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我在火车上给一个大妈让座，她下车时，塞给我一张名片

一九九七年，夏天。

绿皮火车像一条疲惫的铁龙，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缓慢爬行。

车厢里混杂着康师傅红烧牛肉面的香气，汗液的咸湿，还有劣质香烟的辛辣。

我叫李文斌，二十二岁，刚刚从一所不出名的大学会计专业毕业。

我的目的地是深圳。

那个年代，所有年轻人的梦都指向一个地方，深圳。

报纸上说，那里遍地是黄金，只要你肯弯腰，就能捡到。

我揣着父母东拼西凑给的三千块钱，和我那个烫金的毕业证，挤上了这趟开往未来的列车。

我买的是硬座，三十多个小时的车程。

上车时还有座，坐了不到五个钟头，屁股就跟座位黏在了一起，又麻又疼。

过道里、厕所门口、车厢连接处，塞满了没有座位的旅客，他们脸上的表情和我一样，一半是憧憬，一半是茫然。

火车在某个不知名的小站停下，又涌上来一批人。

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大妈，拎着一个看起来很沉的黑色皮包，被人群挤得东倒西歪。

她穿着一身得体的灰色套裙，虽然面带疲惫，但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和周围汗流浃背、衣衫不整的人群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她在我座位旁边站定，一手扶着行李架，另一只手紧紧攥着包带，呼吸有些急促。

我犹豫了一下。

三十多个小时，我才坐了不到四分之一。

我妈在我出门前反复叮嘱，外面人心叵测，凡事多留个心眼，保护好自己。

可我爸又说，读了书，就要有个读书人的样子，看到老弱病残，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两个声音在我脑子里打架。

大妈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她显然是站不住了。

我心里叹了口气，站了起来。

“阿姨，您坐这儿吧。”

她愣了一下，有些意外地看着我，一个脸上还带着学生气的年轻人。

“小伙子，这……这怎么好意思？你路程还长吧？”她的普通话很标准，带着一点南方口音。

“没事，我年轻，站站就到了。”我咧嘴一笑，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很轻松。

其实我的腿已经开始发酸了。

她推辞了几句，但看我态度坚决，也就没再坚持。

“谢谢你啊，小伙子。”她坐下后，从包里拿出手帕，擦了擦额头的汗。

我靠在座位旁边，一手抓着上面的行李架，随着火车的晃动而摇摆。

“去深圳打工啊？”她主动开了口。

“嗯，毕业了，去闯闯。”我回答。

“学什么专业的？”

“会计。”

“哦，会计好，到哪儿都缺不了。”她点点头，眼神里有一种过来人的审视。

我们断断续续地聊着。

她问我家是哪里的，父母是做什么的。我一一作答，感觉她不像坏人，更像个邻家的阿姨。

我问她去哪里，她说去广州办点事，很快就下车。

我心里稍微平衡了一点，还好不是跟我一样到深圳。

夜深了，车厢里大部分人都睡着了，各种鼾声此起彼伏。

我站得腿脚肿胀，像灌了铅。

中途，她醒过来，看到我还笔直地站着，眼里闪过一丝不忍。

“小伙子，你来坐会儿，我站站。”

“不用不用，阿姨您睡吧。”我赶紧摆手。

她没再说什么，只是从包里拿出一个橘子，剥好了，递给我。

“吃吧，补充点水分。”

橘子很甜，清凉的汁水划过喉咙，感觉整个人都精神了一点。

天蒙蒙亮的时候，火车广播响起了即将抵达广州站的通知。

她开始收拾东西。

我终于可以坐下了，几乎是瘫倒在座位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火车缓缓进站。

她站起身，最后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

在经过我身边时，她停下脚步，俯下身。

“小伙z子，谢谢你。”

然后，她迅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东西，塞进了我衬衫的口袋里。

“到了深圳，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可以打这个电话。”

她的动作很快，说完就转身汇入下车的人流，我甚至来不及反应。

我愣愣地坐在那儿，等火车再次开动，才伸手进口袋，摸出了那张东西。

是一张名片。

质地很好的卡纸，设计很简洁。

上面写着：华强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林秀珠。

下面是一串电话号码。

总经理？

我脑子嗡的一声。

一个公司总经理，会来坐绿皮火车的硬座？还被挤得满头大汗？

我第一反应是，骗子。

那个年代，各种各样的骗局层出不穷，报纸上天天登。

也许是什么新型的传销手段？打了电话，就把我骗过去控制起来？

我越想越觉得后怕，手心都出汗了。

我把那张名片翻来覆去地看，林秀珠，这个名字很普通。

华强电子？没听说过。

我把名片塞进钱包的最深处，决定把它当成一个旅途中的小插曲，永远都不要去碰它。

火车抵达深圳的时候，是下午。

一股湿热的浪潮瞬间将我包裹。

火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每个人都行色匆匆，脸上写满了欲望和焦虑。

高楼大厦的雏形在远处拔地而起，巨大的塔吊像钢铁巨人一样挥舞着手臂。

空气里弥漫着尘土、尾气和金钱的味道。

这就是深圳。

我深吸一口气，感觉自己那点微不足道的梦想，随时都可能被这股洪流吞没。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现实骨感。

