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正在打猎的罗斯福突然思想抛锚，抛出中国两弹一星的班底

一

1907年的深秋，缅因州的郊区，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在和他的好朋友们打猎。不知道为什么，在休息的空当，这位哮喘且高度近视的总统莫名走神，大脑里鬼畜地冒出两个字：中国。

中国，是的，罗斯福持续走神。就在几年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的大炮，这个古老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被吓得连滚带爬，但她的人民好像并不怵，义和团这样大规模的反帝运动就像荒野的火，只一阵风，便能燎原。

为什么呢？也许并不是中国人天生“邪恶”，只是“无知”与“蒙昧”，大概他们与现代文明隔绝得太久了。而与其用巨额的赔款进一步盘剥这个“愚昧”的国家，还不如用它来搞搞教育，引导其融入西方主导的工业文明和秩序，以后美国操控和利用起来，岂不是更得心应手？

然后，一个阳谋的轮廓就这样在罗斯福脑海中形成。

1907年12月3日，罗斯福向国会提交咨文表示；“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文化。援助之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

罗斯福的这个提议，立足于《辛丑条约》这一巨大的历史创伤之上。

1901年，战败的清政府被迫与十一国签订条约，承诺支付高达4.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合计近9.8亿两白银。美国从中分得3293万两，约合2440万美元。

1908年7月，美国正式决定，将所得庚子赔款中扣除实际应得部分后的1078万美元，从1909年起，至1940年止，逐年按月将剩余数额退还给中国，专门用于派遣留学生赴美及在中国兴办教育事业。

退款协议的实施，如一场意外春雨，迅速在中国催生了一批现代化的教育机构，其中动静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清华学堂的建立。

1909年6月，清政府在北京成立“游美学务处”，负责考选学生、筹建留美预备学校，选址就在北京西北郊的皇家园林清华园。

清华园曾是康熙年间熙春园的旧址，选之前此处亭台楼阁与荒草废墟并存，仿佛是中国传统文明亟待新生的隐喻。

1909年8月，经过层层遴选，首批47名学生被选派赴美，他们中有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中国现代物理学奠基人之一的胡刚复。

1911年4月，利用退还赔款建立的“清华学堂”正式开学。首任校长唐国安在开学典礼上慷慨陈词：“本学堂以培植全材、增进国力为宗旨，非徒造就游美学生已也。”这个致辞定调：清华不仅是留美预备学校，更是中国自主培养高端人才的摇篮。

除清华以外，更多的教学机构在庚款的影响下涟漪般扩散，如燕京大学、山西大学和北京协和医院的创建成立。

燕京大学在著名的教育家司徒雷登主持下，融合中西文化，其美丽的校园（今北京大学）和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使其成为华北最重要的教会大学，培养了冰心、许地山、费孝通、黄昆等一大批人文社科领域的泰斗。

邓小平接见费孝通

与此同时，山西大学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极力推动下，利用山西地方庚款创建，此举开创了中国近代地方高等教育的先河，为封闭的内陆省份打开了一扇通向现代学术的窗户。

而著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是完全按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最高标准建设的，建成后迅速成为亚洲第一流的医学教育和研究中心，被誉为“中国医学家的摇篮”，时至今日，仍是中国医学界的一面旗帜。

二

除了学府和机构的建立，大量人才的培养和涌现，是庚款带来的意外惊喜。从1909年到1929年，共有近2000名中国最优秀的青年通过庚款项目赴美深造。

他们远渡重洋，如饥似渴地汲取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学成归国后，又迅速成为中国学术界、教育界、科技界最耀眼的星辰，在各自的领域大放异彩，深刻地塑造了20世纪中国的面貌。

我们不妨占用一些篇幅列举其中的一些代表。

胡适就是这次赔款的直接受益者之一。当他1910年踏上赴美留学的航船时，或许未曾想到，自己将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时代的符号。

在康奈尔大学，胡适最初选择农学院，试图以实用科学救国。然而，在阅读了大量人文经典后，他毅然转入文学院。这个决定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学术轨迹，更影响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走向。

在哥伦比亚大学，胡适师从哲学大师约翰·杜威，系统接受了实验主义哲学的熏陶。这段求学经历使胡适认识到，思想解放必须从工具革命开始。

1917年，归国不久的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的“八不主义”看似是文学形式的改革，实则是向延续千年的文言文传统开炮。

