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量世界屋脊的英雄测绘大队”，在贡当开展战备测绘的岁月

难忘的贡当测绘岁月

陈永（讲述）∕刘光福（整理）

我叫陈永，出生于1954年7月。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我是1969年12月应征入伍。1971年在西藏工作，在西藏工作了两年时间。我在部队工作了有26年时间，后来转业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现在已经退休了。

今天受邀谈一谈我在贡当区工作的情况，在这里讲之前，我先简要的对我的家庭也做个介绍。我的家庭之所以要做一个介绍呢，是因为我的父亲跟贡当这个地方也有缘分。

我的父亲叫陈昌元，父亲是1920年5月出生，1933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1949年，在渡江战役发起的前夕，我父亲被任命到解放军第18军54师162团担任副团长。这个团参加了解放九江的战役，随后进军贵州，进军西藏。下面我就讲一讲我在贡当区测绘工作所见所闻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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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入伍的时候，是成都军区第一测绘大队第五中队的一名战士。1971年我们中队奉命到吉隆县开展战备测绘任务。因为那一块地方是临近中国和尼泊尔的边境。那个地方没有地图，是属于无图区。为了保证国防的需要，我们部队要去完成这个无图区的测绘任务。我们中队是当年我军组建的第一支地面立体摄影中队，是用的德国的仪器，用的是苏联的地图技术。在全军是首次开展地面立体摄影。我们这个中队所面临的测绘对象，是一些山高林密，人员不易抵达的一些高山峡谷地区。所以我们中队就到了吉隆县贡当区。我在那个地方待了有大半年的时间。我们小组当时主要是住在贡当区的一营的营部。并且还到一连、二连和三连的驻地。也到了边境线和这个区所能够看到的，能够抵达的谷底河流和一些村庄都去过，在那些地方都待过。

我们从吉隆县到了贡当区以后，我当时是入伍一年的新战士。给我最大的感受是这个地方的山非常高，山谷非常的深，当时交通也极不方便，我们的战士在一个非常艰苦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戍边。当时我们的感受是非常深刻的。

我记得在贡当一营营部住的时候，我们曾经在那个地方合过一个影，是我们小组收测的时候合过一张影。从那张照片上可以看出来，我们一个营部的这个设施来讲，如果是用现在的这种观念来看的话，可能很多年轻人会认为我们的身后是一排猪圈。但是那一排房子恰恰是我们边防营的营部所在地，条件非常的艰苦。这个边防部队，他们每天没有新鲜蔬菜吃，吃的都是那些脱水的干菜。这个生活的标准也很低。我们在内地的时候，我们一天的生活标准是四毛四分钱。可能高原的部队比我们贵一点，可能有一两块钱生活标准。但是他们在当时的情况下来讲，他们吃的也是非常的差。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开展工作的时候，我们从内地带了一些主副食到测区进行工作。我们当时就考虑到，如果我们在收测的时候，这些东西有吃不完的话，我们会给他们留下来，让他们改善一下伙食。我们在贡当一营，住下来以后，我们要到那个边境线去工作，当时就到了一连、宁村这个边防点。敏村边防点离贡当，我记得当时有二十多公里吧。

我们当时是向贡当区的老百姓租的牦牛，然后驮着我们的行李、驮着的测绘器材，沿着这个山腰的那些羊肠小道，一步一步的走到宁村的边防点。驻防在宁村边防连队的同志们，他们就住在一个山腰上。再往前走的就是边境线，中国和尼泊尔的边境线和山口，他们要定期不定时的去巡逻。

我们到了宁村以后，还要继续向前走，就是到边境线一带去作业。宁村边防点的战士们，他们就要配属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去一次，他们就有一个班配属我们。我们到边防线去作业，战士们都是背着仪器，背着设备。另外，我们自己背着配备的冲锋枪。但是护测的部队，他们一个班陪同我们，他们是全副武装，除了他们配备的轻武器外，还有轻机枪。目的就是防止我们在边境线附近出现一些不测，包括一些叛匪或者说一些野兽的侵害，他们护测主要是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和这个边防连队的同志一起去翻山越岭，去蹚过那些激流，另外的话就是还要去爬那座山。我记得当时贡当就在宁村后面的山头里，那个山头都是那种乱石堆。

