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通渭公安局长刑讯逼供制造冤案，毛主席怒批不像样

1951年3月12日，甘肃天水公安处通过电报向通渭县公安局下达紧急指示：据可靠线索，通渭县城关镇东街23号居民魏光，系“吊伐同盟委员会”反革命集团首犯，需立即对其住所进行搜查，核实犯罪证据后依法处置。时任通渭县公安局长的苏朋，于3月13日上午9时接到电报后，未按《公安机关办理反革命案件暂行规定》要求，组织警力对线索进行初步核实，也未制定包含搜查范围、人员分工、证据保全等内容的周密计划，仅在办公室召集3名民警简单交代：“魏光可能跑了，先把他侄子抓来，逼他说出魏光的下落，顺便挖一挖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底细。”

当日下午2时许，苏朋亲自带领民警前往通渭县城关镇东街，发现魏光家中仅有其22岁的侄子魏小宝（农民，当日因帮魏光照看门户留在家中），遂以“涉嫌包庇反革命首犯”为由，将魏小宝强行扣押，带回通渭县公安局第一审讯室。从3月13日晚8时起，苏朋亲自坐镇审讯，打破“审讯时长不超过8小时”的规定，对魏小宝实施连续10小时的轮番讯问。起初，魏小宝反复表示“不知道叔叔魏光的去向，也从没听过‘吊伐同盟委员会’这个组织”，苏朋见状失去耐心，当场默许民警使用麻绳将魏小宝捆绑在审讯椅上，并用竹板抽打其背部，威胁道：“再不说实话，就把你当成反革命同伙一起抓起来，让你这辈子都出不了监狱！”

在肉体与心理的双重压迫下，魏小宝于3月14日凌晨6时被迫作出不实供述，谎称“魏光曾在1951年2月10日晚，召集15人在自家院子里开会，成立了‘吊伐同盟委员会’，计划在3月底袭击通渭县公安局”，并随口说出了15个自己认识的、与魏光有过往来的人的名字。苏朋未对这份口供的真实性进行任何核实，也未前往魏光家中搜查所谓的“反革命证据”，便在3月15日上午10时签发逮捕令，下令逮捕这15名人员。

他们被陆续关押进通渭县公安局看守所后，苏朋进一步升级违法审讯手段，于3月16日至3月25日期间，指示民警对被捕者实施逼供，最终这些人都承认了所谓的罪行。

1951年4月20日，通渭县人民法院在县城人民广场举行公开宣判大会，在缺乏物证、书证等有效证据的情况下，依据苏朋等人非法获取的口供，对被捕者作出判决。

1951年1月5日上午，通渭县公安局收发室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人称“通渭县平襄镇村民刘某，组织了名为‘中立军’的反革命组织，成员约20人，计划在春节期间发动叛乱”。举报信未提供任何具体证据，仅留下“刘某曾在1950年10月与多名陌生人秘密会面”的模糊描述。当日下午，苏朋看到举报信后，未按规定对举报人的身份、举报内容的真实性进行调查核实，便主观认定“这是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必须迅速查处，否则会影响镇反运动的成效”，并在1月6日上午的局务会议上批示：“立即成立专案组，对刘某及其同伙进行调查，尽快实施逮捕。”

1月7日上午8时，苏朋亲自批准逮捕14名“重大嫌疑犯”。1月7日下午，14名“嫌疑犯”被陆续关押进通渭县公安局第二审讯室，苏朋亲自制定了“指明问供”的审讯方案，要求民警“直接向嫌疑人提供犯罪事实，让他们照着承认，不承认就用刑”。

1月25日，审讯工作结束，14名“嫌疑犯”中有9人被迫认罪，5人因坚决不承认，被苏朋以“态度恶劣”为由，继续关押在看守所。2月10日，通渭县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宣判，依据非法获取的口供，判处刘某有期徒刑4年6个月，其余人被判处一到三年的不同刑期。