我住进了传说中的“握手楼”，在白石洲的城中村里。

十几平米的单间，被房东隔成了四个床位，每个月租金一百五。

房间里没有窗户，白天也要开灯，空气永远是潮湿的，衣服晾一个星期都干不了。

我的三个室友，一个是工厂流水线的普工，一个是工地的泥瓦匠，还有一个在餐厅端盘子。

他们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回来，我们几乎说不上几句话。

我开始找工作。

我穿着我最好的那件白衬衫，夹着我的毕业证和简历，穿梭在深圳的写字楼和人才市场之间。

“对不起，我们这里需要有经验的。”

“应届生？我们暂时不考虑。”

“你不是深圳户口啊？那社保不好办。”

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

我的会计专业知识，在这里就像一张废纸。

那些公司要的，是能立刻上手，能给他们创造价值的老手。

没人有耐心去培养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子。

我兜里的三千块钱，像沙漏里的沙子，飞速流逝。

我不敢再吃十块钱一份的快餐，每天就靠五毛钱一个的馒头和免费的开水度日。

有时候晚上饿得睡不着，就喝水，把肚子灌满。

我开始怀疑自己。

我是不是根本就不该来深圳？

我是不是应该听我妈的，在老家县城的工厂里找个安稳的工作，一个月拿几百块钱工资，然后娶妻生子？

那个念头一出来，就像藤蔓一样疯狂生长。

那天晚上，我又一次面试失败。

回到那个不见天日的出租屋，我躺在床上，盯着发霉的天花板。

室友们都还没回来。

巨大的孤独和挫败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从钱包里拿出我爸妈的照片，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我摸遍了全身的口袋，只剩下最后两百块钱。

买一张回家的火车票，还剩下一点路费。

回家吧。

承认自己失败，也没什么可耻的。

就在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我的手指触碰到了钱包夹层里那张坚硬的卡片。

林秀珠。

华强电子。

总经理。

一个疯狂的念头冒了出来。

要不要……打个电话试试？

万一是真的呢？

可万一是假的呢？我一个外地人，无亲无故，被骗了都没人知道。

我脑子里两个小人又开始打架。

一个说，去吧，你已经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了。

另一个说，别傻了，天上不会掉馅饼。

我坐起来，在床边枯坐了半个小时。

最后，我猛地站起身。

赌一把。

输了，大不了就当这二百块钱打了水漂，我走路去火车站。

赢了，或许就是一条活路。

我揣着那张名片，和我身上仅剩的几十块零钱，走出了出租屋。

我找了一个公共电话亭，那种蓝色的，像个小亭子一样的。

我把IC卡插进去，看着上面显示的余额，手心全是汗。

我对着名片上的号码，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按下去。

我的心跳得像打鼓。

电话通了。

“嘟……嘟……”

“您好，华强电子。”一个年轻悦耳的女声响起。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我找……林秀珠，林总经理。”我的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颤抖。

“请问您是哪位？有预约吗？”对方的语气非常职业化。

“我……我叫李文斌，我没有预约。是……是林总让我有困难找她的。”我说得磕磕巴巴。

我能想象到电话那头，对方肯定觉得我是个骗子或者。

果然，她沉默了几秒钟。

“请您稍等。”

我握着话筒，手心里全是汗。每一秒都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我甚至已经做好了被直接挂掉电话的准备。

“喂？是李文斌吗？”

电话那头，换了一个声音。

是她！是火车上那个大妈的声音！

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

“是！是我！林阿姨！”我脱口而出。

“阿姨？”她似乎笑了笑，“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白石洲这边的一个电话亭。”

“你遇到什么困难了？”她的声音很平静，听不出喜怒。

我一五一十地把我这一个月的遭遇全都说了出来。

我说我找不到工作，钱快花光了，准备买票回家了。

我说的时候，感觉特别委屈，说着说着，声音都哽咽了。

电话那头，她一直安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

等我说完，她才开口。

“你明天上午十点，到华强北赛格大厦来找我，十八楼。跟前台说你叫李文斌，她会带你上来。”

“好，好！谢谢您，林总！”我语无伦次。

“不客气。还有，以后别叫我阿姨，叫我林总。”她的语气恢复了那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是，林总！”

挂了电话，我感觉自己像在做梦。

我狠狠地掐了自己大腿一下。

疼。

是真的！

我走出电话亭，看着深圳夜晚璀璨的灯火，第一次觉得，这个城市似乎没有那么冰冷。

第二天，我把我那件唯一的白衬衫又洗又烫，皮鞋擦得能照出人影。

我提前一个小时就到了赛格大厦。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这么高级的写字楼。

光洁的大理石地面，穿着职业装行色匆匆的白领，空气里都是好闻的香氛。

我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里放。

十点整，我走到前台。

“您好，我叫李文un斌，我找林总。”