胡适

作为庚款的重要代表之一，这里多说两句胡适。

胡适有一个长处，他不仅破旧，更善于立新。他率先用白话文创作新诗《尝试集》，虽然这些诗作在艺术上并不成熟，但其先河意义不容小觑。

更重要的是，他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引入人文研究，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等著作中开创了现代学术研究的新范式。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始终秉持温和理性的改良立场，他的名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在剧烈变革时代特有的审慎与克制。

在胡适等人的影响下，新一代知识分子迅速成长，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傅斯年。

1919年5月4日，傅斯年担任北京学生游行总指挥，扛着大旗走在队伍最前列。这位北大国学门的才俊，在胡适归国后迅速被其新思想吸引，成为《新潮》杂志的核心人物。

傅斯年后来获得庚款资助，先后在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深造。归国后，他于1928年创立史语所，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治学理念，开创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新纪元。

史语所汇聚了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董作宾等一流学者，形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重要阵地。

在李济主持下，史语所对安阳殷墟进行了15次科学发掘，证实了商代历史的真实性，将中国历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

与此同时，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陈寅恪的中古史研究、赵元任的语言学研究，都在各自领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评选中，史语所共有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董作宾、吴定良、梁思永等7人当选院士，占全部81位院士的近十分之一，这个成绩让傅斯年成为名副其实的“学界的霸王”。

1945年，傅斯年访问延安，毛主席与他在窑洞里彻夜长谈，并手书晚唐诗人章碣的《焚书坑》赠予傅斯年。同年，赴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曾专门与傅斯年会面。

傅斯年等使团访问延安，毛主席、朱德等中共领导人接见

毛主席题录傅斯年的唐诗

两人回忆起五四往事，主席笑言：“我们这些人是被傅大炮吵醒的。”傅斯年则回应：“我们这一代人都受到了五四精神的感召。”这段对话，折射出庚款学人与中国革命之间复杂而深远的历史关联。

三

与胡适同船赴美的竺可桢，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救国道路。

在哈佛大学，竺可桢潜心钻研气象学，这一选择背后是他对“科学救国”理念的执着坚守。

1928年，竺可桢创办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这不单单是一个科研机构的建立，更是中国现代气象科学从无到有的标志。

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这是他科学生涯的又一重要转折。在抗战烽火中，他带领浙大师生历经四次迁徙，行程2600余公里。

竺可桢

哪怕是在最艰难的时刻，竺可桢仍然坚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的办学理念，千方百计延揽人才。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偏居遵义湄潭的浙大依然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被当时来华访问的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

如果说竺可桢是科学精神的传播者，那么叶企孙则是科学人才的培育者。

1925年，叶企孙创建清华大学物理系时，中国的现代物理学几乎是一片空白。叶企孙以其超凡的识人慧眼，先后发现了华罗庚、钱学森等杰出人才，并克服重重阻力将他们送往世界一流学府学习。

二十年后，他还发现了李政道，并破格将这位才读大二的学生争取到赴美留学名单中。叶企孙还有一个铁杆搭档，他们合力打造了民国时期清华理学院的学术高地，这个搭档就是杨武之，他的儿子叫杨振宁。

叶企孙这种忘我治学的精神同样体现在吴有训身上。

在芝加哥大学，吴有训以精湛的实验技术为康普顿效应的验证做出了重要贡献，以至于该效应在国际上被称为“康普顿-吴效应”。

然而，这位本可以在国际物理学界大放异彩的学者，毅然选择回国从事基础教育工作。他常说：“我们要让科学的种子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前文提到的梅贻琦，是清华园历史上的一个传奇。

1931年，当这位沉默寡言的学者出任校长时，很少有人预料到他将开创清华的“黄金时代”。他的就职演说中那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不仅道出了大学的真谛，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不朽名言。

梅贻琦

梅贻琦的卓越之处，在于他将西方大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智慧完美结合。他推行“通才教育”，强调“为学与做人相统一”。

在具体管理中，他奉行“吾从众”的原则，充分尊重教授们的学术自主权。这种看似无为而治的风格，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治理智慧。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是梅贻琦教育理念的集中体现。

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环境下，他与蒋梦麟、张伯苓二人共同维系着这所“战时大学”的运转。茅草屋顶的教室、树荫下的课堂、彻夜不熄的油灯，这些艰苦条件下的坚持，反而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最动人的篇章。

