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你就试试。方老师人挺好的,你们俩凑一块儿,是个伴儿。”
儿子张伟坐在我对面,把一个削好的苹果递过来,果核那头还细心地用小刀剜掉了。
我没接,摆了摆手,眼睛还盯着电视里的戏曲频道。那咿咿呀呀的调子,听了快一辈子了,不腻。
“什么伴儿不伴儿的,我一个人挺好。”
“好什么呀,”张伟把苹果搁在茶几上,声音有点急,“你一个人在家,我们上班都不踏实。万一有个磕着碰着的,谁知道?”
我心里清楚,他说的在理。自打老伴走了五年,这屋子就跟个空壳子似的。白天还好,看看电视,去楼下溜达溜得。一到晚上,那份安静能把人心里头压得喘不过气。
“方老师我也见过了,退休前是小学老师,人干净,有文化。她女儿跟我们是一个单位的,都知根知底。”张伟继续劝。
我叹了口气,把电视声音关小了点。
“小伟,这不是买菜,看着好就往篮子里装。两个人过日子,锅碗瓢盆,那都是学问。”
“你们又不是马上就领证,就是搭个伴,先同居试试。生活上互相有个照应,费用呢,你们商量着来,我们做儿女的也支持。”
他把“同居”两个字说得很轻,好像怕我这个老头子听了觉得刺耳。
其实我不反对。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图个啥?不就是图个屋里有口热饭,身边有个人能说句话嘛。
我认识方老师,姓方名琴。在社区活动中心见过几回,她教人写毛笔字,穿着干净的蓝布褂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一丝不乱。人看着比实际年龄小,说话慢声细语的。
我对她印象不坏。只是,习惯了一个人的日子,再让一个人硬生生挤进来,心里头总有点打鼓。
我的生活,像个老旧的座钟,每天准点上弦,准点报时。早上六点起,晚上九点睡。三餐定时定量,连碗筷摆放的位置,五年了都没变过。
方老师呢?一个教书育人,喜欢花花草草的女人,她的生活会是什么样?
“爸,你就当为了我,行吗?”张伟看我半天不说话,使出了杀手锏。
我还能说啥。儿子是我唯一的牵挂,他工作忙,家里还有孙子上学,确实不容易。我不能再让他为我这点事操心。
“行吧,我见见。”我松了口。
“不用见了,我跟方老师女儿都说好了。下周六,她就搬过来。东西不多,就几个箱子。”张伟脸上露出了笑容,像是完成了一项大任务。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么快?
但话已经说出口,收不回来了。我点点头,没再言语,心里却像被投了颗石子,一圈一圈地荡漾开,说不清是期待,还是不安。
方琴来的那天,是个晴天。
她果然东西不多,两个大行李箱,一个装着被褥的编织袋,还有一盆半死不活的吊兰。
张伟和她女儿帮着把东西搬上楼,屋里一下子热闹起来。
方琴显得有点拘谨,站在客厅中间,双手不知道往哪儿放。她穿着一件浅灰色的外套,显得人很清瘦。
“方老师,以后这就是您家了。我爸这人,就是有点闷,您多担待。”张伟一边给她倒水,一边说。
“别这么说,是我来打扰张大哥了。”方琴笑了笑,眼角的皱纹也跟着舒展开。
我把给她收拾好的那间朝南的次卧指了指:“东西就放那屋吧,里头柜子都空着。”
那是我老伴以前的房间,她走后,我就一直锁着。前几天,我花了一整天,把里面的东西都收进了储藏室。叠好的衣服,用过的梳子,还有那面她最喜欢的穿衣镜。
收的时候,心里头空落落的。可我知道,人得往前看。
孩子们没多待,坐了一会儿就走了。门一关,屋里又恢复了安静。只是这安静里,多了另一个人的呼吸声。
“张大哥,真是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方琴站在我面前,还是那副客气的样子。
“说啥麻烦不麻烦的。以后就在这儿住,别客气。”我指了指沙发,“坐吧。”
我们俩就这么隔着一张茶几坐着,一时半会儿谁也没说话。电视开着,可那声音好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还是方琴先开了口:“张大哥,以后家里的开销,我们得算清楚。我每个月退休金三千二,你看我们怎么分担合适?”
