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马家军与西藏地方政府对玉树地区的争夺战

1929年青海建省后，马家军开始将目光投向玉树。时任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麒多次向南京国民政府上书，强调“玉树为青海藩篱，亦为国家西陲屏蔽，若不早图经营，恐为他人觊觎”。

1930年，西康甘孜地区爆发康藏冲突，藏军借机东扩，先后占领甘孜、瞻对等县，战火直逼青海边境。马麒与侄子马步芳敏锐察觉到危机，立即组建“玉树防务考察团”，由马步芳亲率参谋人员历时两个月遍历玉树各地，绘制军事地图，摸清部落分布与交通要道。同年10月，经国民政府批准，青海在玉树设立边防委员会，统管军政事务。12月，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在西宁成立，时年28岁的马步芳出任司令。

1932年2月15日，玉树苏尔莽地区（今玉树市下拉秀镇境内）的格鲁派尕旦寺与噶举派德赛寺，因属寺差户归属、草场划分及宗教税收等问题爆发冲突。两寺积怨已久，尕旦寺背靠西藏昌都总管府，德赛寺则与青海当局关系密切，此次纠纷很快从宗教争执升级为武装械斗，双方各聚集僧众与信徒千余人，手持土枪、长矛、藏刀在草原上对峙，德赛寺寺院建筑被焚毁多处，数十名僧众伤亡。2月20日，德赛寺住持带着重伤的僧侣前往结古向驻防司令马彪控诉，请求官府介入调停。

马彪接到报案后，立即派遣参谋官马元祥率一队士兵前往苏尔莽调查。经核查，纠纷源于尕旦寺强行吞并德赛寺下辖的三个牧民部落，征收高额赋税，且抢占优质草场，德赛寺属于正当防卫。3月5日，马彪依据青海省政府颁布的《玉树地区宗教事务管理条例》，作出判决：尕旦寺退还侵占的部落与草场，赔偿德赛寺损失，双方不得再私自动武。这一判决公正合理，得到当地多数部落支持，但尕旦寺住持却拒不接受，于3月8日带着寺内重要法器，亲赴西藏昌都总管府申诉，寻求藏军支持。

西藏昌都总管噶伦拉鲁·次旺公开支持尕旦寺诉求，并于3月12日向青海当局发出通牒，提出三项无理要求。

马彪立即将情况急电西宁，马步芳接报后，一面令马彪保持克制，一面派秘书王家楣携自己与青海省主席马麟的亲笔信函，率领玉树土司代表前往昌都协商。3月20日，双方在昌都举行会谈，王家楣据理力争，驳斥藏方无理要求，最终达成“暂行停战，次年再议”的协议。

西藏方面早已暗藏杀机。3月24日凌晨，藏军突然撕毁协议，以噶伦顿珠旺杰为总指挥，率领四千余名士兵分三路向玉树发起进攻。他们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避开青海军队哨卡，迅速占领苏尔莽地区，德赛寺被焚毁，数百名僧众惨遭杀害。4月2日，藏军攻占囊谦县城，县长逃亡，守城士兵伤亡过半。4月10日，藏军完成对结古的包围，切断了结古与外界的所有联系，马步芳精心构建的第二道防线全面崩溃。

被困结古的青海守军仅有一千二百余人，面对三倍于己的藏军，形势岌岌可危。马彪一面组织士兵加固防御工事，利用城内外的土坡与房屋构建狙击阵地，一面派人突围求援。藏军多次发起猛攻，采用集团冲锋战术，试图突破北门防线，但青海守军凭借机枪与迫击炮顽强抵抗，双方在城下展开惨烈厮杀，藏军伤亡惨重，结古城暂时得以保全。马步芳在西宁接到结古被围的战报后，当即拍案而起：“结古若失，青海危矣！”他一面急电南京国民政府请求支援，一面紧急调集兵力增援。4月15日，马步芳任命马元海为援军总指挥，率领骑兵第二团、步兵独立营及民团共三千余人，从西宁出发，驰援玉树。

5月20日，援军抵达玉树境内的歇武镇，与藏军先头部队遭遇，马元海利用骑兵优势，发起突袭，藏军猝不及防，仓皇败退。随后，援军采取“围点打援”战术，在结古外围不断骚扰藏军补给线，切断其粮草供应。藏军久攻结古不下，又面临援军威胁，士气低落，6月中旬，包围圈出现松动。