前台小姐 professional 地微笑着，查了一下记录。

“李先生是吗？林总在等您，请跟我来。”

她领着我走进一部电梯，按下了十八楼。

电梯平稳上升，我的心也跟着提到了嗓子眼。

十八楼，整个一层都是华强电子的办公区。

巨大的玻璃墙，宽敞明亮的办公室，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格子间里忙碌着。

和我之前去面试的那些小公司完全是两个世界。

我被带到一间巨大的办公室门口。

“林总，李先生到了。”

“让他进来。”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那扇厚重的木门。

林秀z珠坐在巨大的红木办公桌后面。

她穿着一身干练的黑色西装套裙，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正在审阅文件。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还是那张脸，但气质完全不同了。

火车上那个疲惫的阿姨，此刻变成了一个气场强大的女企业家。

“坐。”她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拘谨地坐下，只敢坐椅子的前半部分。

“喝点什么？”

“白开水就好，谢谢林总。”

她按了一下桌上的内线电话：“小王，倒杯水进来。”

很快，刚才那个秘书端着水进来了。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她翻动文件的沙沙声。

我感觉自己像在接受审判。

“李文斌，是吧？”她终于放下了文件。

“是。”

“会计专业，应届毕业生，来深圳一个月，没找到工作。”她平静地复述着我的情况。

“是。”我感觉脸颊发烫。

“你为什么觉得，我应该帮你？”她突然问了一个让我措手不及的问题。

我愣住了。

是啊，为什么？

就因为我在火车上给她让了个座？

这算什么？一次善举的回报？

“我……我不知道。”我老实地回答，“我只是……走投无路了。”

她盯着我，眼神锐利，仿佛能看穿我的内心。

“你觉得，一个公司的总经理，为什么会去坐绿皮火车的硬座？”

我又愣住了。

这个问题我也想过。

“我……我想不明白。”

她嘴角泛起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因为那天，我要去广州见一个很重要的客户，但是深圳暴雨，所有航班都取消了。我必须在第二天早上之前赶到。唯一的办法，就是坐那趟过路车。”

“而我的司机，因为家里有急事，我让他提前回去了。我自己开车到火车站，票早就卖光了。我托了关系，才拿到一张站台票挤上去。”

她三言两语，解释了我的所有疑惑。

原来如此。

“我在车厢里站了很久，每个人都冷漠地看着我。只有你，一个要去闯荡前程的年轻人，把座位让给了我。”

“你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吗？”

我摇摇头。

“我在想，这个年轻人，心地不坏。在这个一心只想搞钱的年代，还保留着一点质朴的东西。很难得。”

我的脸更红了。

“我给你名片，不是为了报答你。是想看看，你什么时候会打这个电话。”

“如果你一到深圳就打，说明你是个投机取巧的人，想走捷径。我不会用你。”

“如果你混得风生水起，永远不打，那说明你能力很强，也不需要我。”

“你偏偏在山穷水尽，准备放弃的时候打来了。这说明你既有骨气，又能屈能伸。你不是来讨要一份工作的，你是来求一条活路的。”

她的每一句话，都像锤子一样敲在我的心上。

我没想到，一个简单的让座，一次简单的求助，背后竟然有这么多的考量。

“林总，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这里，不缺会计。”她的话像一盆冷水浇下来。

我的心沉了下去。

“但是，”她话锋一转，“我缺一个助理。一个能帮我跑腿，能帮我处理杂事，最重要的是，能让我信得过的人。”

“你愿意做吗？”

我猛地抬起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愿意！我愿意！”我几乎是喊出来的。

“别高兴得太早。”她的表情又恢复了严肃。

“做我的助理，没有固定下班时间，我随时可能找你。要学的东西很多，也很辛苦。工资不高，试用期三个月，每个月八百块。如果你做得不好，我随时会让你走人。”

八百块！

对我来说，这简直是天文数字！

我那些在工厂打工的室友，累死累活一个月才五六百。

“我能行！林总，我一定好好干！”我拍着胸脯保证。

“好。你先去人事部办入职手续。然后去财务预支一千块钱，找个好点的地方住，把自己收拾利索了。明天早上八点半，来我办公室报到。”

她说完，就低下头继续看文件了。

我感觉自己像踩在云端上，飘飘忽忽地走出了那间办公室。

一切都像做梦一样。

我真的在深圳留下来了。

我从财务预支了一千块钱，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现金。

我立刻搬出了那个城中村的握手楼。

我在公司附近租了一个单间，虽然不大，但有独立的卫生间和一扇明亮的窗户。

阳光照进来的时候，我感觉整个世界都亮了。

我买了一身新衣服，吃了来深圳以后最奢侈的一顿饭，一碗二十块钱的牛肉面。

我把剩下的钱，小心翼翼地存了起来。

第二天，我准时出现在林总的办公室。

我的工作，开始了。

林总说的没错，她的助理，就是个高级杂役。

我的工作内容包括：给她泡茶、订餐、取文件、安排行程、接听一些不重要的电话。

有时候，她要去见客户，我就负责当司机。

是的，我上班第一周，她就让我去学了驾照。

用她的话说：“我的时间很宝贵，不能浪费在等你打车上。”

