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喇叭里喊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对一个刚过完十八岁生日的农村小伙子来说,最实在的出路,是去部队吃一份“皇粮”。
他压根没想过,这碗饭,最后会把他端到空军机场的指挥塔台底下,手里捏着秒表,管着天上那些“金疙瘩”的起降时间。
那年冬天,一趟闷罐火车拉走了镇上所有的新兵。
车厢里头,烟味、汗味、还有方便面的味道混在一块儿,谁也不认识谁,但心里头想的都差不多:部队到底是个啥样?
到了营区,天还没亮透,一声尖利的哨子就把所有人从被窝里薅了起来。
教官黑着脸,站在院子中间,第一句话就是:“从今天起,你们不再是老百姓,忘了你们以前是干啥的!”
三个月的新兵连,就是要把人身上那股子散漫劲儿给彻底磨掉。
每天就是队列、体能、再队列。
正步踢得不到位,就抱着枪在操场上站到腿抽筋。
五公里越野,跑到最后嗓子眼儿里都冒着血腥味,可你不敢停,因为全班都在你后头顶着。
最让人头疼的是叠被子,那玩意儿得弄成豆腐块,有棱有角,差一点都不行。
晚上熄灯了,几个新兵蛋子还躲在被窝里,偷偷拿手电筒照着,研究怎么把边角捏得更直。
这期间,摸到了真家伙——五六式半自动步枪。
拆了装,装了拆,手上全是枪油味,直到闭着眼睛都能把几十个零件给捣鼓回去。
实弹射击那天,趴在冰冷的地上,枪托顶在肩膀上,那股后坐力,震得半边身子都麻了,可心里头却觉得,这才算是个兵了。
新兵连一结束,大家各奔东西。
他被分到了空军,一个听着就威风的军种。
可到了机场,他傻眼了。
分给他的岗位叫“计时兵”。
这是个啥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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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说得清,只知道跟飞机有关系。
他一个连飞机都没坐过的土头土脑的小伙子,突然就要跟这些轰鸣作响的大家伙打交道,心里头七上八下的。
上班第一天,副参谋长亲自找他谈话,也没说别的,就让他背数字。
“1、2、3、4、5、6、7、8、9、0”,在部队里,得念成“幺、两、三、四、五、六、拐、八、勾、洞”。
副参谋长说:“这玩意儿念错了,天上就可能出大事,你小子给我往死里记!”
他不敢怠慢,走路念叨,吃饭念叨,睡觉说梦话都在念叨“幺拐勾洞”。
紧接着,两本能当枕头用的书砸到了他面前:《飞行规则》和《操作手册》。
里头密密麻麻全是字和图,什么气压、风速、航线,看得他头都大了。
领导就一句话:“没人教你,自己啃,半个月后我来问。”
那段时间,他一有空就抱着书看,把不懂的地方用铅笔圈出来,跑去问塔台里的老兵。
人家忙的时候,他就站在旁边看,看人家怎么接电话,怎么在图上画线,怎么跟飞行员通话。
他的日常工作,听起来挺简单,就是个跑腿的。
每天骑着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在师部、指挥所、调度室、雷达站之间来回穿梭,送第二天的飞行计划。
机场大得很,从东头骑到西头,一身臭汗。
夏天晒得脱层皮,冬天顶着北风,脸刮得跟刀割一样。
可就是这两年多的跑腿生涯,让他把整个机场的门门道道都摸透了。
哪个单位在哪儿,哪个领导是啥脾气,飞行指挥的一整套流程是怎么回事,他心里跟明镜似的。
真正上塔台值班,他才明白副参谋长那句话的分量。
塔台是机场的眼睛和大脑,而他,就是给大脑记笔记的人。
他的位置就在指挥员旁边,面前摆着表格、日志、铅笔和一个大大的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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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电里,指挥员的口令和飞行员的回答交织在一起,他又得听,又得记。
飞机编号、开车时间、滑出时间、起飞时间、进入云层时间…
每一项都得记得清清楚楚,一秒都不能差。
尤其是风向,飞机起降必须是逆风,这直接关系到安全。
气象员报一个数据,他就得马上记下来,提供给指挥员。
最熬人的是夜航保障。
下午就开始准备,一直要忙到后半夜。
天一黑,跑道两边的灯带亮起来,像两条火龙。
战斗机开加力的声音,能把整个塔台的玻璃都震得嗡嗡响。
一架飞机接着一架飞机起飞,轰鸣声就没停过。
无线电里更是乱成一锅粥,几十架飞机在天上,呼叫声此起彼伏。
他刚开始根本跟不上节奏,手忙脚乱,经常记错或者漏掉。
好几次,都是旁边的老兵一把抢过他的本子,飞快地补上。
下了班,老兵也不骂他,就拍拍他肩膀说:“慢点来,精神都绷紧了,谁都是这么过来的。”
在那个年代,部队的伙食是有严格等级的。
飞行员是天之骄子,伙食标准一天十一块钱,顿顿有肉有蛋有牛奶。
而他们这些地勤兵,属于后勤灶,一天标准是一块九毛五。
早上稀饭馒头咸菜,中午晚上就是白菜土豆。
虽然吃不饱是不会的,但肚子里确实缺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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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飞行灶那边会剩下一些点心、水果,塔台的领导就会让他们这些新兵去“改善生活”。
能分到一个苹果或者几块饼干,那就能高兴半天。
这种小小的照顾,让这些离家在外的年轻人觉得心里暖烘烘的。
两年多的时间,就在一次次起降、一笔笔记载中过去了。
他的记录本换了一本又一本,上面的字迹从歪歪扭扭变得工工整整。
他从一个听到无线电就发怵的菜鸟,变成了一个能独立值班的熟练工。
他知道不同机型的滑行速度,能从发动机的声音里听出飞机的大概位置,甚至能预判指挥员下一个口令是什么。
他不再只是一个记录员,而是这个复杂飞行体系中一个可靠的齿轮。
一九八八年,百万大裁军的余波还在,部队开始大规模提倡干部知识化。
一个偶然的机会,部队有了选拔士兵上军校的名额。
他因为这两年在塔台表现扎实,业务过硬,被推荐去参加考试。
离开机场那天,他把自己的工作日志交给了接替他的新兵,看着那个和自己当年一样紧张又迷茫的年轻人,他好像看到了过去的自己。
后来,他在军校里系统地学习了航空理论,毕业后去了别的单位,再也没有回到那个塔台。
但他一辈子都记得那里的声音,记得秒表在手里的冰冷触感,记得每一次夜航时,透过塔台的巨大玻璃窗,看到战斗机拖着长长的尾焰,刺破夜空,消失在远方的黑暗里。
那画面,比任何书本都来得深刻。
几十年过去,他偶尔还会做梦,梦见自己又坐在那个熟悉的位置上,手里捏着铅笔,耳朵里全是电流的“沙沙”声和指挥员冷静的口令。
他已经是个老头子了,可只要一闭上眼,仿佛还能闻到当年机场跑道上那股独特的、混杂着青草和航空煤油的味道。
参考文献:
王海. 《我的战斗生涯》.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组织史资料》. 解放军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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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林. "我军1985年百万大裁军的回顾与思考". 《军事历史》, 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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