6月25日，马元海率援军在结古西郊的新寨草原与藏军展开决战，青海骑兵挥舞马刀发起冲锋，与藏军展开白刃战，当地藏族部落民团也纷纷赶来支援，藏军腹背受敌，全线溃败。6月28日，援军成功进入结古，与守军会合，围困长达两个多月的结古之围终于解除。

1932年7月，青海军队转入全面反攻。马彪与马元海兵分三路：中路主力由马彪亲自率领，直扑苏尔莽，收复被占寺院与部落；左翼部队由马元海指挥，进攻囊谦，肃清藏军残余势力；右翼部队由骑兵营长马忠义带领，迂回至金沙江沿岸，切断藏军退路。

7月15日，中路军在苏尔莽与藏军主力遭遇，青海军队充分发挥火力优势，先用迫击炮轰击藏军阵地，再以骑兵冲锋，藏军抵挡不住，向金沙江以南败退。7月28日，左翼军收复囊谦，抓获藏军俘虏二百余人。

8月5日，右翼军占领金沙江沿岸的竹巴笼渡口，控制了藏军退回西藏的主要通道。至8月中旬，青海军队已收复玉树全境，并将战线推进至金沙江沿岸，与藏军隔江对峙，此役青海军队共歼灭藏军一千二百余人，缴获步枪八百余支、机枪十余挺，自身伤亡六百余人。

1932年8月底，马步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请求批准渡江追击，与西康军阀刘文辉部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一举攻克昌都，彻底解决西藏地方政府的威胁。当时刘文辉的第二十四军正与藏军在西康边境激战，接到马步芳的提议后，立即表示响应，双方约定9月中旬同时发起进攻。

就在青海军队准备渡江之际，南京国民政府于9月5日发出急电，命令马步芳“停止进攻，原地待命”。国民政府介入调停。

在国民政府的调停下，1932年10月，达赖喇嘛致信马步芳，信中称“青藏本是一家，唇齿相依，不应兵戎相见”，表达了停战和谈的意愿。马步芳虽对停止进攻心存不满，但迫于中央政府压力，只得接受和谈提议。

1933年4月10日，青藏双方代表在玉树巴大塘草原举行和谈。青海方面以马彪为首席代表，西藏方面以喀伦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刘朴忱作为观察员出席。谈判异常艰难，双方在边界划分、战俘交换等问题上争执不下。藏方坚持以通天河为界，青海方面则主张以金沙江为界，最终在刘朴忱的调解下，双方达成妥协，签署《青藏和约》。

1936年10月，西藏当局以“青海军队侵占金沙江以东藏人聚居区”为由，再次挑起战事。18日，藏军代本顿珠率三千余名士兵，分三路渡过金沙江，向驻守德格、邓柯、石渠的青海军队发起进攻。

北路藏军进攻邓柯，中路进攻德格，南路包抄石渠，凭借突然性优势，藏军迅速突破青海军队的前沿防线，10月25日占领邓柯县城，11月3日逼近德格城下，石渠也陷入重围。

当时青海军队在青藏边界的驻军仅有两千余人，分散在多个据点，面对藏军的突然进攻，起初陷入被动。马步芳接到战报后，紧急调集骑兵第三团、步兵第二营及民团共四千余人，由马忠义率领，驰援边界。

11月中旬，援军抵达德格外围，与守城部队会合。马忠义分析战局后，决定先打中路藏军，再回师救援邓柯与石渠。11月18日，青海军队向围困德格的藏军发起反攻，山炮猛烈轰击藏军阵地，骑兵部队从两翼包抄，藏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被迫撤退。德格解围后，马忠义兵分两路，一路驰援石渠，一路进攻邓柯。11月25日，石渠守军与援军内外夹击，击退藏军。12月5日，青海军队收复邓柯县城，藏军向金沙江以西败退。

在邓柯收复战中，藏军残部退守邓柯城外的扎西半岛，凭借地形优势顽强抵抗，青海军队多次进攻未果。马忠义亲自率领敢死队，手持马刀冲锋，与藏军展开近身搏斗，半岛上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最终青海军队付出伤亡三百余人的代价，才彻底肃清藏军。至12月底，青海军队收复全部失地，战线再次稳定在金沙江沿岸，但双方的小规模冲突仍持续不断。

