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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魍魉魑魅”的出处是春秋时期左丘明所著的《左传》,具体篇章是《左传·宣公三年》。
公元前606年,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在讨伐陆浑之戎的途中,率领大军来到了周王室的都城洛邑附近,陈兵示威。刚刚即位不久的周定王心中不安,又不敢直接与楚庄王对抗,便派大臣王孙满前去慰劳楚军,一探虚实。
楚庄王在与王孙满的交谈中,居心叵测地询问象征天子权威的“九鼎”的大小和轻重(即“问鼎”一词的由来),意在觊觎周朝王位。王孙满作为周天子的代表,给予了义正辞严的回击。他在回答中说道: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
这段话是“魑魅魍魉”的最初历史源头。
在古文中,写作“螭魅罔两”。“魑”是“螭”的异体字,后来通用;“魍魉”在当时写作“罔两”或“蝄蜽”。
王孙满的意思是,从前夏朝有德的时候,把远方各种奇异事物的图像铸在鼎上,让百姓都能认识。这样百姓进入山川林地,就不会遇到不顺利的事情,这些“螭魅罔两”也就无法侵害他们。
深层寓意是王孙满借此告诫楚庄王,统治天下在于德行,而不在于是否拥有九鼎。只要有德,自然能让各种邪祟(既指精怪,也暗指楚庄王这样的挑衅者)无法得逞。
“魑魅魍魉”四字,每个偏旁都藏着一段历史。
“魑”字,左边是“鬼”,右边是“离”。在古代传说中,“魑”指的是山中的怪物。汉代学者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魑,若龙而黄”。传说这种精怪栖息于深山老林,能幻化人形迷惑路人。
“魅”字,同样从“鬼”,《说文解字》称:“魅,老物精也”。这是指那些年深日久的物品化成的精怪,常居于人迹罕至的密林深处。
“魍”与“魉”通常连用,“魍魉”在古代又写作“罔两”,指的是山川中的精怪。先秦文献《鲁语》中记载:“木石之怪曰夔、罔两”。这些精怪喜欢藏身于幽暗的山水之间,伺机而出。
“魑魅”和“魍魉”这两个词在更早或同时期的文献中也单独出现过,进一步佐证了它们作为精怪概念的古老性。
《左传·文公十八年》:“投诸四裔,以御螭魅。” 意思是把凶恶的人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去抵御那里的“螭魅”。可见“螭魅”被视为边远荒凉之地的害人精怪。
《国语·鲁语下》:“木石之怪曰夔、罔两。” 这里明确指出,“罔两”(魍魉)是山川木石中的精怪。
为什么后来固定为“魑魅魍魉”?
从“螭魅罔两”到“魑魅魍魉”的定型,是一个文字自然演化的过程:
偏旁类化:为了更直观地体现这些事物的“鬼怪”属性,后人将“螭”加上了“鬼”旁写作“魑”,将“罔两”加上了“鬼”旁写作“魍魉”。这使得四个字都从“鬼”,在视觉和表意上更加统一和恐怖。
音韵节奏:“魑魅魍魉”四个字连读,发音为 chī mèi wǎng liǎng,平仄相间,读起来铿锵有力,朗朗上口,非常适合作为一个固定的成语流传下来。
“魍魉魑魅”的出现,是成语在使用过程中的一种词序互换现象。这在汉语中并不少见(例如“千山万水”和“万水千山”)。之所以可以互换,是因为:并列结构:“魑魅”和“魍魉”在语义上是并列关系,都是指代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意义不变:调换顺序后,整体的含义并没有发生改变,依然是指形形色色的坏人、邪祟或阴暗事物。
不过,在正式书写和绝大多数文学作品中,公认的标准和传统形式仍是“魑魅魍魉”。
约公元前2600年,华夏大地发生了一场改变历史的战役——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根据《山海经》等古籍记载,这场战争中出现了各种超自然力量。