她很直接,这让我松了口气。我这人最怕绕弯子。
“这样吧,”我想了想,“买菜做饭的钱,我先出着,每个月我们再算总账,一人一半。水电燃气费,也一样。”
“行。”她点点头,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支笔,把我们说好的记了下来。那认真的样子,真像个老师。
“还有,我有些生活习惯,可能跟您不太一样。”她看着我,眼神很诚恳,“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您一定得告诉我。”
“我也有。”我说,“我这人,死板。什么东西放哪儿了,就得在哪儿。不然我找不着,心里就发慌。”
她笑了:“这好办,我记性好。”
那天晚上,我做了四菜一汤。红烧肉,番茄炒蛋,清炒菠菜,还有个紫菜蛋花汤。都是我拿手的。
方琴吃得不多,但每样都尝了。她夸我手艺好,说比她做得强。
我嘴上说“瞎做的”,心里头其实挺高兴。这屋子,好久没听见别人夸我做的饭菜香了。
吃完饭,她抢着要洗碗。我没让。一个大男人,哪能让刚进门的女人干活。
我让她去看电视,自己进了厨房。哗哗的水声里,我能听见客厅传来的电视声,还有她偶尔轻轻的咳嗽声。
那一刻,我心里突然觉得,这屋子,好像又活过来了。
头一个星期,我们过得相当平静。
我们像两个小心翼翼的室友,努力遵守着彼此的边界,不去触碰对方的领地。
早上我六点起,她也差不多那个点。我打我的太极拳,她就在阳台上摆弄她那盆吊兰。
早饭我熬粥,她就从带来的小烤箱里烤两片面包。我们一起吃,偶尔聊几句天气,或者新闻。
白天,她有时候会去社区活动中心教课,有时候就在自己房间里看书写字。我呢,还是老样子,去楼下找老伙计们下棋,或者去菜市场转悠。
我们约定好,午饭各管各的,晚饭谁先回来谁做。
这种相处模式,不亲近,但也不疏远。像两棵种在同一个院子里的树,各自生长,但根系在看不见的地下,或许已经有了微弱的触碰。
我发现方琴是个极爱干净的人。她自己的房间,永远一尘不染。她带来的东西不多,但都摆放得整整齐齐。连毛巾的叠法,都像是用尺子量过的。
这一点,我很满意。我最怕家里乱糟糟的。
她还很安静。在家的时候,除了偶尔能听到她房间里传来收音机里评弹的声音,几乎感觉不到她的存在。
有时候我从外面回来,一开门,看见玄关处摆着她那双擦得干干净净的皮鞋,心里就会没来由地踏实一下。
哦,这家里,还有个人在。
转折发生在一周后的一个晚上。
那天轮到我做晚饭,我炖了个萝卜牛腩,正准备喊她吃饭,却发现她房间门关着,里面传来隐隐约约的水声。
是卫生间传来的。
我家的卫生间是干湿分离的,淋浴区有个玻璃门。我走过去,看见磨砂的玻璃门上,氤氲着一层厚厚的水汽。
她在洗澡。
我没多想,把饭菜先用罩子罩上,自己坐到客厅看电视。
一集电视剧四十五分钟,我看完了,水声还在继续。
我又等了一会儿,新闻联播都开始了,那水声还是没有停的意思。
我有点坐不住了。这得洗了多久了?一个多小时了吧。
我走到卫生间门口,敲了敲门。
“方老师,吃饭了。”
里面的水声停了一下,传来她有点模糊的声音:“哦,好的,马上就来。”
然后,水声又响了起来。
我回到饭桌前,看着一桌子渐渐变凉的菜,心里头第一次有了一丝不舒服。
又过了大概半个小时,卫生间的门终于开了。
方琴穿着睡衣走出来,头发用毛巾包着,脸上红扑扑的,全是水汽。
“张大哥,不好意思啊,让你久等了。”她一脸歉意。
“没事。”我摆摆手,“快吃吧,菜都凉了。”
她坐下来,拿起筷子,小口小口地吃着。
我没说话,心里却在合计。这澡洗了快两个小时,得用多少水,多少燃气?