我们去的时候，山上的积雪已经不是很多了。但是山上的碎石，包括那个光山的碎石，悬崖峭壁，都是这样的一些山头。我们要到那个山头上去作业，主要是进行观测和插旗。有的山头爬不上去，边防连队的同志们就跟我们一起，从旁边绕着上去，有时候一绕，就要绕好几里路才上得去。下山的时候呢，我们作业完了以后，有时候从山上下来，眼看着还有三四十米就能够下到那个坡坡的地方了，但是因为是绝壁下不来了。我们就用腿上的绑带把它接起来以后，把那些仪器设备先吊下来，把人也一个一个的吊下来，最后一个人就只有忍痛的把那个绑带割断。我有一次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就碰到了这种情况。我在山上先把仪器设备吊下来了，把人吊下来，我是最后一个下山，把绑带就割断以后，人就滚下来了。所以，遇上这种情况，我们边防连队的同志看到了以后，他们有时候也给我们讲，你们在边防地区搞测绘的话，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危险。边防连队的同志还给我们讲，他们虽然在这个地方住着守点、巡逻，但是周围的山，他们没有去过，也没有去爬过。他们跟我们一起爬了以后，他们才知道这个地方的山是这样的危险，是这样的难爬。这就是我们当时在贡当这个地方，我们所感受到的就是那个地方的山非常的高。

我们还有一个感觉，就是贡当区周边的这些山来讲的话，因为贡当区当时的交通很不方便，所以，山与山之间看得到，山与山的间隔看来很近，山头和山头之间，大概就两三百米。如果是隔山喊话，也许对方都能够听到。但是我们要到对面去，也许就要爬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从山头走到山谷底下，再从山谷底下再爬上山去，这个可能就是一天的时间了。所以，我们当时看到在边境线上来讲的话，贡当区当时就是面临的这样一个环境，当时看到的也是非常艰险，非常恶劣，这是给我们的感受。

另外，我们边防部队的同志，他们的生活也非常非常的艰苦。我记得他们边防队的同志，他们当时看报纸，一般要几个月才能送来一次，家信呢，一般也要几个月才能送来一次。他们主要就是连队里配发了一个半导体的收音机，当时的连队干部组织大家就是听一听中央台的一些短播新闻。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视，也没有更多的东西。所以说，那个时候的文化生活是非常的单调。

我在贡当的时候，看到的这一切。后来我休假的时候，我把这个边防部队的这些生活情况和工作情况，曾经给我父亲讲过。我父亲因为1949年生病以后，在当年底就离开了162团。我给父亲讲，我说你过去的部队，现在在那个地方守点，他们住的房子，他们的生活情况，我说他们是为了国家在这个地方守边防。我父亲听了以后，他没有对我说什么，但是，他的脸上也流露出了一种就是让我来看的。也是感觉到很难让人感觉到的一种情怀吧。他对他的老部队这种情怀啊，也使我深受感动。这是我在贡当的第一个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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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感受，就是我们的边防部队，在贡当乡这个地方，当时贡当乡给我的感觉来讲，可能不像后来，现在公路修通了，通讯网络通了。当时给我的感受就是：除了营部那几栋房子，好像是一个有人气的地方。他们乡政府在什么地方，我们当时都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办公，反正整个的想法都是感觉到非常的破烂。我记得当时贡当乡的乡长，好像是一个北大的毕业生。因为我问过他，你是哪个地方的人？他说：“他是北大毕业的，毕业以后，最后就到了贡当乡，当了乡长以后，最后在贡当乡当地找了一个藏族的姑娘成了家”。我曾经给他开玩笑，我说你成家了，你以后也回不去了。在那个年代，而且我当时入伍的时候年龄也比较小。我没有体会到一个北大的学生，能够到贡当乡这样的一个远隔北京千山万里，可以说是一个边疆基层最边远的一个乡，但是我觉得他到这个地方来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

我们在区里边工作的时候，我们小组所需要的牦牛，这些牲口驮运东西的时候，都是通过区里边的区长，这一级的领导帮我们到老百姓那里去联系，就是付给老百姓钱，付给他们的工钱，付给他们雇用牦牛钱。然后他们把牦牛派给我们，走一次大概就是要走十几天、二十几天，他们就跟着我们走。

我们感觉到，这些地方的同志在这个乡里边工作，他们的条件，比部队的条件还要苦。因为我们到营部，感觉到不管怎么样，营部的条件嘛还算可以，他还有干打垒土坯房。但是乡里面的乡政府，我们没有去过，都是他们到营部来跟我们联络。但是我们总感觉到从乡里面当时的感受来讲，乡里面的情况还是更艰苦。

