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的3位女强人：一人强国，一人建国，还有一个亡国

“公元七百零五年正月初一，天快亮了。”阴暗的洛阳上阳宫回廊里，侍者低声提醒年迈的武则天。短短一句，将人带回到那个男子主宰的时代，却也昭示着三个女人改写天下的罕见轨迹。

史书大都为帝王将相落笔，女性执政常被视作异数。可越是罕见，越显锋芒。两千余年王朝更迭，仅有三位女子既掌权又深刻地改变国家走向：武则天让盛唐重新昂首，吕雉替汉室夯实根基，慈禧则把昔日强大的清王朝推向崩裂。

先说武则天。她入宫时不过十四岁，却在高宗永徽六年开始代行听政。麟德元年，高宗旧疾再发，朝务悉归于她。她善用新科举，发动两税制雏形，重修洛阳，广纳士子。显庆四年起，吐蕃与党项数度来犯，武则天稳定河西、开拓安西四镇，边防得以喘息。有意思的是，她每遇谋逆并非连坐满门，而是精准清理首恶，保留官僚体系。如此做法既显示手腕，也减少社会震荡。久而久之，“女主”“周主”之名顺理成章。此人执政四十余年，国库盈实，百姓负担趋轻，史家评价“强国”二字并不为过。

轮到吕雉。公元前二百零二年刘邦登基，她只是皇后，却已参与重要军国策。荥阳之围，吕雉被项羽俘虏，仍设法稳住楚军，史称“智足自全”。刘邦后期剿异姓王，吕雉常在帷幄旁陈策，韩信被擒、英布伏诛皆印有她的影子。高帝崩，惠帝即位，年仅十七。吕雉凭“太后令”处理奏章，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策略，还亲自主持西市建设，通关津、修驿道，商旅往来陡增。短短八年，汉初财政从兵灾窘境中脱身，为“文景之治”储备了粮绌与人口，堪称“建国”的关键承接者。遗憾的是，她也延续了高帝的猜忌本色，制造戚姬骨肉之惨剧。功过并存，却无碍其奠基者的定位。

再看慈禧。咸丰十一年圆明园行在，三十一岁的她得到两枚御玺，从此插手国家大事。咸丰死后，慈禧与恭亲王联手辛酉政变，垂帘听政的序幕就此拉开。曾国藩、李鸿章主导的湘淮军镇压太平天国，为她稳住了皇权。但随后，甲午海战、八国联军让人惊觉“大清江山”已是风雨飘摇。值得一提的是，她并非毫无改革意愿，戊戌变法前夕也提出铁路、电报、矿务等新政雏形，可惜在养心殿里，她最放心不下的始终是位子本身。于是在战事赔款与万寿盛典之间，她选择了后者。财政透支，列强环伺，清朝终于走到亡国结局。

三位女强人，三种走向。武则天敢于向传统秩序开刀，她的权力建立在制度创设和军事胜利之上；吕雉更像耐心的建筑师，她稳扎稳打，把草创的汉王朝拉回正轨；慈禧则栖息在旧框架中，既惧怕外部冲击，也不愿彻底革新，最终与王朝一起坠落。

有人提问：若她们角色互换，结局会否不同？答案无从验证，但可肯定的是，时代大势决定了个人选择的上限。武则天手握盛唐遗产，得以纵横捭阖；吕雉面对的是刚刚平定的废墟，休养生息成为唯一路径；慈禧处于列强全球扩张的锋刃之下，僵化与守旧让最后的窗口机会溜走。

这三段女性掌权史留下两句警示：一，制度建设比个人英明更持久；二，执政者若忽视世界格局变化，哪怕坐拥权术也无法挽狂澜。强国、建国与亡国，不过一念之间，却又取决于长远的制度与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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