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一切。

我学会了怎么看人脸色，怎么说话滴水不漏。

我学会了怎么整理繁杂的文件，怎么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她需要的那一份。

我学会了怎么安排她的时间，精确到分钟。

我跟着她出入各种高级场合，见识了各种各样的人。

有政府官员，有银行行长，有来自欧美的外国客商。

我看着她和那些人谈笑风生，运筹帷幄。

我才明白，原来生意是这么做的。

原来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需要具备那么多的素质：专业、胆识、人脉、手段。

她很少表扬我，但我也很少犯错。

她对我只有一个要求：绝对的忠诚和细心。

有一次，她让我整理一份第二天要去香港谈判的合同。

我熬到半夜，把合同的每一个条款都看了三遍，确保没有一个错别字和标点符号错误。

第二天她出发前，我突然想起，香港用的是英式插座。

我赶紧跑到楼下的商店，买了一个转换插头，在她上车前塞给了她。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但那天回来后，她让财务给我发了一千块钱奖金。

我知道，我做对了。

在华强电子，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很多人都知道，我是林总从外面“捡”回来的。

他们对我客气，但眼神里总带着一丝探究和疏离。

尤其是公司的一些元老，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像看一个靠裙带关系上位的“小白脸”。

其中对我敌意最明显的，是生产部的经理，彪叔。

彪叔是跟着林总一起打天下的老人，从一个小作坊开始，就把华强电子做到了今天这个规模。

他主管生产，劳苦功高，在公司里说一不二。

他看不起我这个“坐办公室的”，觉得我就是个会端茶倒水的马仔。

他经常在开会的时候，有意无意地给我难堪。

“哟，李助理，这个季度的生产报表你看得懂吗？上面可都是数字，跟你学的会计应该对口吧？要不要给我们这些大老粗讲讲？”

他一说完，他手下的那些车间主任就跟着哄笑起来。

我每次都只是笑笑，不跟他争辩。

我知道，我资历浅，人微言轻。

林总看在眼里，但她什么也没说。

她似乎在考验我，看我怎么处理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

转眼间，试用期过去了。

我顺利转正，工资涨到了两千。

我给家里寄回去了一千块钱。

我爸在电话里激动得声音都变了，一个劲儿地跟亲戚炫耀，说他儿子在深圳出人头disposition了。

我拿着电话，眼眶湿了。

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份“出人头地”的背后，我付出了多少。

我几乎没有自己的生活，我的所有时间都围绕着林总转。

她一个电话，不管我在吃饭还是睡觉，都必须在十五分钟内出现在她面前。

我像一个高速运转的陀螺，不敢有丝毫停歇。

我开始接触公司的核心业务。

华强电子主要是做VCR（录像机）机芯的。

那个年代，VCD刚刚兴起，但VCR依然是市场主流。

华强电子是国内最大的机芯供应商之一，很多知名品牌的录像机里，用的都是我们的产品。

林总不仅让我处理行政杂务，还开始让我跟着她去工厂。

我第一次走进生产车间的时候，被那种场面震撼了。

上千名穿着蓝色工衣的工人，在流水线上紧张地忙碌着。

机器的轰鸣声震耳欲聋，空气里弥漫着机油和焊锡的味道。

林总换上工作服，戴上帽子，直接走到生产线上。

她会随机拿起一个零件，仔细检查。

她会跟产线长讨论工艺问题，甚至会亲自上手操作。

她对每一个生产环节都了如指掌。

那一刻，我才明白，她的成功绝非偶然。

她让我把所有生产流程、技术参数、质检标准都背下来。

“你学的是会计，对数字敏感。但光懂财务报表没用，你必须知道这些数字是怎么来的。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零件，一道工序，一个工人的汗水。”

她的话，给我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我开始白天跟着她跑业务，晚上就泡在工厂里。

我跟工人一起吃饭，跟技术员请教问题。

我从一个连螺丝刀都分不清的文科生，慢慢变成了一个能看懂电路图，能说出各种零件型号的“半个专家”。

彪叔对我的态度，也从一开始的轻蔑，变成了一丝诧异。

他大概没想到，我这个“小白脸”还挺能吃苦。

但我们的关系，依然很紧张。

因为我发现，彪叔的生产部，问题很大。

他为了赶产量，经常放松质检标准。

他为了降低成本，会采购一些非正规渠道的廉价零件。

这些事情，他做得非常隐蔽。

财务报表上看不出任何问题。

但我每天泡在车间，跟工人们混熟了，总能听到一些风言风语。

我知道，这是个定时炸弹。

一旦出了大的质量问题，对华强电子将是毁灭性的打击。

我把我的担忧，旁敲侧击地跟林总提过几次。

林总每次都只是点点头，说：“我知道了。”

她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我有点不明白。

她是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还是顾及彪叔是元老，不好动他？

我心里很矛盾。

我要不要把事情挑明？

如果我拿不出确凿的证据，彪叔完全可以反咬我一口，说我血口喷人，公报私仇。

我在公司的处境，会变得非常艰难。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机会，或者说危机，来了。