除了以上这些人，这个庚款专项之下涌现出的人才名单可以列得很长很长，如数学界的江泽涵、华罗庚，如化学界的侯德榜，如工程学界的茅以升，如建筑学界的梁思成、林徽因，如语言学界的赵元任，如哲学界的金岳霖，如经济学界的马寅初，等等等等。

这些“民国大师”之间往来密切，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学术网络。

梁思成、林徽因家的“太太客厅”成为北平文化界的重要沙龙，胡适、徐志摩、金岳霖等都是常客。

梁思成和林徽因

李济的考古发现常常第一时间与傅斯年、陈寅恪探讨，赵元任的语言学研究也常与胡适交流切磋。胡适利用其影响力提携和帮助了一大批有建树的学人，张爱玲、吴晗、梁实秋、丁玲、沈从文等都曾深受其益。

这些人就像一张网，共同托举起早被埋进尘埃里的中国学术文化。

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拥有的中国籍物理学博士增至18位，其中至少有6位是庚款留学生。

这个以庚款生为核心的物理学精英群体，不仅构建了中国最早的现代物理学研究体系，更在数十年后，为新中国研制原子弹、氢弹和人造卫星提供了最关键的人才储备，如王淦昌、赵九章、钱三强、彭桓武、邓稼先等均是他们学生的学生或直接受业弟子。

1948年，国共内战的炮火逼近北平，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做出了一个一言难尽的决定：他携带部分尚未用完的庚款基金账目，先赴美，后辗转至宝岛台湾。

或许对于梅贻琦而言，有些变数不可预料，有些迷雾无法看清，而清华不仅是一所大学，更是一个关乎文明延续的神圣使命。他坚持认为，庚款基金必须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无论这片土地的政治格局如何变化。

在新竹市郊一片名为赤土崎的荒地上，望着从北平清华运来的部分珍贵仪器和图书，梅贻琦对同仁们说：“清华的传统，其精髓不在北平的西式大楼，而在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

1956年，利用美国退还的最后一笔庚款余额，梅贻琦在台湾创建了“清华大学原子科学研究所”，这就是台湾清华大学的前身。

梅贻琦亲自从海外延聘名师，严格遵循老清华的办学标准和学术传统。如今，新竹清华与北京清华隔海峡相望，共用着同样的校训、校歌和校徽，共同分享着源于庚子赔款的那段曲折而共同的历史记忆。

这笔诞生于民族屈辱的款项，其生命力却是意料之外的顽强，在历史的裂痕中，时隔一个世纪，依然能昂扬地保持着中国现代教育的凶猛势头。

黄仁宇曾说：“庚款留学计划恰似在旧文明的铁幕上凿开一扇天窗。”

这扇天窗引入的，不仅是欧几里得的几何、牛顿的定律、杜威的哲学，更是一种理性的思维方法、一种科学的研究范式、一种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它彻底重塑了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与世界观念。

我们回到文章开头，如果没有罗斯福那次一厢情愿的突发奇想，没有他向国会提交咨文（不管出于什么目的），20世纪中前期的中国教育史与科技史，会不会严重打折？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一个西方政治家的个人悟性，一个瞬间的灵感乍现，一个建立在错误研判上的正确措施，与一项影响深远的国策之间，画上了一条肉眼可见的隐线。

有人会说，这笔赔款本来就是掠夺中国的，还给中国，天经地义，关罗斯福何事？我想说的是，应该的事很多，巍峨华夏应该不至于发生庚子赔款这样的丧权辱国之事，其他被赔款的列强也应该都和美国一样退还部分赔款。历史和洪水一样，只管高低和走向，从来不管应不应该。

我还想说的是，历史在牌面不断放大的骨牌次第而倒的形势下，在一件小事、一个个体通过蝴蝶效应辗转催生的风暴里，顺势呈现出的诡谲走向，展现出的浩荡声势，以及所爆发出的不绝回响。

它可能是萨拉热窝事件里斐迪南大公的司机在去医院的路上拐错的一个弯，它可能是崇祯皇帝一个没过脑的关于裁撤驿丞的口谕，它可能是武昌起义时意外爆炸的炸弹，当然，它也可能是罗斯福打猎时的一念鬼畜。

而这些，是历史最正常的无常，是可循的大河之上脱缰的细浪，是历史之所以有趣、之所以值得反复玩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