我这人节约惯了。以前在厂里当车工,一分一厘的材料都得算得清清楚楚。过日子也一样,水龙头滴水我都会马上换掉垫圈,家里没人的房间,灯从来都是关着的。
我没把这事说出口。我想,可能她今天就是累了,想多泡一会儿。
但第二天,第三天,情况还是一样。
每天晚饭后,她都会进卫生间,然后就是长时间的水声。短则一个半小时,长的时候,甚至超过两个小时。
我开始留意我家的水表和燃气表。那数字跳动的速度,比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快了不止一倍。
我心里那个疙瘩,越结越大。
我不是心疼那点钱。儿子每个月都给我生活费,足够我开销。我就是觉得,这是一种浪费。没有必要。
洗个澡,冲干净不就行了?十几二十分钟的事,为什么要花那么长时间?
我开始失眠。躺在床上,耳边总能幻听到哗哗的水声。我翻来覆-去,脑子里想的都是那飞速旋转的水表。
我决定跟她谈谈。
找了个周末的下午,我们俩都在家。我给她泡了杯茶,酝酿了半天,才开了口。
“方老师,有个事,我想跟你聊聊。”
她正戴着老花镜看报纸,闻言抬起头:“张大哥,你说。”
“就是……那个……洗澡的事。”我有点不好意思,“我就是觉得,时间是不是有点太长了?”
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像是在商量,而不是指责。
“咱们年纪大了,节约一点总是好的。水和燃气,现在都贵。”
方琴脸上的笑容慢慢地消失了。她放下报纸,沉默了一会儿。
屋子里的空气好像一下子凝固了。
“我知道了。”她低声说,眼睛看着桌面上的茶杯,没有看我。
“我不是批评你,”我赶紧解释,“我就是……就是个建议。”
“我明白。”她还是那句话,语气很平淡,听不出什么情绪。
那天的谈话,就在这种尴尬的气氛里结束了。
我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她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应该会听进去的。
当天晚上,她没有像往常一样晚饭后就去洗澡。她陪着我看了会儿电视,快九点了才进的卫生间。
我心里松了口气。
可我竖着耳朵听了半天,那水声,还是持续了一个多钟头。
我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
她根本没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的气氛就变了。
那种刚刚建立起来的、脆弱的和谐,像是被戳破的肥皂泡,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在饭桌上聊天。大多数时候,都是沉默。
她变得比以前更安静了。在家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的房门关得紧紧的。我甚至好几次都以为她不在家,直到看见她从房间里走出来。
而我,也变得越来越焦躁。
每天晚上,那持续不断的水声,就像一个魔咒,在我耳边盘旋。我控制不住地去计算时间,去想那个水表又走了多少字。
这种感觉很糟糕。我觉得自己像个斤斤计-较的监工,窥探着别人的生活。
可我就是忍不住。
那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的冲突。在我看来,她的行为就是一种不可理喻的浪费。而在她看来,我的提醒可能是一种冒犯和干涉。
我们谁都没有再提过这件事,但这件事就像一根刺,扎在我们中间。
第十五天的时候,儿子张伟周末回来看我。
他一进门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爸,怎么了?跟方老师吵架了?”他把我拉到阳台上,小声问。
我把洗澡的事情跟他说了。
张伟听完,皱起了眉头。
“爸,为这点小事,至于吗?方老师一个人,能用多少水?”
“这不是钱的事!”我有点激动,“这是过日子的态度!哪有这么过日子的?”