1997年底，我们接到了公司成立以来最大的一笔订单。

来自一家日本的著名家电品牌，索尼。

索尼准备推出一款新型的旗舰录像机，他们经过多方考察，最终选择了我们作为机芯的独家供应商。

合同金额高达五千万人民币。

这在当年，是一个天文数字。

如果这笔订单顺利完成，华强电子将一跃成为行业内的绝对龙头。

公司上下都为之沸腾。

林总亲自挂帅，成立了项目组。

彪叔自然是生产环节的总负责人。

我也被林总指定为项目助理，负责协调各个部门，并直接向她汇报进度。

索尼的要求极其严苛。

他们派了一个专家小组，常驻我们公司，对生产的每一个环节进行监督。

从原材料入库，到成品出厂，每一个步骤都要有他们的签字确认。

彪叔对此非常不满。

“搞什么名堂？我们做了这么多年机芯，还用得着他们日本人来教？这不是信不过我们吗？”他在内部会议上拍着桌子嚷嚷。

林总表情严肃：“彪叔，这不是信不过谁的问题。这是国际合作的惯例。索尼的品牌价值就在于它的品质。我们既然要赚这个钱，就必须遵守他们的规则。”

彪叔悻悻地坐下了，但眼神里的不服气谁都看得出来。

生产开始了。

一开始还算顺利。

但随着交货日期的临近，问题开始出现了。

索尼要求的某一种核心电容，是日本特供的，价格非常昂貴，而且供货周期很长。

我们采购的批次，在质检时被索尼的专家发现有千分之三的不良率，超出了合同规定的千分之一的标准。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采购。

但重新采购，一来一回，至少要一个月。

而我们的交货日期，只剩下二十天了。

如果延期交货，我们将面临巨额的赔偿。

公司紧急召开会议。

会议室里，气氛凝重得像要结冰。

“怎么办？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跟索尼摊牌，申请延期。要么，我们自己想办法。”林总环视了一圈。

申请延期，基本就等于承认我们没有能力完成订单，以后别想再跟索尼合作了。

“林总，我有个办法。”彪叔突然开口。

“说。”

“我认识台湾一家厂商，他们也生产这种电容。性能参数跟日本货差不多，肉眼根本看不出来。价格只有日本货的三分之一。我们可以先用他们的货顶上，把这批订单应付过去。等下一批日本货到了，再换回来。”

彪叔一说完，会议室里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看着林总。

这是在冒险。

一旦被索尼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不行。”我几乎是脱口而出。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聚焦在我身上。

彪叔的脸立刻沉了下来：“李助理，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你懂生产还是懂技术？”

“我不懂技术，”我站了起来，迎着他的目光，“但我懂合同。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着，核心元器件必须使用指定的日本品牌。我们一旦违约，不仅要赔偿全部货款，索尼还有权在全球范围内通报我们的失信行为。到时候，华强电子就完了！”

“你懂个屁！”彪叔拍案而起，“商场上的事，能完全照着合同来吗？这种事要讲究变通！只要神不知鬼不觉，谁会知道？你是想看着公司死，还是想看着大家都有饭吃？”

“用欺骗的方式换来的饭，我们能吃得心安理得吗？”我寸步不让。

“你……”彪叔气得满脸通红，指着我，手指都在发抖。

“都别吵了！”林总终于开口，声音不大，但极具威严。

她看着我，又看看彪叔。

“李文斌说的，是原则问题。彪叔说的，是现实问题。”

她沉吟了片刻。

“这样吧，彪叔，你负责去跟台湾厂商联系，让他们尽快送样品过来。李文斌，你负责跟索尼的专家组周旋，尽量拖延时间。”

我愣住了。

林总这是……默认了彪叔的方案？

我不敢相信。

这不像我认识的那个林总。

散会后，我追上林总。

“林总，我们不能这么做！这是在自掘坟墓！”我急切地说。

她停下脚步，回头看着我。

“文斌，”她第一次这么叫我，“你觉得，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我们可以跟索नी坦白，我相信他们会理解的……”

“天真。”她打断我，“商业世界里，没有人会同情弱者。你一旦表现出你的无能，他们只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你。”

“可是……”

“没有可是。”她的语气不容置疑，“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你做好你分内的事。”

说完，她转身走进了办公室。

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走廊里，感觉一阵冰冷的寒意从脚底升起。

我开始失眠。

我闭上眼睛，就是彪叔那张得意的脸，和索尼专家发现真相后愤怒的表情。

我甚至想过辞职。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亲手参与建立起来的信任，就这样毁于一旦。

可是，我走了，谁来阻止这一切？

彪叔的动作很快。

三天后，台湾厂商的电容样品就送到了。

彪叔拿着样品，在技术部做了一系列的测试，数据看起来和日本货相差无几。

他拿着测试报告，得意洋洋地来找林总。

“林总，你看，我说的没错吧？性能完全一样！我敢保证，就算是索尼的专家，用仪器也测不出差别！”

