不如自己发电造光。

第二，出去混未必没有机会，自己的人气还有。

对于新东方不断人才流失的现实，很多人从管理学的角度尤其是人治还是法治的角度对新东方的治理结构进行反思。

甚至有人将俞敏洪与任正非进行对比，一个是人性化的家长式治理，一个是法治式规则化治理。

俞敏洪的性格底色是理想主义的文人气质，他温和、重情义，拥有极强的个人魅力和感染力。他的领导风格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更像是一位“大家长”或“兄长”。

在管理上，俞敏洪强调“用人所长，容忍所短”，注重情感投入和个人成长。这种风格在企业初创期，能够迅速凝聚人心，形成“兄弟连”式的战斗集体。然而，当企业发展壮大，尤其是出现董宇辉这类拥有巨大个人IP的“超级牛人”时，这种基于情感维系的“人治”模式便暴露出其局限性：

情感维系的脆弱性：情感是双向的，一旦情感账户透支或个人发展诉求无法满足，情感纽带极易断裂。

制度的缺位：面对明星员工的巨大影响力，俞敏洪有时不得不采取一种“讨好型”的管理方式，试图以个人魅力和情感来“摆平”矛盾，而非通过一套公正、透明、可预期的制度来解决问题。这使得公司在处理核心人才的价值分配和权力分配时，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

任正非则展现出军人作风和强烈的危机意识。他的领导风格是“法治”与“铁腕”的结合，以目标和结果为导向，强调集体奋斗和理性管理。

任正非深知，“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化才能生生不息”。他将个人意志转化为组织意志，通过《华为基本法》这一纲领性文件，为华为的管理奠定了坚实的“法治”基石。

•理性与非人格化：任正非认为，“人才不是华为的核心竞争力，对人才的管理能力才是”。他将对人才的关注点从“人”转移到“管理能力”和“制度”上，实现了管理的“非人格化”。

•集体主义与奋斗者文化：华为强调“狼性”文化和“奋斗者”文化，将个人英雄主义融入到集体奋斗的洪流中。任正非是统帅，但华为的成功是集体智慧和制度的胜利。

这些分析是非常到位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一个直播公司或者说一个服务业为主导的公司跟一个技术研发导向的制造业公司的区别，显然一个直播企业具有自身独特性，特别是对直播者自身魅力的依赖。而一个制造业公司并不要求管理者具有这种人格魅力或技术先进性。

东方甄选何去何从，我们还需拭目以待。但是前途不妙是肯定的。更何况俞敏洪本人也已经垂垂老矣，不可能再掀起什么浪花，他也不需要再掀起什么浪花。

一骑红尘妃子笑——当年培训行业的一骑红尘，转型到直播带货，如日中天，如今遭逢能人的纷纷外出，只留下俞敏洪一个人的寂寞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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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