我们当时在营里的时候，营部的的战士给我们介绍情况的时候，就说营部后面有一个烈士墓。营部的同志也带我们去瞻仰过这个烈士墓。我曾经问过他们营里边的同志，我说这个地方埋的都是什么样的人？营里边的战士给我们讲，这个地方埋的人都是在贡当这个地方牺牲的一些解放军战士。给我印象比较深的，他们介绍了有一些人是汽车部队的，给贡当送给养的时候，在强拉山遭到叛匪的伏击。最后送给养的战士全部牺牲，只有一个送信的战士活下来了，最后跑到贡当来报信，那些牺牲的战士就埋在了这个烈士陵园里面。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因为当时的交通条件的限制，大雪封山，所以说有些战士生了病以后，他们不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所以病逝以后，这些战士就埋在了这个烈士陵园里面。我们听了这两种情况以后，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震撼。我一直记得战士给我们讲的这两种情况，有被叛匪打埋伏牺牲的，也有病死的同志，我想这些战士，他们为什么从祖国各地到这个地方来守卫边疆，最后牺牲在这个地方，最后埋在了这个地方。当时从我们的心灵来讲的话，对他们感到非常的敬佩。我们小组曾经利用收测的时间，我们曾经集体到这个烈士陵园里面去瞻仰他们，给他们献了花。我们临走的时候，还去给他们献了花，向这些烈士告别。我在贡当的时候，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就是烈士陵园这件事情。

所以说几十年以后，就是直到去年（2022年9月），我在《雪域老兵吧》这个媒体网站上，看到了十八军后代王晓玲写的一篇文章，就是讲到了贡当乡政府和乡党委，还有他们的老百姓，在部队撤走的这几十年里，在老百姓不知道这个墓地里面埋的烈士或者是这些战士的姓名的情况下，在没有部队委托和交接的情况下，他们始终多年如一日的来维护和祭扫烈士墓。我看了以后，我心里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因为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对我的印象很深。我为贡当党乡党委、政府，还有当地的老百姓这种情怀，所深深的感动。我随后就联系到18军后代的王晓玲。随后又通过王晓玲联系到了当年曾经在贡当一营三连担任副指导员的范灶来老兵。联系到他们以后，通过几个老兵，我最后收集了解到了这个烈士陵园里边的一部分同志的姓名，或者是他们牺牲的原因的一些蛛丝马迹的一些情况。我把这些况最后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屹立在国际线上的烈士陵园”这样的一篇文章。随后发表在《雪域老兵吧》这个媒体上。

这篇文章，最后我在征求范灶来老兵的意见的时候，就是他给我讲述了他知道的人员的情况，我把这些东西整理以后，然后我把这个稿子在发表之前要发给他征求意见，范老兵给我回了微信，范老兵的文化程度不高，他说他看了这篇文章以后，他不禁泪流满面，他没有想到他的战友，今天乡里边的乡党委和乡政府，还有乡里的老百姓，他们还没有忘记那些牺牲的烈士们。这个微信我现在还留着，等会儿我可以提供给达娃顿珠主任。这里面有两个战士，曾经是他亲手把他们从雪山上拉回来，给他们洗干净了以后，又亲自把那两名战友掩埋到这个烈士陵园里面去的，可以说范灶来老兵是一个见证人。

所以说，我看了贡当烈士陵园的照片以后，我就说贡当烈士陵园是当年我们戍边的这些解放军的一个见证，是他们留下来的一座丰碑。它不仅能够记录着我们当年的这些边防战士，他们在那个地方戍边的丰功伟绩。而且他可以看着我们这个边境乡的这些老百姓，他们在党的光辉照耀下，不断的走向幸福的康庄大道，他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这一次来讲的话，我想对达娃顿珠主任他们，我也希望他们能够把这个烈士陵园的修复工作和维护工作做好，能够把祭扫革命先烈这一项活动更好的坚持下去。这些烈士的姓名和事迹的寻找可能还会继续。因为这里边有很多是无名的，当年部队没有留下这些东西，没有留下这些资料。以后可以通过各方面的工作，不断的来完善这里边这些人的姓名和他们的事迹，甚至能够找到他们的家人。这样就让我们贡当乡的这项工作，能够成为一件更有意义的一项工作。这也是我曾经在那个地方工作过的一个老兵的心愿。

