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5月的上海,细雨淋漓。四马路一家杂乱茶社二楼,一对多年未见的兄弟对坐无言。哥穿旧布长衫,弟系学生短领,油灯在两人脸上投出忽明忽暗的光。茶社外车铃声不断,里面却只有一句低低的呼唤:“先修,是我。”十一个春秋的相思,在这句悄声里化开。
时针拨到2004年8月22日,四川广安协兴镇。邓家老院门口,已近九旬的邓垦扶着木杖站了许久。他缓缓抬头,青瓦仍旧,木檩依旧,唯一缺席的是那个曾陪他在院里放纸鸢的兄长。老人哽咽着自语:“小平,一辈子忙革命,哪有功夫回家。”院子空空,蝉鸣突兀,他的声音听来却像一记闷雷。
兄弟俩的倔劲,源自母亲淡氏。邻里说这位川东妇人“宁折不弯”。邓家原有四十亩水田,算得上小地主。辛亥风潮一起,父亲邓绍昌扛枪追随革命,团练局长没当稳就被排挤。家境急转直下,母亲却硬撑着养猪种地,不肯再向外家伸手。骨气两字,在孩子们心里刻得很深。
1919年,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传到重庆。父亲给家里写信,让15岁的邓小平赶紧来渝读预备学校。母亲急了:“娃娃才这么高,就丢外洋?”小平把门闩上,整整一天不进水米。日落时,母亲抹泪点头。那一刻,这个瘦小少年决定将视线投向更大的天地。
法国的车工车床练了他的手,也开阔了眼界。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往家里寄《赤光》半月刊。弟弟邓垦那时还识不了几个洋字,却把薄薄的刊物裱好珍藏。几年后,再次翻开,他才明白哥哥想给他种下的,是一颗革命的火种。
上海相认的那个夜晚,邓小平没耽搁。简单问过家中近况后,他递给弟弟一张地址卡片:“搬家后,把新地址写到这里,别落字多余。”嘴里轻描淡写,心里却盘算着如何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视线。几年前,罗亦农就在一次接头后被捕遇害,警钟始终在他耳侧敲响。
从此,兄弟成了战友。邓垦依照介绍,进入赤色互济会,替狱中同志送衣送饭、递信募款。当时的上海滩翻云覆雨,黄包车铃声背后藏着暗哨,巡捕房的锁链随时可能落到谁头上。年轻人却在缝隙里摸索着前行,没回头也没抱怨。
抗日烽火拉开,邓小平辗转太行,邓垦转战东北。1945年延安七大,两人短暂相聚。会场外的杨树叶哗啦啦响,可他们没空慢聊——一个要准备向华北进发,一个正赶着调赴吉林。握手片刻,各自又踏上夜色里崎岖的山路。
新中国成立前夕,西南局组建。从南京开拔到重庆,兄弟同行,路上暗枪冷弹不断。为了防潜伏的敌特在伙食里下毒,保卫部索性派人守着厨房,“现炒现吃”,饭里连葱花都要重重检查。翻过湘西群山,车胎被冷枪打爆,吉普一头栽进山沟,好几名战士牺牲。队伍停了整月清剿残匪,才继续向西南挺进。
建国以后,邓垦先在泸州,后到重庆当副市长。邓小平的足迹则遍布西南、北京、南疆。兄弟相见的机会并没因为和平而增多。1973年邓小平陪外宾南下回京,经停武汉,抽出半天到汉口洞庭街小坐。饭桌极简单,咸菜、辣子和一盘从广西带来的芋头。老邓夹了一块,笑说:“南边产的,好吃就多拿。”言语朴素,却把家常味带得满屋都是。
进入八十年代,改革的担子落到邓小平肩头,更加分身乏术。兄弟二人偶尔通信,字数寥寥,多是互报平安。邓垦在给同事谈起哥哥时,只淡淡一句:“他忙国家,我忙地方,各管一摊就好。”嘴角虽带笑,听者却能捕捉到几分惦念。
到了2004年,广安为纪念小平百年诞辰办了座谈会。邓垦执意先去老院,再赴会场。砖墙斑驳,柴门半掩,昔日孩童追逐的土埂已被雨水冲得坑洼。老人伸手抚着门框,手背的青筋于木色之间格外凸显。他重复那句并不高声的感慨,所有在场的人都能听清。
2017年深秋,邓垦在深圳病逝。遵照遗愿,家里不设灵堂、不收花圈,骨灰撒向南海。熟悉他的人知道,这位老兵一生简朴,但对海洋情有独钟——那里,或许能包容一颗走南闯北而仍不肯停歇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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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俩从川东农舍走到世界舞台,轨迹并不重叠,却指向同一目标:让这片土地少些战火、多些光亮。一个当家国重臣,一个做地方耕耘者,角色有差别,信念却没偏过分毫。倘若再有机会在茶社对坐,他们大概仍只会互问:“事情办妥了没?”然后端起微苦的川茶,一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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