“行行行,”张伟看我情绪不对,赶紧安抚我,“我知道了。这事儿你别管了,我来想办法。”
我不知道他想了什么办法。
但那天下午,他陪着方琴在客厅里聊了很久。我在房间里,隐约能听到他们的说话声。
张伟走后,方琴主动跟我说:“张大哥,对不起。我以后会注意的。”
她的态度很诚恳,但我心里却并没有感到轻松。
因为我知道,有些东西,一旦有了裂痕,就很难再复原了。
那天晚上,她洗澡的时间,确实缩短了。大概四十分钟。
可我并没有因此感到高兴。
我能想象,她是在卫生间里,一边看着时间,一边匆匆忙忙地冲洗。那不再是一种放松,而是一种任务,一种迫于压力的妥协。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觉得自己像个恶人,强行改变了别人的习惯。
可是,我错了吗?我没错啊。勤俭节约,这是我们这代人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就在这种别扭的气氛里度过。
她每天都把洗澡时间控制在一个小时以内。
而我,也假装自己不再关心这件事。
我们都努力维持着表面的和平,但谁都知道,我们回不去了。
我们之间,隔着一堵看不见的墙。
我开始观察她。
我想弄明白,一个人,为什么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在卫生间里。
我发现,她每次进卫生间,都会带进去一个小小的、可以充电的收音机。
有时候,我路过卫生间门口,能听到里面除了水声,还有评弹或者越剧的调子。那声音被水汽一蒸,听起来有点飘渺。
她还买了很多瓶瓶罐罐,摆在洗手台上。有沐浴露,有身体乳,还有一些我叫不上名字的东西。每次洗完澡出来,她身上都带着一股淡淡的香味。
那是一种很好闻的味道,像栀子花。
我老伴在世的时候,从来不用这些。她就用一块上海硫磺皂,从头洗到脚。
有一次,我没忍住,趁她不在家,偷偷进了卫生间。
我看见,在淋浴区的角落里,放着一张小小的塑料凳。凳子旁边,是一个小木盆。
我愣住了。
她那么长时间,不是一直在站着冲淋浴。她会坐下来,用木盆泡脚吗?还是做些别的什么?
我突然意识到,对于她的世界,我一无所知。
我只看到了飞转的水表,却没想过,在那扇磨砂的玻璃门背后,她究竟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我的心态,从最初的烦躁和不解,慢慢转变成了一种复杂的好奇。
我不再仅仅是被动地忍受那哗哗的水声,我开始主动地去想,那水声背后,到底藏着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为什么会在意这件事?真的是因为节约吗?
或许不全是。
我只是习惯了用我的尺子,去丈量所有人的生活。我觉得我的生活方式是正确的,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方琴的行为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我就觉得那是错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也许,她的尺子,和我的不一样。
我决定找儿子再聊聊。
这次,我不是去抱怨,我是去询问。
“小伟,你帮我问问方老师的女儿,方老师她……以前在家里,也是这样洗澡吗?”
张伟很惊讶我态度的转变。
“爸,你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个了?”
“你别管了,你就帮我问问。”
两天后,张伟给我回了电话。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才开口。
“爸,我问了。方老师的女儿说,她妈妈以前不是这样的。”
张伟告诉我,方琴的前夫,是个很强势,也很大男子主义的人。他以前是厂里的一个不大不小的领导,在家里说一不二。
他要求家里必须绝对的整洁和安静。方琴稍微有点动静,他就会发脾气。
他甚至连方琴的个人时间都要控制。比如看电视不能超过一个小时,晚上十点必须熄灯睡觉。
那个家,对于方琴来说,不像个家,更像个需要处处小心、遵守规则的地方。
她丈夫对她唯一的“宽容”,就是在用水上。因为她丈夫有洁癖,他觉得方琴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是理所应当的。
所以,卫生间,就成了方琴唯一的避难所。
只有在那个充满水汽的、与世隔绝的小空间里,她才能完全地放松下来。她可以在里面听她喜欢的戏曲,可以慢慢地搓洗身体的每一寸皮肤,可以什么都不想,就那么坐着,听着水声。
那是她一天中,唯一完全属于自己的时间。
她丈夫去世后,她这个习惯就保留了下来。甚至,变本加厉。
“她女儿说,她妈妈在卫生间里,不是在洗澡,是在‘过日子’。”张伟在电话里说。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半天没动。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块明亮的光斑。
我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张伟说的那句话——“她不是在洗澡,是在‘过日子’。”
我一直以为,那哗哗的水声,代表的是浪费。
现在我才知道,那水声,对她来说,是自由,是安宁,是她对抗了半辈子压抑生活后,为自己争取到的一点点喘息的空间。
我感到一阵深深的愧疚。
我用我那套刻板的、自以为是的标准,去评判她,去指责她,甚至试图去改变她。
我是多么的粗暴和无知。
我以为我提供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屋檐,就能算是一个“伴儿”。
我错了。
我连她心里最深的渴求和伤痛,都视而不见。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去超市,买了一瓶很贵的薰衣草味的沐浴露,还有一个小小的、防水的蓝牙音箱。
我想,既然她喜欢在里面听东西,那收音机的音质总归不好。这个音箱,效果应该会好很多。
我把东西放在卫生间的洗手台上,用一张纸条压着。
纸条上,我写了几个字:方老师,这个音箱音质好,听戏更清楚。
我没有当面给她。我怕她拒绝,也怕自己尴尬。
我以为,我的这个举动,会是一个转机。
我以为,她会明白我的善意,我们之间的那堵墙,会因此而融化。
然而,我再一次想错了。
那天晚上,她从卫生间出来,手里拿着那个蓝牙音箱,走到了我面前。
“张大哥,这个……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她把音箱放在茶几上,推到我这边。
“不贵,就是个小玩意儿。”我赶紧说,“你喜欢听戏,这个方便。”
她摇了摇头,脸上没有笑容,眼神很平静,平静得让我有点心慌。
“您的心意我领了。但是,我们可能真的不合适。”
她说完这句话,就转身回了自己房间。
我愣在原地,看着那个小小的音箱,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我做错了什么?
