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2月的南海,试验艇“401”正缓缓下潜。钢壳在三百米处被海水挤压得咔咔作响,仪器指针剧烈晃动,年轻艇员忍不住发问:“总师,真要一起冒险?”那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只回了四个字:“我先下去。”一句轻描淡写,压住了所有恐惧,也把他与这艘国产核潜艇的命运捆在一起。
试验顺利完成后,外界依然不知总师姓名,连参试官兵都只知道代号。保密制度如此严苛,原因很简单——中国的核潜艇工程才走到第一步,任何泄密都会让多年心血付诸东流。这位总师心里明白,荣耀要推后,危险要自己先扛。
时间拨回到上一年。1987年深秋,广州一处老宅里,一位九旬老太太拆开从上海寄来的《文汇月刊》。她戴上老花镜,那篇《赫赫而无名的人生》只写“他”,却提到“世英”“三哥”,提到30年海岛,提到145信箱。片刻后,老太太泪流满面:报上写的正是自己失联多年的三儿黄旭华。
老人把家族子侄叫到院里,声音沙哑却坚定:“从今天起,别再说三哥不孝,他是在替国家尽孝。”小辈们这才知道,那个常被大人叹作“没出息的造船疯子”,原来是共和国核潜艇总设计师。
![]()
黄旭华1916年生于广东汕尾,祖上几代行医。七七事变后,他在山洞里躲过日机轰炸,愤怒令他改学造船。这股要强劲头,一直陪他到老。1958年春,他被通知去北京“开会”,人到首都才发现归期成谜,连行李都来不及取。29名海军技术骨干被关在保密会议室,聂荣臻一句“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把他们推向了无人区。
那一年,中国连常规潜艇都不成熟,图纸、样艇、实验池缺一不可。资源匮乏到什么程度?研究所有人第一次见到“核潜艇模型”竟是儿童玩具。黄旭华笑说:“玩具也是资料。”团队拆开塑料壳测量曲率,又对照外文杂志照片,硬是从玩具里抠出艇体线型。外人听着像笑话,业内都清楚这意味着起点为零。
![]()
为了守口如瓶,研究所被称作“19所”,真正地址不写北京,而写“北京145信箱”。此后一封封家书、汇款单都从这里发出,却从不说明去向。黄旭华的父母给他写信,最常见的问题只有三个:“哪儿?干什么?还活着吗?”答案永远缺席。久而久之,父亲把他寄回的生活费全打了回去,姐姐也回信痛骂“越大越没良心”。
许多人觉得这段亲情裂痕难以弥合。谁料1987年的那篇报告文学,一纸定音。母亲终于明白,儿子消失三十载,并非无情薄义,而是无名功臣。老人没等到三儿当面解释,仍率先原谅。家族长辈说得透彻:国破则家不存,先有国才有家。
![]()
1988年深潜试验结束后,黄旭华的双眼布满红丝,牙龈渗血。同行军医劝他休息,他摆摆手,记完最后一组数据才离舱。他在试验报告卷首写下十二个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乐在其中。”字迹歪斜,却足以看出快意。艇员们把这十二字裱进玻璃框,挂在食堂最显眼的位置。
至此,中国成为世界第五个掌握核潜艇技术的国家。外媒很快注意到这位神秘老工程师,但除了代号什么也查不到。国内亦未公开姓名,仅在极小范围授予“国家功臣”称号。直到改革开放后管理政策微调,《文汇月刊》才获准以“化名+生活细节”方式报道,既让专家群体得到肯定,又不触碰机密底线。
![]()
黄旭华真正被公开是在2017年,那年他已九十有一。人们才知道,他隐姓埋名三十载,连父亲病逝都没能见最后一面;妻子李世英拉扯三个女儿,全靠每月二十斤粮票和数十元津贴过活;大女儿摔成脑震荡昏迷九天,他也因出海测试缺席。外界惊叹这种牺牲,他却说:“科研比登山更寂寞,没人看见你攀岩,只看最终旗帜插没插上。”
核潜艇事业没有终点。黄旭华退休后被任为七一九所名誉所长,每周仍去办公室浏览技术简报。有新人问他“成功秘诀”,他笑答:“少睡两小时,多想半步路。”这句话被写在培训室白板上,成了年轻设计师入门第一课。
从2020年起,黄旭华身体明显衰弱,却依旧参加重大技术方案评审。有人劝他保重,他摆手道:“核潜艇一动,我这颗心就停不下来。”专家们都知道,他说的不是客套,而是老一代科研工作者的真实状态。
![]()
1987年的那张月刊早已泛黄,绑在广州老宅的一根红绳上。家族子侄逢年过节会把它拿出来给下一辈看,告诉孩子们:当年你们的三爷,用三十年做了一桩事,名字无关紧要,责任最重要。
2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