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案发后，他的小舅子王济甫空军上校被关15年，结局何等凄惨？

1950年6月10日，王济甫在台北松山机场工作。他是空军上校，正在指挥油料调度。这时，一辆吉普车开过来，停在他面前。

几个便衣下了车。他们没有出示逮捕令，也没有搜查证，就抓走了王济甫。他连办公室的飞行帽都没来得及拿。

王济甫的姐夫是吴石。吴石的案子牵连了他。

王济甫1918年生于福州螺洲。他少年时见过日本飞机轰炸。他因此决定报国。他考入空军军士学校，选择学习后勤补给。

他没有当飞行员，而是负责保障飞机起飞。抗战八年，他在西南的机场工作。他把油料和航材送上跑道。他依靠专业能力，在1948年晋升上校。

他成为了松山基地的补给处长。他平时不关心政治。他最大的爱好是收藏飞机引擎模型。到了周末，他会去看望母亲，或者去姐姐吴佩玉和姐夫吴石家吃饭。他没有想到，这种亲戚关系会带来灾难。

当局抓他的理由很简单。罪名是“纵无实据，亦应严惩”。他只是吴石的小舅子。这个关系决定了他的命运。1951年底，法院判他十五年徒刑。他们把他押往绿岛。

绿岛是一个关押政治犯的地方。王济甫和近千名“新生”一起建造自己的牢房。他们去海边开凿珊瑚礁石。这些石头很重，有二三十公斤。他每天都要搬石头修路。

他的手很快长满血泡。他的肩膀被石头磨破了。汗水和脓血粘住衣服。第二天撕开衣服，会带下皮肉。狱医只给一些紫药水。

食物很差。米饭里有沙子。菜汤里有死虫。他必须吃下去才能活。他需要力气搬石头。他身高一米八三。三年后，他瘦到只有五十四公斤。肋骨清晰可见。

身体的折磨可以忍受，精神的打击更重。1953年，他得知母亲在福州病逝。他不能公开哭泣。他担心别人说他“思想有问题”。

他只能在深夜跪在牢房的角落。他把母亲的信贴在胸口。那一夜后，他的头发白了，背也驼了。

他需要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他开始在床板背面刻划痕。他记录搬石头的次数。他记录咳血的次数。他记录想念家人的次数。他用这种方法计算日子。十五年，他刻了五千多道。

1960年，监狱爆发肺痨。王济甫高烧。因为他的身份，医生不给他用特效药。一位同牢的难友林炳松鼓励他。

林炳松说：“别死在这里。要死，也要死在自由的天空下。”王济甫因为这句话活了下来。他熬过了疾病，也熬过了刑期。

1966年12月，王济甫刑满出狱。他四十八岁。他包里只有一套发霉的军服和一张泛黄的妻儿合影。他以为自己自由了。但他很快发现，生活很困难。

他的身份证上有“叛乱犯”的戳记。他找不到工作。他去空军总部申请复职。宪兵把他赶走了。他过去的同事都躲着他。

他必须活下去。他租了一间三平米的小屋。他去码头搬水泥，也帮人修屋顶。最后，他在台北桥下摆了一个小摊，修理摩托车。

他写了招牌：“空军老兵・精修引擎”。他把“空军”二字写得很小。有人认出他是王上校。他只说：“王上校死了。现在只有修车的老王。”

他努力保持干净。他每天收工后用松节油洗手，洗掉油污。他换上干净的白衬衫，去夜市吃两碗面。他的姐姐吴佩玉想给他钱。他退了回去。他说：“姐，我不能再连累吴家。”

夜里，他常一个人走到淡水河口。他望着海峡对岸。那边是福州，是他的故乡。

1998年，台湾当局通过了《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王济甫快八十岁了。他拄着拐杖，拿出了那张保存三十多年的判决书。纸页已经很脆。

法官认定原判缺乏证据，撤销了判决。他拿到了一笔六百多万新台币的补偿金。他很平静。他说：“钱能把日子买回来吗？”

他把所有钱捐给了国家人权博物馆。这笔钱用于修复绿岛监狱遗址。他希望人们记住那段历史。

2019年，福州马尾建成了吴石将军纪念墓园。王济甫101岁了，他腿脚不便，无法前往。他托人带去一个木盒。盒子里有他从床板上撬下的刻痕，还有那张妻儿的照片。

同年冬天，王济甫在台北的寓所离世。他的一生，因为一个亲戚关系而改写。遵照他的遗嘱，他的骨灰被撒向了绿岛外海。那个囚禁他十五年的地方，成了他最后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