这起所谓的“中立军反革命案”，从始至终都是一起人为制造的假案。1951年5月，天水公安处接到平襄镇村民张某的越级上访信，张某在信中承认“1月5日的匿名举报信是自己写的，因为和刘某有私怨，想通过举报报复刘某，没想到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天水公安处立即派人前往通渭县复查，经过半个月的调查，证实“中立军”组织根本不存在，刘某、赵某等人的口供均是在刑讯逼供下作出的虚假供述。此时，刘某已在监狱中因腿部受伤感染，卧床不起。赵某的私塾被查封，家人因“包庇反革命”受到村民的排挤，被迫搬到外地居住。

1951年5月8日下午，一名自称“王某”的无业游民来到通渭县公安局，向苏朋提供了一份所谓的“反革命情报”，称“通渭县存在一个名为‘西北工作指挥部’的反革命组织，由当地民主人士孙某担任总指挥，成员约30人，计划在6月1日期间，在通渭县中学、城关镇集市等地制造混乱，破坏镇反运动”。王某为了让苏朋相信，还编造了“自己曾是该组织的联络员，因害怕被牵连，才主动前来举报”的谎言，并索要了50元“举报奖金”。

苏朋未对王某的身份进行核实（王某是通渭县有名的无业游民，曾多次因诈骗被公安机关处理），也未对“情报”中的内容进行调查（如询问孙某的同事、走访通渭县中学），便轻信了这份假情报，认为“这是一起比‘中立军案’更严重的反革命案件，必须迅速破案，彰显公安机关的威力”。5月9日上午，苏朋成立了“5·8反革命案件专案组”，亲自担任组长，并制定了“快速逮捕、严厉审讯”的办案方案。

5月10日上午，苏朋签发第一批逮捕令，下令逮捕孙某等10名“嫌疑犯”；5月12日，签发第二批逮捕令，逮捕8名“嫌疑犯”；5月15日，签发第三批逮捕令，逮捕11名“嫌疑犯”。截至5月15日下午，苏朋先后批准逮捕29人，创下其在通渭县担任公安局长期间的逮捕人数最高纪录。

在审讯过程中，苏朋的违法行为进一步升级，除了继续使用刑讯逼供、指明问供等手段外，还出现了“伪造证据”的严重问题。在对周某的审讯中，周某始终否认自己参与过“西北工作指挥部”，民警便篡改了审讯笔录，将周某说的“我不认识王某，也从没听过‘西北工作指挥部’”改成“我认识王某，他是‘西北工作指挥部’的联络员，我曾在1951年4月为组织传递过情报”；在对李某的审讯中，因李某坚决不认罪，苏朋指示民警伪造了一份“反革命传单”，模仿李某的笔迹在传单上签名，并将其作为“李某参与反革命活动”的“证据”。

更严重的是，当部分办案民警对这些违法行为提出质疑时，苏朋以“镇反运动是特殊时期，要特事特办”为由予以压制。5月20日上午，年轻民警张某（刚从部队转业到公安局，接受过基本的法治培训）在专案组会议上提出：“现在的证据都是口供和伪造的，没有任何物证、书证，这样办案不符合规定，可能会制造冤假错案。”苏朋当场批评张某“思想不进步，阻碍镇反工作的推进”，并下令停了张某的职，让其回家“反省”。张某的遭遇让其他办案民警不敢再提出反对意见，只能按照苏朋的指示执行违法指令。

这起案件的发生，在通渭县引起了极大的社会震动，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的公信力。孙某被捕后，通渭县的民主人士都陷入了恐慌，纷纷不敢再参与政府组织的工作。通渭县中学的学生和家长对李某的被捕表示质疑，部分学生甚至发起了“请愿活动”，要求公安机关释放李某；普通群众也对公安机关失去了信任，遇到问题后不再主动向公安机关求助，导致通渭县的社会治安状况出现明显恶化。

1952年6月，天水公安处接到群众越级上访信后，立即派人前往通渭县进行调查，经过一个月的深入核实，证实了苏朋的违法乱纪行为。

1952年7月15日，天水公安处作出处理决定：撤销苏朋通渭县公安局长职务，追究其法律责任；对参与违法办案的民警进行严肃处理，其中3人被开除公职，5人被给予记过处分。1952年8月20日，通渭县人民法院对苏朋进行公开宣判，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随后，被冤枉的人员陆续得到平反。

1953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署就苏朋问题报告中央人民政府。同月30日，毛主席批示：“根本不像样子的公安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