此时，国内抗日战争形势日益紧张，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南京国民政府急需稳定西部边疆，集中力量抗日。1937年8月，国民政府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前往青藏边界调解，吴忠信抵达玉树后，分别与马步芳及西藏地方政府代表会谈，晓以民族大义，要求双方以抗战大局为重，停止冲突。在吴忠信的斡旋下，青藏双方于1938年8月在邓柯举行第二次和谈，签订《青藏和好规则》。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同年5月，日军占领缅甸，切断了滇缅公路这条国际援助的生命线，大量抗战物资囤积在印度，无法运抵中国内地。为解决物资运输问题，国民政府计划修建一条经过西藏的中印公路，从印度加尔各答出发，经西藏亚东、日喀则、昌都，再至青海玉树，最后连接内地交通网。这一计划不仅能打通国际援助通道，还能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这一计划遭到西藏地方政府的坚决拒绝。当时西藏噶厦政府在英国的唆使下，奉行“亲英排汉”政策，企图脱离中央政府控制。英国方面担心中印公路的修建会加强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的影响力，破坏其分裂西藏的图谋，因此极力阻挠，向西藏当局施压，要求拒绝国民政府的提议。1942年7月，西藏噶厦政府正式答复国民政府，以“全体僧俗所不愿”“西藏环境特殊，不便修路”为由，拒绝开放过境通道。

不仅如此，西藏当局还采取了一系列对抗措施：1942年9月，在昌都设立“西藏边防督办公署”，任命噶伦索康·旺钦格勒为督办，统一指挥边界驻军；沿金沙江沿岸部署三个代本的兵力，配备英式武器，修建防御工事；在西藏境内推行“排汉”政策，限制汉族商人活动，驱逐中央政府派驻西藏的官员；更严重的是，西藏当局利用逃往西藏黑河地区的玉树难民，组建“反攻队”，向他们分发武器，指使他们对青海边境进行骚扰。这些难民多因不满马步芳的苛捐杂税而逃亡，西藏当局趁机加以利用，至1943年初，已组织起一千余人的武装力量，多次袭击青海边境的哨所与牧民部落，造成数十人伤亡。

此时，玉树前线的青海守军仅有三四百名骑兵，防务压力巨大。马步芳意识到事态严重，于1943年1月20日向南京国民政府发出急电，详细汇报西藏当局的挑衅行为，请求中央政府采取措施。2月14日，蒋介石亲自复电马步芳，强调“青海系国防重镇，又为陪都大后方，玉树安危关乎抗战全局”，要求马步芳“审时度势采取紧急措施，加强防务，坚决反击挑衅行为”，同时承诺中央政府将给予必要的支持。

接到蒋介石的指示后，马步芳立即着手加强玉树防务。将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从西宁迁至结古，由自己亲自兼任司令，直接指挥前线部队；增派两个骑兵团与一个步兵营前往玉树，使边界驻军增至一万余人；在金沙江沿岸的重要渡口与隘口修建碉堡、战壕等防御工事，配备重机枪与迫击炮；加强与玉树各部落的联系，动员部落民团参与防务，组建了五千余人的民间武装；改善后勤补给，修复西宁至玉树的公路，开通无线电台，保障通讯畅通。

国民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支持青海当局：1943年3月，派遣两架空军飞机从兰州起飞，对昌都地区的藏军阵地进行侦察飞行，这是现代化军事手段首次在青藏边界地区使用，不仅收集了重要情报，也对西藏当局形成了强大的心理威慑；4月，国民政府通过外交渠道向英国提出严正抗议，谴责英国干涉中国内政、分裂中国领土的行径；5月，蒋介石在重庆召见西藏驻京代表，明确提出三点要求：一是立即协助国民政府修筑中印公路，保障抗战物资运输；二是撤销非法设立的“西藏边防督办公署”与“外交局”；三是停止支持难民武装，与青海方面和平相处。

在军事压力与外交交涉的双重作用下，西藏当局内部出现分化。以热振活佛为首的爱国力量，反对分裂行为，主张与中央政府合作；而亲英派则坚持对抗立场。最终，在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力与中央政府的坚决态度面前，西藏当局不得不做出让步。

1943年6月，西藏噶厦政府派代表前往玉树，与青海当局举行会谈，双方达成协议：西藏当局停止支持难民武装，解散“反攻队”。同意中央政府修建中印公路，但要求公路避开西藏核心区域；撤销“西藏边防督办公署”，减少边界驻军；青海当局则停止追击难民武装，减免玉树地区部分赋税。至此，抗战时期的青藏边界危机得以平息，为中印公路的部分路段修建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