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的一天清晨,雨花台后山坡上刚冒出一层薄雾,公安人员和法医已举起铁锹。几分钟后,棺木撬开,三具遗骨蜷曲着,十指深深嵌入柚木板。法医摇头:“是被活埋,窒息死亡。”这条消息当天就送进了南京市公安局档案室,外界却一无所知。直到特务任宗炳交代供词,“卢志英”三个字才与那具衣着残破的骸骨对上了号。
消息传到上海,张育民攥紧手里的纸条——“胜利在望,死而无怨”。那是她丈夫在1947年3月,用皮大衣夹层偷偷递出的绝笔。四年过去,她第一次知道丈夫的真正死法,也第一次明白自己为何等来的是漫长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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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时间拨回到1905年,山东潍坊的一间私塾。十三岁的卢志英写下“立国须先立人”,末了加上一行小字:投笔从戎。家里人只当孩子一时冲动,没人料到这句誓言会贯穿他短暂的一生。北伐枪声一响,他真的扔掉了课本,挎枪入伍。
1925年冬,他在军中结识几位中共党员,常听他们谈工人罢工、谈土地问题,越听越入迷。20岁生日那天,他把名字写在入党登记表,留下指印,悄悄塞进皮靴底,算是与旧世界做了了断。
两年后,上海街头血雨腥风。“四一二”屠杀中,卢志英也被抓。押往提篮桥途中,一位女看守递来一瓶水,低声说:“跟我走。”这位救命恩人正是地下党员张育民。脱险之后,两人同赴北方,从此并肩潜伏。
1934年秋,庐山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夜里,江西德安。莫雄甩下一沓文件,皱着眉头:“蒋委员长让我铁桶围死瑞金,真要这么干?”卢志英接过文件,三页通读,胸口一沉。他连夜把要点密写在学生字典扉页,通过南昌秘密交通线交给周恩来。铁桶计划提前暴露,党中央随后拍板长征。8.6万红军借道突破,蒋介石原本精密的包围网被撕开一道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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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冬,贵州毕节。国军63师师长陈光中贪杯好色,这可是破局的突破口。卢志英利用陈光中的惧战心理,派人灌酒,外加两位“歌女”助兴,一个晚上就让63师自乱阵脚。第二天,红二、红六军团悄然通过毕节,两侧山头甚至没有一枪回应。
1936年,在乌蒙山区转移时,卢志英夫妇把三个月大的儿子放进背篓,挂在佯动方向的老乡背上。部队安全脱险,可惜婴儿因受凉不治,这段往事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战友提起。县志有一句记载:“夫妻忍痛弃子,志在保队。”字数不多,却让人噤声。
抗战全面爆发后,卢志英改名“卢宗义”潜回上海。表面上他是面包厂老板,私下却把制粉机改成微型电台,日军驻吴淞海军司令保岛把他当生意伙伴,浑然不知对方每天送出一沓电报——日军船只调度、军需仓库位置、兵站口粮消耗,样样齐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甚至编了电报暗号:“面粉涨价”,意指弹药短缺,需要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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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忙着抓“共谍”。卢志英本可北撤,却选择继续留沪:“距离越近,情报越快。”遗憾的是,部下张莲舫沉迷烟花巷子,醉后泄密。1947年3月16日凌晨,宪兵包围法租界一栋公寓,卢志英被捕。蒋介石亲自签字,劝降不成便加码酷刑。刮骨、灌辣椒水、电椅轮番上阵,他只回一句:“想听真话?梦里去听。”
1948年12月27日深夜,南京宪兵司令部地牢灯泡闪个不停,惨白光线下押解员拧紧棉绳。陈子涛、骆何民先后被推入木棺,最后轮到卢志英。有人问他遗言,他咬断舌尖含糊道:“不用写,字典里早有。”棺盖合拢时,他脚底猛蹬,只留下几道血痕。
任宗炳为什么肯吐口?有意思的是,他被捕后第一句话竟是:“别再问我,我怕下辈子也睡不好觉。”警方以此推断,活埋现场的惨状让任宗炳心理防线崩溃,这才有了1951年的那场开棺。
案卷结尾附着中央首长批示——“红军得以生存,卢志英同志功不可没”。短短十四字,没有修辞,却把一位地下先锋二十年的隐秘战斗定了性。那些字典扉页上微微发黄的密写、那些夹在大衣里的小纸条、那些记不清日期的暗号,统统汇进了这句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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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细节仍埋在尘封档案,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卢志英,长征的出发点很可能就是落幕点;没有他在江浙的工厂掩护,新四军补给线要多出多少牺牲尚难估算。43年人生,前半截在战场,后半截在暗处,最后却被活埋于深夜木棺——这份代价不轻,却换来后来无数人的生路。
1951年3月,卢志英、陈子涛、骆何民遗骨穿上新制军装,安葬于雨花台烈士陵园。祭奠仪式结束时,张育民站在松柏之间,听到风声掠过墓碑,有人小声说:“他是回家了。”只这一句,再无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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