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堂：牺牲后被割头示众,长子也是烈士,次子91岁时才找到其头颅

1935年8月21日凌晨，甘肃高台城头的风异常干燥，墙根下弹壳遍地。董振堂翻身上马，扯着沙哑的嗓子向警卫员嘱咐：“再顶一顶，天黑前把民团的缺口堵死。”话音刚落，城外马步芳主力的炮声又压了过来。守城第八天，高台依旧没退路。

八日苦战，红五军平均每二十人才能攒下一挺机枪，可对面两万敌军炮火连天。水、盐、纱布全耗光，士兵们把纱帽撕碎当绷带。有人提议夜里突围，董振堂摇头，只留一句：“后卫就得护着主力的背影。”他清楚自己已回不去陕北，却更清楚城开一线，就会拖住整个西征计划。

傍晚，城墙被炸出豁口，民团里一支保安队倒戈。董振堂率残部巷战至最后一条街，手枪打空，拔出马刀。枪声散尽时，马家军士兵割下他的头颅挂在西门箭楼示众。高台的尘土里，血腥味伴着黄沙向北飘去。

很多年后，人们总好奇：一个出身河北贫农的孩子，怎么走到这一步？答案得从1895年讲起。那年河北新河连日旱灾，董家靠给地主放驴糊口。父亲懂些拳脚，寒夜里教儿子戳脚蹲梁，盼他将来能挣条生路。董振堂就这样练出一副硬骨头。

1920年，董振堂考进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同学戏称“保定窝里能蹦出半部民国”。三年苦读，他学会步炮协同，也学会了如何在乱世中替部下找口饭吃。毕业后加入冯玉祥西北军，北伐打得凶，升得也快，先是连长、营长，到1927年已是三十六师师长。西北军败给蒋介石后，他被降为旅长，调去江西“剿匪”。表面是重用，实则是借刀杀人。

第一次和中央红军交锋，董部吃了大亏。更让士兵窝火的是，同样阵地，嫡系部队不见一个增援。自此，26路军对老蒋心里有了疙瘩。1931年“九一八”传来，北方子弟想回家抗日，蒋却派宪兵监视。形势逼人，董振堂、赵博生、季振同等人一合计，当年12月14日，宁都起义爆发。

起义部队一万九千人，带着山炮、机枪整编为红五军团。中央红军加上这股新鲜血，兵力几乎翻倍，董振堂任副总指挥，随后入党。到了1934年湘江，他扛起后卫旗帜，硬顶四个师的围攻。三十四师几乎全灭，红军却抢出突破口。金沙江又战九天九夜，才有了后面三万五千里胜利会师。川滇边的老乡背地里喊他们“铁流”。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合，红五军改番号为第五军。董振堂提出北上进入蒙陕，没被批准，奉命西征占河西走廊。行前，他把身上的军用指北针塞给秘书高志中：“别跟我争，留着。要是我回不来，拿它继续找党。”说这话时，他其实已把生死装进行囊。

高台落入马步芳手里后，红军主力成功从祁连山北麓穿出。可董振堂尸首分离，头颅被押到河西医院草草掩埋。毛泽东闻讯沉默许久，只交代一句：“路遥知马力，这人靠得住。”随后追悼会上，中央决定按正军级标准抚恤董家，置地十亩，修房四间，全部记账到军委。

董振堂的长子董光楹1946年参军，转年在解放石家庄时中弹牺牲，骨灰盒被安放在河北烈士陵园。母亲常嘱托次子董用威：“有生之年，找到你爹的头。”那是一九五〇年的冬夜，门外北风呼啸，炉膛炭火噼啪作响，老人一句话烙进孩子心里。

头颅的下落整整失联八十载。档案散佚、知情者凋零，调查屡屡停顿。2015年初，青海地方志办公室刊出一段口述材料，提到1935年某夜医院门口埋过一只木箱。消息传到邢台，九十一岁的董用威拍案而起，拄着拐杖直奔西宁。开棺时，他颤着手套起那副暗红色颅骨，喃喃一句：“爸，该回家了。”在场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无人敢插话。

如今，新河、宁都、高台三地立有将军塑像，夜半仍有老兵路过停步，摸一摸衣襟灰土。当地学校的红领巾清洁队固定每周擦洗，以免沙尘刮花铜面。历史不会因为英雄倒下而改写，但它会因一次奋不顾身的坚守，变得格外鲜明。

董振堂用三十九年生命证明：军人最大的勋章不是肩章，而是危急时挡在队伍最后面的脊梁。他没赶上1955年的授衔序列，却在战火中给后辈留下最厚重的注释——忠诚、担当、硬气，这三样东西，一旦刻进骨子里，就永远没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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