我们当年在贡当乡做测绘工作的时候，有些典例的一些小事情。我们从贡当营部到宁村，要经过刹拉山口，刹拉山口下面有一个小庙。我刚才问了达娃顿珠主任，达娃顿珠主任说那个小庙现在还在。他跟我讲那个小庙叫拉姆小庙。因为我们当年去过那个小庙。我们当年在那个地方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们是有非常严格的纪律。因为那个地方属于边境地区，我们到那个地方以前，我们小组都要开展敌情和社情的一些教育。其中有一点，就是对群众的东西要做到秋毫无犯，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我记得当时我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因工作需要到拉姆庙里边去。拉姆小庙里边有烧香的那些铜碗，烛台，那里边有很多东西。另外，有的人说里面有些东西也是镀金的。我们去的时候，也没有老百姓在那个地方，但是香火还是燃烧着的。为了维护群众的纪律，我们可以说在那个地方是秋毫无犯，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我们在那个地方没有蔬菜吃，就跑到拉姆寺庙外面原始树林里面。那个里面有很多蘑菇，我们去采蘑菇就用清水煮来吃。我们走过的地方，做到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当地群众习俗，给老百姓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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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后临近撤出贡当的时候，在汝村那边，有时候没有蔬菜吃，想吃一点蔬菜，想喝一点牛奶，我们就用钱给老百姓买一点那个新鲜蔬菜。在当时，汝村的老百姓不要人民币，他们要东西去交换。我们后来才知道要东西交换，他不要钱。最后我们小组就拿着香烟、食盐，或者腊肉这些东西，就与他们交换实物。我们知道老百姓生产一点新鲜蔬菜很不容易。有时候我们就拿一斤腊肉换一斤白菜，有时候呢就是拿食盐交换蔬菜。有时候拿香烟换他们的牛奶。他们挤了牦牛奶以后，他们那一罐约10斤，我们有时候就拿一、两条香烟。老百姓也分不清什么叫好烟，什么叫差的烟。但是他们看到红颜色的外盒壳包装，就是好烟。因为他们可能知道中华烟是红颜色的外盒壳包装烟。但是我们当战士的，没有那么好的烟。当时中华烟也不过就是四五毛钱一盒，我们当时也没有。我们小组里面的烟呢，一般就是一两毛钱一盒的烟，甚至是八分钱一盒的经济烟。当时那个劳动牌香烟，是红颜色的包装盒壳，劳动牌香烟2块4毛钱一条；那个飞马烟是蓝色包装盒，3块3毛钱一条。我们把烟拿出来，给他们飞马烟，他们不要，说那个烟不好，就只有给他们劳动牌香烟。我们就拿肉、食盐、香烟去跟他们换白菜、换牛奶。这样来保证我们这个作业组生活上的一些需要。但是这些老百姓，他们对解放军非常朴实。我们让他们做什么事情，他们都是认认真真帮我们做好，帮我们运物资，他们都不怕辛苦，不怕劳累。有时候给我们运物资时，在河沟里被挡住了那有些牦牛，牦牛不走那个河沟，他们就把那些牦牛一只一只的从河里边拉过来，那个水是非常冷的，老百姓对解放军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让我们小组人员也深受感动。就是我们和老百姓一起克服了很多困难，他们帮助我们做后勤方面的工作，保证了我们这个小组在测区里面的工作，最后得到了全面的完成。我们这个小组在贡当区工作的这一段时间来讲，因为我们出色的完成了任务。我们小组荣立了集体三等功。

另外，我们测绘大队在西藏常年的坚守，从六十年代成立，一直到七十年代，在西藏高原进行战备测绘任务，每一年都圆满的完成任务，到1982年，我们测绘大队被中央军委授予了“丈量世界屋脊的英雄测绘大队”的光荣称号。这是人民解放军一个团的建制单位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第一个。我们测绘大队，在西藏来讲，最后是走遍了西藏的山山水水。这只是我们这个小组在西藏贡当的这一段测绘的经历。其他小组也转战到西藏的其他边防地区，顺利的完成了任务。

回顾我在西藏贡当测绘工作的经历，我深深的感觉到，驻守在边防的这些战士，他们是怀着一种崇高的理念。他们是在极端艰苦恶劣的环境下，默默的坚守，他们奉献自己的青春，实际上他们是为祖国的安全，他们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所以我们测绘部队在这个地方工作是短暂的，他们常年坚守和奉献，有许多同志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觉得对这样的边防军人，应该给予他们一个崇高的敬意。

我们想今天，吉隆县贡当乡党委和政府以及老百姓，他们还记得这些军人曾经在这个地方所做出的业绩。我们也为他们感到深深的由衷感谢！感谢贡当乡党委和政府，为我们这支部队里边所做的一些工作，几十年来默默无闻的为烈士们坚持祭扫。我们也希望贡当乡在党的光辉政策指引下，今后建设的越来越好，走上致富、走上繁荣的康庄大道上。

【注：根据陈永同志2024年1月3日，于重庆两江四季酒店（洪崖洞店）2115房间，受邀接受采访录像录音讲述综合整理部份内容】

（注：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