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
一九八六年，喇叭里喊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对一个刚过完十八岁生日的农村小伙子来说，最实在的出路，是去部队吃一份“皇粮”。
他压根没想过，这碗饭，最后会把他端到空军机场的指挥塔台底下，手里捏着秒表，管着天上那些“金疙瘩”的起降时间。
那年冬天，一趟闷罐火车拉走了镇上所有的新兵。
车厢里头，烟味、汗味、还有方便面的味道混在一块儿，谁也不认识谁，但心里头想的都差不多：部队到底是个啥样？
到了营区，天还没亮透，一声尖利的哨子就把所有人从被窝里薅了起来。
教官黑着脸，站在院子中间，第一句话就是：“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是老百姓，忘了你们以前是干啥的！”
三个月的新兵连，就是要把人身上那股子散漫劲儿给彻底磨掉。
每天就是队列、体能、再队列。
正步踢得不到位，就抱着枪在操场上站到腿抽筋。
五公里越野，跑到最后嗓子眼儿里都冒着血腥味，可你不敢停，因为全班都在你后头顶着。
最让人头疼的是叠被子，那玩意儿得弄成豆腐块，有棱有角，差一点都不行。
晚上熄灯了，几个新兵蛋子还躲在被窝里，偷偷拿手电筒照着，研究怎么把边角捏得更直。
这期间，摸到了真家伙——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拆了装，装了拆，手上全是枪油味，直到闭着眼睛都能把几十个零件给捣鼓回去。
实弹射击那天，趴在冰冷的地上，枪托顶在肩膀上，那股后坐力，震得半边身子都麻了，可心里头却觉得，这才算是个兵了。
新兵连一结束，大家各奔东西。
他被分到了空军，一个听着就威风的军种。
可到了机场，他傻眼了。
分给他的岗位叫“计时兵”。
这是个啥玩意儿？
没人说得清，只知道跟飞机有关系。
他一个连飞机都没坐过的土头土脑的小伙子，突然就要跟这些轰鸣作响的大家伙打交道，心里头七上八下的。
上班第一天，副参谋长亲自找他谈话，也没说别的，就让他背数字。
“1、2、3、4、5、6、7、8、9、0”，在部队里，得念成“幺、两、三、四、五、六、拐、八、勾、洞”。
副参谋长说：“这玩意儿念错了，天上就可能出大事，你小子给我往死里记！”
他不敢怠慢，走路念叨，吃饭念叨，睡觉说梦话都在念叨“幺拐勾洞”。
紧接着，两本能当枕头用的书砸到了他面前：《飞行规则》和《操作手册》。
里头密密麻麻全是字和图，什么气压、风速、航线，看得他头都大了。
领导就一句话：“没人教你，自己啃，半个月后我来问。”
那段时间，他一有空就抱着书看，把不懂的地方用铅笔圈出来，跑去问塔台里的老兵。
人家忙的时候，他就站在旁边看，看人家怎么接电话，怎么在图上画线，怎么跟飞行员通话。
他的日常工作，听起来挺简单，就是个跑腿的。
每天骑着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在师部、指挥所、调度室、雷达站之间来回穿梭，送第二天的飞行计划。
机场大得很，从东头骑到西头，一身臭汗。
夏天晒得脱层皮，冬天顶着北风，脸刮得跟刀割一样。
可就是这两年多的跑腿生涯，让他把整个机场的门门道道都摸透了。
哪个单位在哪儿，哪个领导是啥脾气，飞行指挥的一整套流程是怎么回事，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真正上塔台值班，他才明白副参谋长那句话的分量。
塔台是机场的眼睛和大脑，而他，就是给大脑记笔记的人。
他的位置就在指挥员旁边，面前摆着表格、日志、铅笔和一个大大的时钟。
无线电里，指挥员的口令和飞行员的回答交织在一起，他又得听，又得记。
飞机编号、开车时间、滑出时间、起飞时间、进入云层时间…
每一项都得记得清清楚楚，一秒都不能差。
尤其是风向，飞机起降必须是逆风，这直接关系到安全。
气象员报一个数据，他就得马上记下来，提供给指挥员。
最熬人的是夜航保障。
下午就开始准备，一直要忙到后半夜。
天一黑，跑道两边的灯带亮起来，像两条火龙。
战斗机开加力的声音，能把整个塔台的玻璃都震得嗡嗡响。
一架飞机接着一架飞机起飞，轰鸣声就没停过。
无线电里更是乱成一锅粥，几十架飞机在天上，呼叫声此起彼伏。
他刚开始根本跟不上节奏，手忙脚乱，经常记错或者漏掉。
好几次，都是旁边的老兵一把抢过他的本子，飞快地补上。
下了班，老兵也不骂他，就拍拍他肩膀说：“慢点来，精神都绷紧了，谁都是这么过来的。”
在那个年代，部队的伙食是有严格等级的。
飞行员是天之骄子，伙食标准一天十一块钱，顿顿有肉有蛋有牛奶。
而他们这些地勤兵，属于后勤灶，一天标准是一块九毛五。
早上稀饭馒头咸菜，中午晚上就是白菜土豆。
虽然吃不饱是不会的，但肚子里确实缺油水。
有时候，飞行灶那边会剩下一些点心、水果，塔台的领导就会让他们这些新兵去“改善生活”。
能分到一个苹果或者几块饼干，那就能高兴半天。
这种小小的照顾，让这些离家在外的年轻人觉得心里暖烘烘的。
两年多的时间，就在一次次起降、一笔笔记载中过去了。
他的记录本换了一本又一本，上面的字迹从歪歪扭扭变得工工整整。
他从一个听到无线电就发怵的菜鸟，变成了一个能独立值班的熟练工。
他知道不同机型的滑行速度，能从发动机的声音里听出飞机的大概位置，甚至能预判指挥员下一个口令是什么。
他不再只是一个记录员，而是这个复杂飞行体系中一个可靠的齿轮。
一九八八年，百万大裁军的余波还在，部队开始大规模提倡干部知识化。
一个偶然的机会，部队有了选拔士兵上军校的名额。
他因为这两年在塔台表现扎实，业务过硬，被推荐去参加考试。
离开机场那天，他把自己的工作日志交给了接替他的新兵，看着那个和自己当年一样紧张又迷茫的年轻人，他好像看到了过去的自己。
后来，他在军校里系统地学习了航空理论，毕业后去了别的单位，再也没有回到那个塔台。
但他一辈子都记得那里的声音，记得秒表在手里的冰冷触感，记得每一次夜航时，透过塔台的巨大玻璃窗，看到战斗机拖着长长的尾焰，刺破夜空，消失在远方的黑暗里。
那画面，比任何书本都来得深刻。
几十年过去，他偶尔还会做梦，梦见自己又坐在那个熟悉的位置上，手里捏着铅笔，耳朵里全是电流的“沙沙”声和指挥员冷静的口令。
他已经是个老头子了，可只要一闭上眼，仿佛还能闻到当年机场跑道上那股独特的、混杂着青草和航空煤油的味道。
参考文献：
王海. 《我的战斗生涯》.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组织史资料》. 解放军出版社, 2003.
张晓林. "我军1985年百万大裁军的回顾与思考". 《军事历史》, 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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