林总看着报告，没有说话。

我站在一边，心如刀割。

“那就……换吧。”她沉默了很久，终于艰难地吐出这三个字。

彪叔立刻眉开眼笑地出去了。

我看着林总，她的脸上满是疲惫和掙扎。

我知道，她比我更痛苦。

这是一场豪赌，她压上的是整个华强电子的未来。

生产线开始秘密地更换电용。

为了避开索尼专家的耳目，彪叔安排在后半夜进行。

我被林总派去“监督”。

我知道，她其实是让我去盯着彪叔，别让他搞出别的乱子。

车间里灯火通明，机器轰鸣。

工人们面无表情地在流水线上操作着，他们不知道，自己手里正在安装的，是可能葬送公司未来的“炸弹”。

彪叔叼着烟，在产线上来回巡视，不时对工人吆五喝六。

他看到我，冷笑了一声：“李助理，来视察工作啊？放心，误不了林总的大事。”

我没理他，径直走到一个质检台前。

我拿起一个刚刚换上台湾电容的机芯，仔细地看着。

从外观上，确实看不出任何区别。

我心里抱着一丝侥幸，也许，彪叔说的是对的，也许真的能蒙混过关。

就在这时，一个年轻的技术员，小张，悄悄凑到我身边。

小张是我在工厂里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他是个技术宅，为人老实。

“斌哥，”他压低声音，“这个电容，有问题。”

我心里咯噔一下。

“什么问题？”

“我偷偷用高倍示波器测过了。它的瞬间响应频率，跟日本货有大概5%的差距。平时用可能感觉不出来，但在高速读写或者电压不稳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数据丢失，也就是……卡带。”

卡带！

对于录像机来说，这是最致命的缺陷。

索尼之所以选择我们，就是看中了我们机芯的稳定性和流畅度。

如果他们的旗舰产品出现卡带问题，对他们的品牌将是巨大的打击。

我的手心瞬间全是冷汗。

“这个情况，你跟彪叔说了吗？”

小张摇摇头，脸上露出一丝恐惧：“我不敢。上次我指出一个工艺问题，被彪叔当着全车间的人骂了一顿，还扣了我半个月奖金。”

我明白了。

彪叔在生产部一手遮天，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没人敢挑战他的权威。

“斌哥，这事要是捅出去，索尼肯定会退货的。我们公司就完了。”小张忧心忡忡地说。

我看着他，又看了看流水线上那些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问题产品”。

一个念头在我脑中疯狂地盘旋。

我必须阻止这一切。

哪怕是赌上我的一切。

我立刻冲出车间，跑到林总的办公室。

她还没下班，正在看文件。

“林总！”我推门而入，气喘吁吁。

“什么事这么慌张？”她抬起头。

我把小张的发现，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她。

她听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

她猛地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

“彪叔！他怎么敢！”她一拳砸在桌子上，手背都红了。

“林总，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这批货已经生产了将近五千台，明天就要开始装箱了。我们必须马上停下来！”我急切地说。

“停下来？”她惨笑一声，“停下来，我们拿什么给索尼交货？违约金我们赔不起！”

“那也不能拿公司的信誉去赌！这是我们唯一的资产！”

我们两个人，第一次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最后，她瘫坐在椅子上，眼神空洞。

“文斌，你说，我该怎么办？”

那一刻，她不再是那个杀伐决断的女强人，只是一个被逼到绝境的女人。

我看着她，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巨大的勇气。

“林 an 总，相信我一次。”我说。

我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疯狂而大胆的计划。

第二天一早，索尼的专家组组长，山本先生，正准备去车间巡视。

我拦住了他。

“山本先生，很抱歉，今天的生产线需要进行临时检修，可能无法让您参观了。”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

山本是个五十多岁的日本人，非常严谨刻板。

他皱了皱眉：“检修？为什么没有提前通知我们？”

“非常抱歉，是突发情况。大概需要一天的时间。”

山本的脸色沉了下来：“李先生，我希望贵公司能明白，我们的时间非常宝贵。合同规定，我们有权随时监督生产全过程。”

“我明白。所以，为了不耽误您的时间，我们林总想邀请您和您的团队，今天去参观一下我们新建的二期工厂，顺便打一场高尔夫，放松一下。”

这是我昨晚和林总商量了一夜的结果。

我们必须想办法把山本他们支开至少一天。

山本显然有些怀疑，但他看了看我诚恳的表情，又或许是高尔夫的诱惑，最终还是同意了。

“好吧。但明天，我必须看到生产线恢复正常。”

“一定。”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送走山本一行人，我立刻和林总赶往工厂。

彪叔看到我们，一脸诧异。

“林总，您怎么来了？索尼那帮人呢？”

林总没有回答他，而是径直走到产线旁，拿起一个机芯。

“彪叔，”她的声音冷得像冰，“你跟我说，这个电容，性能完全一样？”

彪叔的脸色变了变，但还是嘴硬：“是啊，怎么了？测试报告您也看了。”

