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幸之：真诚地为时代而欢唱

稻田丰收（油画） 49×65厘米 1947年 许幸之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与音符已经深深印入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这一时代雄歌出自1935年许幸之先生导演的电影作品《风云儿女》，正是在这位中央美术学院先辈教授的组织与推动之下，歌曲才得以顺利创作并广泛传播，成为一代经典。蔡若虹曾盛赞许幸之“雄歌一曲献中华，留得千秋佳话！”

在对历史深沉回望的9月里，中央美术学院与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许幸之艺术成就回顾展便以“雄歌一曲献中华”为题，通过400余件作品及文献，从电影、绘画、文学、戏剧、艺术理论等多个方面，带领观众走近一个更为立体的许幸之。当展厅中的影像、文献与画作彼此映照，那些被时光珍藏的“清香”，似乎从未远离。

1904年，许幸之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自幼爱好美术，10岁立志要当画家。12岁师从江南著名画家吕凤子。16岁进入上海美术专门学校。20岁东渡日本留学，考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1928年进入日本著名画家藤岛武二的画室深造，受到当时欧洲后印象派和表现主义的影响。在大革命时代，许幸之投入风起云涌的左派进步思想运动的潮流，是中国最早的左翼美术团体“时代美术社”的发起人和社长，也是成立于1930年的上海“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主席。他的早期代表作《晚步》《失业者》《逃荒者》《铺路者》等关注底层民众生活，用表现主义的手法，将左翼文化运动的精神转化为对社会现实的诘问。

20世纪50年代末，许幸之在为中央美术学院开创、建立第一个美术史论研究学科后，重又拾起“本已荒疏了多年的画笔”，在绘画实践中“再度起航”，踏入了属于他的“第二个绘画的春天”。他以绘画为视觉的诗，探索油画民族化的道路，勇于追求形式美感，歌颂祖国欣欣向荣的工业力量、大好河山和美好生活，创作出《巨臂》《油站朝晖》《银色协奏曲》等名作。中央美术学院老教授侯一民说：“许先生这一时期的作品，形成了与他性格协调一体的明澈、祥和的绘画风格。使人耳目一新，像一首首时代的赞歌。”

许幸之晚年的代表作《水晶世界进行曲》是他独辟蹊径、艺术畅想中的一个仙境。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孙景波认为，这是一种人画合一的境界。一如苏东坡说：“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这进行曲的境界，是对雄壮、宏大、峥嵘、崇高之极的和谐与宽容，是许幸之艺术的“理想国”。

作为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的重要奠基者，许幸之早年即关注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提出“新兴美术”的理论主张，强调艺术应服务民族解放与社会进步。20世纪30年代，他连续发表《新兴美术运动的任务》《中国美术运动的展望》等重要文章，并翻译多篇西方艺术理论文献，积极参与左翼美术思想的建构。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主持并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理论研究室主任期间（该研究室正是后来美术史系的前身），许幸之组织起了一支教师队伍，共同翻译资料、编写讲义，制订了一份经过文化部认可的教学大纲，并开设《西洋美术史》《俄苏美术史》《艺术概论》等课程，为新中国第一个美术史系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老央美人，我至今记得当年在王府井老校园里能经常见到许幸之先生，似乎他常穿着一件暖红色的毛衣，满头银发，很有学者型艺术家的风范，让人难以从他平和而慈祥的神态中看到他经历过那么多历史风云，作出过那么多为历史所铭记的艺术贡献。”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范迪安在回顾许幸之的艺术历程时谈到，许幸之是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感召，在觉醒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文艺家；他是在美术、电影、文学、戏剧、诗歌、音乐等领域都拥有才华、善于融通创造的文艺多面手；他是在党的文艺思想指引下，具有坚定文化理想和艺术信念的革命文艺家。

文学世界里的许幸之，始终保持着诗人的敏锐与战士的锋芒。其诗集《诗歌时代》以“牧歌”“大板井”“中国的母亲”串联起个人成长与时代变迁所交织的共鸣情感；散文集《归来》则在抒情笔调中埋藏着批判现实的线索。他构建起连接鲁迅与新兴作家的桥梁，使左翼文学既保持思想锐度又获得多元表达。

在电影领域，许幸之将镜头化为时代之眼，记录了民族的集体记忆。1935年执导的《风云儿女》以平实的影像风格唤醒了最为震慑人心的激昂斗志，由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影片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更是迸发出惊雷般的力量，日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这部左翼电影运动里程碑式的作品，不仅奠定了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美学范式，更将艺术的政治表达提升到民族精神的维度。

戏剧舞台上的许幸之，则是实验精神与大众启蒙的一面旗帜。他改编的鲁迅名著《阿Q正传》既保留了原作对人性的深刻解剖，又融入鲁迅《孔乙己》《药》中的内容，通过悲喜剧的形式，形成极具批判与讽刺的戏剧风格。自20世纪30年代首演以来，历经演出皆引发轰动，在不同时代产生广泛影响，实现了戏剧革新与大众美学的历史接轨。

谈及这位美术、电影、戏剧、文学兼擅的艺术家，美术史学家、评论家邵大箴曾表示，处于大变革中的中国社会给予许幸之许多，而许幸之也回报于这个社会许多，使中国现代文艺史上增加了一件又一件熠熠生辉的瑰宝。

“他在美术领域里的功绩和成就不可忽视、不可埋没。他的绘画的时代气息、民族气派和鲜明的个性特色，和他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在有限的时间内创造的许多刻上时代印记的油画、粉画和水彩作品，其精神容量和艺术品格都使当代不少画家望尘莫及。综观幸之先生一生的绘画创作，深感他的作品和他的诗一样，都是发自内心的声音，都是直抒胸臆，真诚、坦率，而形式则清新质朴、别具一格。幸之先生说，他的诗歌‘是为这个时代而欢唱’，我以为他的画也是用线条与色彩为时代欢唱的诗。他是真诚为时代欢唱的艺术家，是时代忠实而杰出的儿子。”邵大箴说。

2025年11月9日《中国文化报》

第2版刊发特别报道

《许幸之：真诚地为时代而欢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