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总司令，总政委，总参谋长，分别都是哪位名将担任？

“1935年1月15日凌晨，你得把参谋部撑起来。”周恩来轻声对刘伯承说。屋外细雨不停，遵义会议刚刚结束，一场决定中央红军命运的权力重组正在成形。

时针拨回到1927年8月1日。南昌城枪声骤起，贺龙、叶挺率部起义，刘伯承被推举为起义军总参谋长。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以“参谋长”名义组建最高作战指挥班子，奠定了后来总参谋部的雏形。几个月后，起义军分散转移，朱德、毛泽东分别带队上井冈，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在山间扎根。第四军的负责人两位，一位是毛泽东，职务“党代表”；另一位是朱德，职务“军长”。在那支不足五千人的队伍里，总司令和总政委的雏形就已出现。

总司令这一称谓正式写进红军编制，是在1930年红一方面军成立之后。朱德之所以被推至统帅位置，并不只因资历，更是因为他能在山地游击、城市攻坚、长途行军三种类型战斗间自由切换。井冈山的狭路、赣南的稻田、赣江的急流，朱德都带过兵打过仗。老红军私下说：“打硬仗找朱总。”话不长，却透出信任和敬畏。

与“总司令”对应的，是“总政治委员”。军中常说三句话：枪杆子是打出来的，路线是喊出来的，兵心是做出来的。兵心不稳，再好的枪法都白搭。毛泽东在第四军时期便以政治委员身份主持过前线工作，他擅长把复杂的政治口号变成老百姓听得懂的家常话。1930年永和会师，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毛泽东担任总政委，朱德为总司令，这对经典组合从此确立。三年时间里，他们指挥三次反“围剿”，前两次皆捷。第三次受敌侧翼压力被迫放弃瑞金，根据地丢了，但红军主力保存下来了。

1932年十月，人事再次调整。周恩来接过总政委一职。毛泽东此时在闽赣前线负责临时总前委，周恩来需要稳住中央和前线的联系。周的风格与毛不同，毛重纲领，周重细节；毛善煽动，周善平衡。有人在作战会议上当面抱怨缺粮，周恩来不急不躁，只问一句：“三天吃一次红薯可以吗？”对方无话可说。不得不说，这种临场处置能力让他后来胜任整个中共中央的“总协调”。

再把镜头给总参谋长。刘伯承被誉为“军神”，早期枪伤失明一只眼，战场却越打越准。1928年中央设军事部，刘伯承再任参谋长，下辖作战、谍报、训练等科，职能已接近现代总参体系。1930年秋，刘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留俄期间，他专门研究集团军机动作战，回国后向中央递交长篇报告，重点强调“分散奇袭、集中决战”八个字。报告没被完整采用，却成为后来百团大战和淮海战役的理论源头之一。

刘伯承离境那两年，红军参谋部由叶剑英主持。叶剑英个头不高，思路却跳跃。熟人笑称他是“走在地图上的人”。他主持编写《红军行军程序》，第一次把夜间行军、通信联络、协同开火都写成条文。红军也有“条令”了，不靠临场发挥，士气反而更稳。

到1934年底，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刘伯承返国后在两河口会议上被任命为总参谋长，但很快因反对德籍顾问李德的“硬拼”方案被免职，改任红五军团参谋长。总参谋部再次回到叶剑英手里。如此频繁调换，外人看着乱，其实是非常时期的“动态调整”。关键节点，中央需要一位能迅速与“政委体系”磨合的参谋长，叶恰好符合。

遵义会议后，军事指挥权重新理顺。朱德仍挂“总司令”，毛泽东重回核心指挥圈，周恩来负责统筹与蒋介石方面的战略周旋，刘伯承官复原职。1月19日，新的领军班底敲定：朱德—毛泽东—刘伯承—叶剑英四人组成最高指挥群，称“朱毛刘叶组合”。短短三十个字的会议记录，在中央档案馆至今仍能查到。

1936年10月，三路红军在陕北会师。中央立即进行整编，朱德任总司令，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叶剑英、张云逸任副总参谋长，周恩来兼政治部主任。这一套班子一直延续到工农红军改称“八路军”。可以说，谁在什么时间担任什么职务，完全取决于战局需求与个人专长，绝非单纯的论资排辈。

1949年后，曾经的红军高层有了新的军衔：朱德被授 marshal 元帅军衔第一序列，刘伯承、叶剑英同列元帅，周恩来、毛泽东以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份统揽全局。名号变了，职责却传承了。朱德依旧主持全国炮兵建设；周恩来支撑国家政务；刘伯承带军校、修战史；叶剑英主持国防科研。那些旧日称谓，已经融进共和国的制度框架。

把三大职务理一遍：总司令始终是朱德；总政委前后由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力；总参谋长在刘伯承、叶剑英之间轮换。人物不同，目标一致——保全队伍，图存中华。简单八个字，却是一代人多年鲜血与智慧的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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