“好。”林总点点头，“李文斌，把小张叫来。”

我很快把小张带了过来。

小张吓得脸色发白，腿都软了。

“小张，你别怕。”林总的语气缓和了一些，“你把你的发现，当着大家的面，再说一遍。”

小张看了看我，我又看了看林总，终于鼓起勇气，把电容响应频率的问题说了出来。

彪叔的脸，瞬间从白变红，又从红变青。

“你他妈血口喷人！”他指着小张的鼻子破口大骂，“你是不是收了谁的钱，想搞垮公司？”

“够了！”林总厉声喝道，“彪叔！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吗？”

“我……”彪叔气焰弱了下去。

“把所有换上台湾电容的机芯，全部给我拆了！一个不留！”林总下达了命令。

整个车间一片哗然。

拆了？那可是将近五千台啊！

这意味着几百万的成本打了水漂！

“林总！三思啊！”几个车间主任都围了上来，“这批货拆了，我们拿什么交差啊？”

“是啊林总，我们会被索尼告死的！”

彪叔也急了：“林秀珠！你疯了！你想毁了大家的心血吗？”

他第一次直呼林总的名字。

“我不是毁了它，我是在救它！”林总的眼眶红了，“华强电子能有今天，靠的是什么？不是投机取巧，不是坑蒙拐骗！靠的是‘质量’这两个字！今天我们要是把这批货交出去，我们丢掉的不是一个订单，是我们所有人的饭碗，是华强电子的未来！”

她的声音在巨大的车间里回荡，所有人都沉默了。

那些平日里只知道埋头干活的工人们，也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抬起头看着她。

“我宣布，”林总继续说，“所有参与这次返工的员工，工资翻倍！所有损失，我一个人承担！”

“现在，我命令，立刻开始返工！”

没有人动。

大家都在看彪叔。

彪叔站在那里，脸色阴晴不定。

他跟林总对视着，眼神里有愤怒，有不甘，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

过了足足一分钟。

他突然转身，从一个工人手里抢过一把电动螺丝刀。

“还他妈愣着干什么？没听到林总的话吗？拆！都给我拆了！”

他第一个动手，开始拆解流水线上的机芯。

其他人见状，也纷纷拿起工具，加入了返工的行列。

那一刻，我看着林总的背影，突然明白了她为什么能成为一个领导者。

她赌的，不仅是公司的未来，更是人心。

而她，赌赢了。

接下来的二十四小时，是疯狂的二十四小时。

整个生产部，几百号人，不眠不休。

林总和我，还有所有管理人员，都守在车间里。

食堂把饭菜直接送到产line上。

累了，就在旁边的纸板上眯一会儿。

没有人抱怨。

所有人的心里都憋着一股劲。

到第二天早上山本他们回来的时候，五千台机芯的电容，已经全部被换回了最初那批不良率千分之三的日本货。

是的，我们没有新的电容。

我们只能把原来那批“次品”再装回去。

这是我的计划。

一个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计划。

山本走进车间，看到恢复正常的生产线，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他按照惯例，开始抽检产品。

他随机抽取了十台机芯，拿到他们的检测室。

我和林总，还有彪叔，跟在后面。

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千分之三的不良率，抽十台，被发现的概率并不高。

但万一呢？

山本和他的助手把机芯接上精密的仪器。

一台，合格。

第二台，合格。

第九台，合格。

我的手心已经全是汗了。

就在山本准备测第十台的时候，我突然开口。

“山本先生，请等一下。”

所有人都看向我。

“我们这批产品，存在质量隐患。”

我这句话一出口，整个检测室鸦雀无声。

林总猛地看向我，眼神里充满了震惊。

彪叔更是直接懵了，张着嘴说不出话。

山本也愣住了，他扶了扶眼镜，严肃地看着我：“李先生，你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我深吸一口气，走到他面前，拿起那第十台机芯，“我们用于这批产品的核心电容，不良率是千分之三，超出了合同规定的千分之一。虽然您刚才抽检的九台都是合格的，但我们不能保证您即将检测的这一台，以及剩下的四千九百九十台，都是合格的。”

“我们不能把有质量隐患的产品，交到索尼的手上。这不仅是对索尼的不负责，也是对我们华强电子自己的不负责。”

我说完，朝着山本，深深地鞠了一躬。

“对于供货延期，我们深表歉意。我们愿意承担合同规定的一切赔偿。”

山本彻底惊呆了。

他看看我，又看看林总，最后把目光落在他手里的机芯上。

他沉默了很久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下一秒就要宣布终止合同。

他突然笑了。

他走到林总面前，伸出了手。

“林总，恭喜你，你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

林总愣愣地和他握了握手，还没反应过来。

“说实话，”山本继续说，“关于你们更换电容的事情，我昨天就已经知道了。”

什么？！

我和林总都震惊了。

“你们工厂里，有我们的人。”山本说得云淡风轻。

我瞬间明白了。

那个告密的人，一定是为了拿到索尼的奖金。

我的后背一阵发凉。

如果我们昨天真的把那批有问题的货交出去了……后果不堪设cho.