我明明是想示好,想弥补,为什么换来的是这样一句“不合适”?
那一晚,我彻底失眠了。
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隔壁房间,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突然明白了。
我的示好,对她来说,或许是另一种形式的入侵。
我闯入了她最后的、也是最私密的领地。
我用我的方式,去“关心”她,去“改善”她的生活。但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尊重。
我还是没有真正地去理解她。我只是在用一种自以为是的“好”,去企图抹平我们之间的分歧。
她需要的,不是一个音质更好的音箱。
她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让她安心“浪费”时间,而不会有人来指手画脚的空间。
而我,恰恰破坏了这个空间。
我们之间的裂痕,不但没有弥补,反而因为我这个愚蠢的举动,变得更大了。
第二天,是星期六。
我们同居的第二十四天。
早上吃早饭的时候,方琴很平静地跟我说:“张大哥,我想好了。我还是搬出去吧。”
我拿着勺子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在这里……挺打扰您的。”她低着头,慢慢地说,“我自己的生活习惯,确实不太好。给您添了很多麻烦。”
“不麻烦!”我脱口而出,“方老师,是我不好。之前那件事,是我太较真了,是我思想僵化,我跟你道歉。”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这么正式地跟人道歉。
方琴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她的眼神里,没有责备,只有一种淡淡的,说不出的疏离。
“不关您的事。是我自己的问题。”她说,“我们俩,就像两个齿轮,规格不一样,硬要凑在一起,只会把彼此都磨坏了。”
“张大哥,您是个好人。真的。”她补充了一句,“但我们,真的不适合生活在一起。”
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是啊,齿轮。这个比喻太贴切了。
我是一个讲究效率、追求实用的工业齿轮,每一格都要求精准、到位。
而她,或许是一个用来观赏的、走得很慢很慢的装饰齿轮,她追求的,是过程的优雅和从容。
我们从根子上,就是不一样的。
那天下午,她女儿和张伟都来了。
来的时候,一个脸色凝重,一个满脸不解。
走的时候,方琴的两个行李箱,那袋被褥,还有那盆被她养得郁郁葱葱的吊兰,都跟着一起走了。
屋子,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不,不对。
比原来,更空了。
她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在屋子里坐了很久。
从下午,一直坐到天黑。
我没有开灯。
屋子里很安静,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我走到她的房间。
房间里,东西都搬空了,只剩下空气中还残留着一丝她身上那种淡淡的栀子花香。
床铺得整整齐齐,连一丝褶皱都没有。
桌子上,干干净净,仿佛从来没有人使用过。
我走出来,鬼使神差地,走进了卫生间。
我打开了淋浴的开关。
热水哗哗地流下来,很快,镜子上就蒙上了一层白雾。
我把那张她用过的小塑料凳,放在了淋浴下面。
然后,我坐了上去。
热水从头顶浇下来,很暖和。
我闭上眼睛。
耳边,只有哗哗的水声。
这个声音,在过去的二十多天里,曾经让我那么烦躁,那么焦虑。
可现在,坐在这里,被这水声包围着,我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
我开始想象,方琴就是这样,每天坐在这里。
她或许会用热毛巾敷在脸上,感受着毛孔慢慢张开。
她或许会打开那个小收音机,听着里面咿咿呀呀的调子,跟着轻轻哼唱。
她或许会用木盆泡着脚,让热水一点点漫过脚踝,带走一天的疲惫。
她什么都不用想,不用想过去那个让她压抑的家,不用想现在这个让她拘谨的屋子。
在这个小小的、充满水汽的空间里,她只是她自己。
一个叫方琴的,喜欢听戏,喜欢干净,喜欢身上有淡淡香味的女人。
而不是谁的妻子,谁的老师,或者谁的“搭伴老伴”。
我坐了很久,直到身上的皮肤都被热水冲得发红。
我终于明白,我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室友”。
