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1945年间日本在台湾的同化政策

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把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是年6月1日，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交接台湾文据》，台湾正式交割，岛内爆发激烈的抵抗运动。6月17日，首任台湾总督上任。10月21日，日军占领台南，彻底控制台湾。为了磨灭台湾人的反抗意志，达到把台湾变为“永久国土”的目的，日本在台湾开始了系统性的同化政策。

一、日本式“改造”

日本占领台湾后，对台湾实行了全方位的日本式改造，政治体制、地理标识、生活习俗、教育内容，都进行了大幅调整。

1930年台北街景

政治体制方面，日本设立了“台湾总督府”对台湾进行“太上皇”式统治，总督由日本国王直接任命，拥有行政、立法、军事、警察等权力，可以颁布法令、征税、惩罚、没收财产，无需经过日本国会审议。

行政区划上，废除了清代的州县制，改设“厅”“郡”“庄”三级行政区，所有地方长官均由日本人担任，台湾人只能任低级职员。另外，在基层村社推行“保甲制度”，由保正、甲长监督居民生活，建立严密的户口与治安网络。

司法方面，由日本警察来负责治安、控制户籍、宗教、卫生与教育，台湾的法院、检察厅全部由日本人主导，当地人几乎没有司法权。

地理标识方面，对城市进行日本式建设，公共建筑采用典型“帝冠样式”（和洋折衷的日式风格），如台北的台湾总督府、台中的市役所、台南的州厅等。对地名进行日本化改造，去除汉字、闽南语或原住民语特色。例如：台北，使用日语发音（たいほく，ta i ho ku），台中，读作たいちゅう（ta i tyu），打狗改为“高雄”（たかお，ta ka o），许多乡镇、车站、河川也被重新命名，采用日本地名或“吉祥日语词”，主要街道以日本年号、人物命名，如“昭和通”“明治町”“神宫大道”。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北的日式建筑（注意看门口屋檐式样）

生活习俗方面，推行“创氏改名”政策，强制台湾人放弃汉姓，改用日本式姓名。该政策1939年推行，至1945年，约有80%以上的台湾人被迫改名。同时，在公共文书中禁止使用汉名和中文印章。此外，日本人还在台湾拆毁寺庙、祠堂，禁止祭祖、烧香等活动，建立神社体系，全岛共设神社200多座，强制台湾人每月参拜神社，要求学校集体举行“天照大神祭”。

另外，日本在台湾推行日本年号和纪年法，公务员与教师被要求穿日式制服。还推行“日式家庭”概念，对全日式家庭（讲日语、穿和服、吃日餐）在教育、税收、就业方面给予照顾。

教育方面，则是推行日语教育和奴化教育，旨在通过改语改心，把台湾人变成日本人。

二、日式教育

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教育政策，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以教育为手段，消灭台湾原有的民族意识与文化根基，培养对日本国王忠诚、对殖民统治顺从的“皇民”。

日本人在“驯化”台湾学生

在统治初期（1895-1919年），日本政府建立了带有种族歧视性质的“双轨制教育”体系：“公学校” 专供台湾人就读，课程以日语、算术、实用技能为主，目的是培养服从命令、劳作听话的底层劳工；“普通学校” 则专为日本移民子弟设置，教育内容完整，强调知识与人格培养。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区隔，明确地将台湾人排除在高等教育与行政体系之外，形成教育上的阶级与民族分化。

从1930年开始，日本逐步推进“皇民化运动”，要“化台湾人于皇国之民”，要求所有台湾人“以日本人之心为心”。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殖民政府进一步强化教育控制，全面实施“皇民化教育”政策。学校教育、宗教仪式、社会活动皆围绕“忠君爱国”“为天皇奉献”展开，学生每日早晨必须向日本国王的“御真影”行礼，稍有不从，则拳脚棍棒齐下。

日本人“驯化”高山族儿童

日本殖民政府为台湾编撰的教材，如《修身》《国语读本》《国民道德》等，充斥着“忠君爱国”“天皇至上”的内容。在这些课本中，日本国王被描述为“日本的父母”“人间的神明”，学生被要求学习“以生命报答陛下的恩德”。历史与地理教材则刻意美化日本殖民，宣称“日本文明高于一切”“台湾自古与日本有缘”，将侵略包装为“开化”与“恩赐”。台湾被描绘成“大日本帝国南方的宝岛”，学生被教育要为“皇国南进”贡献力量。

三、推广日语

日语教育是殖民统治的重要环节，日语教育的目的自然是同化台湾人，培养所谓“国民”性格，使其忘却故国，心甘情愿做日本殖民统治者的顺民和奴仆。日本在台湾的日语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两个方面。

学校教育方面，1896 年3月31日，台湾总督府公布《台湾总督府直辖诸学校官制》，决定成立直属总督府的台北“国语”学校以及各地“国语”传习所。“国语”学校为初等教育机构，办校宗旨是为台湾人学日语、日本人学台湾语（即闽南语）及培养日语教师。此外，日本殖民当局先后在台北、淡水、基隆等14个城市设立初级日语学校“国语”传习所。

1898年，台湾总督府公布“台湾公学校令”，设立小学校专收日本儿童入学，各地“国语”传习所改为招收台湾儿童入学的公学校，设立招收少数民族儿童入学的“番童教育所”和“番人公学校”。公学校教职员薪水及旅费由总督府承担，其他经费主要由民众负担，由所在街、庄、社负责征收。

羞辱台湾学生的方言札

台湾学生被强制要求在校内全程使用日语，“讲方言（即台语或汉语）”被视为违纪行为，轻者罚抄，重者鞭打。许多学校设有“方言札”（一个小木牌，正面写着“方言札”），凡被发现讲母语者需要把这个小木牌挂在脖子上，羞辱示众。

社会教育方面，殖民当局还建立了大量的“国语”讲习所（和早期的传习所不同，传习所主要是培养日语师资），面向普通台湾民众教授日语。这种“讲习所”其实属于成人外语补习班，上课时间通常在晚上或农闲时期，高峰时达到了一村（部落）一所的规模。

另外，日本人还在城市里办了“国语”夜学会，吸收不善日语的台湾人入会，每期三个月，每晚授课1个半小时，夜校教学内容以日语为主，结合学习日常礼节。还有各类的“国语”练习会、“国语”普及会、“国语”研究夜学会、“国语”练习所等。同时，全台各地的社会团体，如升新会、妇人会、同风会、矫风会、自修会、青年会等，也都积极推行日语培训工作。

根据日本殖民当局统治台湾期间进行的调查，1942年台湾熟悉日语的人占人口总数的54.18%，超过70%的年轻人能用日语进行交流。数据也许有所夸大，但日本统治期间，在台湾培养了大量的精神日本人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人以作日本国民为荣，在1945年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多次组织反政府暴动并长期策划台独活动，成了媚日、台独的骨干力量。

1930年代日化了的台北街景

日本在台湾的同化政策，使部分台湾人对日本产生了国家认同，也让一些台湾人籍由反对蒋政权残暴统治而萌生“台湾地位未定论”及独立思想。目前台湾岛内一些人倾向于“维持现状”，就是国家意识模糊的表现，而媚日、台独，则是殖民遗毒未除的结果。未来统一后，必须大刀阔斧锄奸匡正，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日本在台推行日语教育部分，参照了程志燕的论文《日本在中国台湾推行的日语奴化教育及其危害》，在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