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死亡高峰，专家给出答案：是这些因素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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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我国迎来了自1962年以来首次出现的人口负增长局面。所谓人口负增长，指的是当年死亡人数超过新出生人口数量，即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值。这一现象标志着我国人口结构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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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2023年与2024年连续两年延续了这一趋势。数据显示，去年全国仅新增954万名新生儿，而同期死亡人口却高达1093万，人口净减少达139万人。这种持续扩大的“生少死多”格局，预示着未来人口走势将面临更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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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张震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强研究员共同指出：中国正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死亡高峰时期。这一高峰并非偶然，而是由三大深层因素叠加推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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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是哪三个关键因素在驱动这场即将到来的死亡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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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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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社会稳定、经济恢复，国民生育意愿显著提升，我国相继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出生高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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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婴儿潮从1949年持续至1958年，这十年间年均新生人口稳定在约2100万左右，形成了战后重建期的重要人口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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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其后的第二次婴儿潮更为强劲，自1962年起延续到1975年，年均出生人数突破2600万，在1963年更是创下2954万的历史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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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次密集出生浪潮累计孕育了超过4亿人口，构成了我国几十年来劳动力供给和社会发展的核心支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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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第一波婴儿潮中出生的人群年龄已达到76至84岁区间，正式迈入高龄阶段，属于生理衰退和死亡风险急剧上升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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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第二波婴儿潮人群也已处于50至63岁的年龄段，正以每年接近2000万人的速度陆续步入老年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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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队列式”老龄化现象将持续释放影响。复旦大学的研究模型明确预测：到2061年，我国年度死亡人数将达到约1900万的顶峰，相当于当前水平的1.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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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根结底，这是历史出生模式带来的必然结果——当年“集中出生”的一代人，如今正在“集中老去”，进而“集中离世”，成为不可逆转的人口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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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进一步强调：2061年将成为死亡人数的转折点，届时年死亡规模将达到1900万，是现阶段的1.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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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当前所见的死亡人数上升只是整个过程的开端，本质上是过去高出生率群体进入生命终点周期的直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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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首波婴儿潮人群普遍进入76-84岁高危年龄段，次波人群则以每年约2000万的规模跨入老年阶段，庞大的基数效应日益凸显，为未来死亡总量攀升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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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值得注意的是，推动死亡人数持续走高的，并非仅仅是人口总量的增长，医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死亡延迟效应”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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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进步的死亡延迟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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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尚不足35岁，婴儿死亡率一度高达每千人中有200例以上，许多人在幼年或青壮年时期便因疾病或营养不良而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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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公共卫生体系逐步建立，医疗条件实现跨越式发展，情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疫苗广泛接种使脊髓灰质炎、麻疹等重大传染病基本销声匿迹，婴儿死亡率现已降至6.1‰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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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慢性病管理体系日趋完善，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老年疾病的患者可通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获得定期监测与科学干预，有效控制病情发展，大幅降低中青年阶段的意外死亡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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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进步使得原本可能早逝的人群得以延长寿命，死亡时间整体向后推迟了几十年，集中在60至90岁之间才发生生命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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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3年，全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78.6岁，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达2.17亿，占总人口比例达15.4%，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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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各年龄段的个体死亡风险普遍下降，但由于老年人口基数庞大，导致总体死亡人数仍呈现上升态势——从2022年的1041万增至2023年的11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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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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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令人担忧的是，尽管医疗改善带来了长寿红利，但生育意愿却持续低迷，形成鲜明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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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出生人口曾短暂回升至1786万，然而这一势头未能维持，到2023年新生儿数量骤降至902万，总和生育率跌破1.2，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1代际更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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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何不愿生育？根本原因在于现实生活的多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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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成本居高不下，托育服务体系严重滞后，双职工家庭难以兼顾工作与照护需求；女性在职场晋升中常遭遇生育歧视，加剧了职业与家庭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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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因素共同导致育龄妇女数量减少了6700万，适龄生育人口持续萎缩，新生人口逐年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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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全国死亡人口超出出生人口139万，表明“少子化加速老龄化，老龄化又抑制生育意愿”的恶性循环已经成型且不断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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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高峰下的连锁压力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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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劳动年龄人口不断减少，养老负担日益沉重。目前平均每4名劳动人口需供养1位老人，抚养比持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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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养老支出压缩了家庭可用于育儿的资金与精力，进一步削弱生育动机，使人口结构失衡问题更加难以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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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现有养老床位缺口高达200万张，一线城市公立养老机构排队等候时间长达五年之久。虽然私立机构拥有空余床位，但高昂费用令多数家庭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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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北京朝阳区某私立养老院，基础床位月收费达1.2万元，若选择全程护理服务，则每月需支付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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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全国企业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仅为3500元，仅能覆盖私立机构费用的一小部分，剩余开支只能依赖子女补贴。可大多数年轻人自身背负房贷、车贷，经济压力巨大，无力承担额外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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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硬件设施短缺，专业养老服务人才的匮乏问题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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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护理员岗位缺口高达550万人，行业平均流失率超过40%。许多养老机构长期陷入“招不到人、留不住人”的运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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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一家养老院负责人反映，去年招聘了10名护理人员，至今仅剩3人在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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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要为失能老人翻身擦洗、喂食喂药、处理排泄物，工作强度极大，月薪却只有4500元，收入不到月嫂的一半，很难吸引和留住从业者。”该院长无奈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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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养老服务外，医疗资源紧张状况同样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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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医院接诊人群中，老年病相关门诊占比已超四成，基层医疗机构更被慢性病管理任务全面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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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天上午发放的门诊号中，有80%属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患者。医生从早上八点一直忙碌到中午十二点，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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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仅要为老人测量血压、调整用药方案，还需耐心解答家属疑问，有时还要上门为行动不便者提供健康随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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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显示，全国基层医疗资源中约60%用于慢性病管理，导致感冒、发烧等常见病症患者就诊困难，年轻人挂号往往需要提前抢号、彻夜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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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警惕的是医保基金面临的可持续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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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全国医保基金支出增速达8%，明显高于5%的收入增长率。按此趋势推演，预计到2035年可能出现基金“穿底”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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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空穴来风。某省医保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全省医保支出较上年增加90亿元，而收入仅增长40亿元，财政赤字扩大5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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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医保资金无法支撑，未来老年人看病报销比例或将下调，慢性病药物供应也可能受限，家庭医疗负担将进一步加重，形成新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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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身后事”的处理也开始变得棘手，殡葬系统的压力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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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的墓地价格已飙升至惊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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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青浦区一块面积约1平方米的墓穴，均价超过10万元，甚至高于当地普通住宅单价；北京昌平推行的生态安葬方式虽价格亲民，但名额稀缺，需提前申请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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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安葬难，火化服务也出现拥堵。广州某殡仪馆在春节前后高峰期，遗体火化需等待3至7天。部分家属为让亲人尽早“入土为安”，不得不托关系寻求加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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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规划，2030年前需新增300家殡仪馆及5000台火化设备，以应对未来需求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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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推进难度极大：新建殡仪馆需用地审批，但多地居民强烈反对在居住区周边建设此类设施，认为不吉利。去年杭州某郊区拟建殡仪馆项目，因周边群众集体抗议而被迫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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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火化设备采购流程复杂、专业人员培训周期长，短期内殡葬服务能力难以快速提升，压力将持续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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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死亡高峰期”从来不只是简单的人口统计问题，而是社会从依赖“人口红利”转向追求“长寿红利”与“人才红利”过程中必须经历的结构性转型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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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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