我失去的,是一个机会。
一个去了解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灵魂的机会。
我固执地守着我的世界,用我的规则,试图去格式化她的人生。
结果,我把她推得更远了。
companionship,我从儿子那里学来的洋词儿。我一直以为,就是找个人一起吃饭,一起看电视,生病了能递杯水。
现在我懂了。
真正的陪伴,不是把另一个人拉进你的生活轨道。
而是愿意停下来,去看看她的世界,是什么样的风景。
是懂得尊重她的“三小时洗澡”,就像尊重她那颗需要安放和疗愈的心。
第二天,我给方琴打了个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
“喂,张大哥。”是她的声音,还是那么温和。
“方老师,我……”我的声音有点干涩,“我就是想跟你说声,对不起。”
电话那头沉默了。
“我不该管你洗澡的事。那是你的自由。我错了。”我一鼓作气地说了出来。
“张大哥,都过去了。”她的声音听起来,好像笑了笑,“您别放在心上。”
“不,我得说。”我说,“我以前不懂,现在懂了。我只想着我的规矩,没想过你心里需要什么。是我太自私了。”
这一次,电话那头的沉默,更长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听到她轻轻地说:“谢谢你,张大哥。”
挂了电话,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我们没有再提回到一起生活的事。
我知道,我们之间,最好的结局,就是这样了。
做不成朝夕相处的伴侣,但或许,可以做个能互相理解的朋友。
又过了一个星期,张伟来看我。
他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我的脸色,问我:“爸,你还好吧?”
我笑了笑:“好着呢。一个人,清净。”
他看我样子不像装的,才放下心来。
“爸,对不起啊。这事儿都怪我,没搞清楚情况就瞎撮合。”
“不怪你。”我摇摇头,“是我自己的问题。这二十四天,也挺好。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学到啥了?”他好奇地问。
我想了想,说:“学会了怎么跟自己过日子。”
他没听懂,一脸迷茫。
我没再解释。
有些道理,是需要自己摔个跟头,才能真正明白的。
送走儿子,我一个人在家。
屋子里还是那么安静,但我心里,却不像以前那么慌了。
我走到阳台,给我那几盆君子兰浇了浇水。
然后,我走进厨房,给自己泡了杯茶。
我学着方琴的样子,把茶叶放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杯里,看着那些干枯的叶片,在热水的浸泡下,慢慢地舒展开来。
茶香,袅袅升起。
我突然想起来,那个被方琴退回来的蓝牙音箱,还在茶几上放着。
我走过去,把它拿起来,按下了开关。
里面传出一段我之前存的京剧,《锁麟囊》。
“春秋亭外风雨暴,何处悲声破寂寥……”
那熟悉的唱腔,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回响。
我没有关掉它。
我就让它那么响着。
我走到卫生间,往浴缸里放了半缸热水,然后,把脚放了进去。
水温刚刚好。
我靠在浴缸边上,听着客厅传来的戏曲声,闭上了眼睛。
我不知道自己泡了多久。
也许十分钟,也许半小时。
那一刻,我好像有点明白方琴了。
原来,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浪费”一点时间,是这么舒服的一件事。
生活,不一定非要分秒必争,井井有条。
有时候,慢下来,留点空隙,才能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
那盆被方琴带走的吊兰,我后来又去花市买了一盆,一模一样的。
我把它放在阳台上,每天浇水,看着它抽出新的绿芽。
偶尔,我会和方琴通个电话,聊聊天气,聊聊社区里的新鲜事。我们绝口不提那二十四天,但我们都知道,那二十四天,改变了我们。
我的生活,还是那个老座钟,但好像,走得没有以前那么急了。
有时候,我也会在晚上,给自己放上一缸热水,带上那个小音箱,在水汽氤氲里,听上一段戏。
我知道,我还是那个老张。
但好像,又有什么东西,变得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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