“我昨天接到报告，非常生气。我本来已经决定，今天就终止合同，并且向业界通报你们的行为。”

“但是，我没想到，你们竟然会选择自己拆掉所有的产品，并且主动向我坦白。”

山本的目光转向我，带着一丝欣赏。

“尤其是你，年轻人。你的诚实，挽救了你的公司。”

“这批货，我们收下了。”山本说出了让我们不敢相信的话。

“什么？”林总问。

“千分之三的不良率，我们可以接受。我们会自己进行二次检测，剔除不合格品。但是，作为条件，这批货的价格，要降低百分之十。”

“并且，我希望，李先生能够担任我们这个项目的品控总监，直接向我汇报。我需要他这样的眼睛，来保证我们后续产品的质量。”

幸福来得太突然。

我感觉自己像在坐过山车。

从地狱，一瞬间冲上了云霄。

林总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儿地对山本鞠躬。

彪叔站在一边，看着我，眼神复杂。

他走到我面前，这个平时不可一世的男人，竟然朝着我，这个他一直看不起的“小白脸”，深深地鞠了一躬。

“对不起。”

他只说了这三个字，然后转身走出了检测室。

那一天，阳光灿烂。

索尼的危机，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方式解决了。

公司虽然损失了百分之十的利润，但赢得了索尼的尊重和信任。

我们的合作，变得更加稳固。

而我，李文斌，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一战成名。

我从林总的助理，变成了公司的品控总监，一个新成立的部门，直接向总经理汇报。

工资涨到了五千。

我成了华强电子最年轻的总监。

很多人说我运气好。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赌上的是什么。

那天晚上，林总在一家酒店请所有参与返工的管理人员吃饭。

酒过三巡，她把我叫到一边。

“文斌，你知道我今天最高兴的是什么吗？”她喝了点酒，脸颊微红。

我摇摇头。

“不是保住了订单，也不是你的升职。”

“而是我发现，我没有看错人。”

她拍了拍我的肩膀。

“当初在火车上，我把座位让给你，只是出于一个长辈的恻隐之心。但你，却还给了我整个华强电子的未来。”

“好好干吧，年轻人。深圳这片土地，是属于你们的。”

我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举起酒杯：“林总，我敬您一杯。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她笑着和我碰了一下杯，一饮而尽。

那晚的酒，特别醇厚。

那晚的夜，特别温柔。

时间一晃，又是几年过去。

在我的严格把控下，华强电子的产品质量成了业界的标杆。

公司的业务蒸蒸日上，从VCR机芯，扩展到VCD，再到后来的DVD。

我们成了中国电子制造业的一张名片。

我也从一个青涩的年轻人，成长为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部门负责人。

我买了房，买了车，把父母接到了深圳。

我成了他们口中那个“有出息的儿子”。

彪叔后来因为身体原因，退居二线，当了公司的顾问。

我们俩成了忘年交。

他有时候会拉着我喝酒，喝多了就感慨：“文斌啊，当年要不是你，我彪子就是华强的罪人。我这辈子，最服的人就是你和林总。”

而林总，她依然是那个精力充沛，永远走在前面的人。

她带领华强电子，一次又一次地创造着奇迹。

只是她鬓角的白发，似乎又多了几根。

有一年公司年会，我又见到了那个当初向山本告密的人。

他早就被公司开除了，辗转在几个小厂打工，过得很不如意。

他看到我，眼神躲闪，不敢直视。

我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都过去了。”我说。

他愣愣地看着我，然后低下了头。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人生很多时候，选择比能力更重要。

一个正确的选择，可以改变一生的轨迹。

一个错误的选择，也可能万劫不复。

2008年，我已经成了华强电子的副总经理。

有一天，我出差去上海，坐的是高铁。

宽敞明亮的车厢，平稳舒适的座椅，和当年那趟绿皮火车，恍如两个世界。

车到南京站，上来一个年轻人。

他背着一个巨大的双肩包，手里拿着一张简历，脸上写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不安。

他在我身边站了很久，似乎在犹豫要不要开口，请我旁边的空位上的乘客让一下，让他进去。

我看着他，仿佛看到了十一年前的自己。

我站起身，对他笑了笑。

“坐吧。”

年轻人愣住了，然后感激地对我说了声谢谢。

他坐下后，我从我的公文包里，拿出了一张名片。

我的名片。

我把它递给了他。

“到了上海，如果遇到解决不了的困难，可以打这个电话。”

年轻人接过名片，看着上面的头衔，脸上露出了和我当年一模一样的，震惊而又怀疑的表情。

我笑了笑，没有解释。

我只是想起很多年前，那个炎热的夏日午后。

那趟拥挤的绿皮火车。

和那个改变了我一生的女人。

我明白了她当年的心情。

那不是施舍，而是一种传承。

是一种对善良的期许，对奋斗的鼓励，对未来的投资。

火车高速前行，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

属于我的九十年代已经过去。

属于他的时代，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