蚩尤,作为九黎族首领,不仅勇猛善战,还懂得调用自然环境中的各种力量。传说他能够驱散大雾,呼唤风雨,更能指挥山林中的精怪参与战斗。这些精怪,就被后人统称为“魑魅魍魉”。
当时黄帝率领的部落联盟,面对这些从未见过的精怪,产生了极大的恐惧。这些精怪很可能是在特定地理环境下产生的幻觉,或者是蚩尤部落战士佩戴恐怖面具造成的心理威慑。无论是哪种情况,这场战争让“魑魅魍魉”成为了恐怖与未知的代名词。
值得注意的是,黄帝最终战胜了蚩尤。这一胜利不仅确立了华夏族的核心地位,也奠定了中原文化对四方“精怪”的文化优越感。从此,“魑魅魍魉”不再仅仅是山林精怪,更成为了文化上“他者”的象征。
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即位,在管仲辅佐下,成为春秋首霸。然而在称霸路上,齐桓公也曾遭遇“魑魅魍魉”的困扰。
据《管子》记载,齐桓公有一次狩猎深入密林,忽然遇到怪异现象:马匹受惊,随从迷失方向。管仲解释说,这是林中“魍魉”作祟。他建议齐桓公祭祀山神,果然平安归来。
这个故事背后,隐藏着古人对于未知领域的恐惧。当时齐国疆域不断扩张,军队和民众经常需要进入未经开发的地区。这些地方不仅地理环境复杂,还可能居住着未被同化的原始部落。他们利用对地形的熟悉,采取游击方式抵抗齐军,在齐人眼中,这些神出鬼没的抵抗者,便如同山精鬼怪一般。
管仲作为杰出政治家,深知这种恐惧对扩张不利。于是他巧妙地将自然现象与精怪传说结合,通过祭祀仪式,既安抚了民心,又强化了齐桓公作为“天命所归”的君主形象。这一事件反映了古人如何将现实困难转化为超自然叙事,以此凝聚人心、巩固统治。
公元前489年,六十三岁的孔子周游列国,被困在陈国与蔡国之间。当时有一种说法,孔子一行之所以被困,是因为遇到了鬼怪作祟。这种说法很可能源于当地居民对陌生人的排斥。孔子作为来自鲁国的外来者,带着数十名弟子,在当地人眼中或许就如同异类一般。
更深层看,孔子代表的儒家思想,与当时南方楚文化中的巫鬼信仰本就存在差异。这种文化冲突,外化为“魍魉”阻路的传说。孔子最终脱困,也象征着理性思想对神秘主义的胜利。
有趣的是,在后世传说中,孔子的形象甚至被赋予震慑“魑魅魍魉”的能力。这反映了儒家文化逐渐占据主流后,对原有精怪传说的吸收与改造。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朝。这位千古一帝,对“魑魅魍魉”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恐惧。
根据《史记》记载,秦始皇晚年痴迷长生不老,多次派方士入海求仙。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徐福率童男童女东渡日本的故事。在另一些记载中,秦始皇还令人绘制各种鬼怪图像,试图掌握它们的形貌,以避免被侵害。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封禅泰山,途中遇到大风暴雨,不得不躲在一棵松树下避雨。这件事本属平常,却让秦始皇疑虑是否是山中的“魑魅”作怪。事后,他封那棵松树为“五大夫松”,既有感恩之意,也有镇抚山灵的考虑。
秦始皇对“魑魅魍魉”的恐惧,实际上是对未知危险的本能反应。他统一六国后,面临六国遗民的反抗,这些反抗力量潜伏在暗处,如同传说中的精怪,不知何时就会突然出现。这种政治现实投射到心理层面,加剧了他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
到了唐宋时期,“魑魅魍魉”的含义发生了微妙变化。随着文化繁荣和理性精神的发展,这些传说中的精怪逐渐从令人恐惧的对象,转变为文人笔下的创作题材。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被贬永州时,写下《捕蛇者说》等名篇,描写当地蛮荒景象。他在信中曾用“魑魅”形容偏远地区的未开化状态,这已经是一种隐喻用法。
宋代文人苏轼更是以豁达态度对待精怪传说。他在《夜泊牛口》中写道:“水怪不敢逞,魍魉自惊逃。”意思是正人君子连鬼怪都要退避三舍。这种将道德力量置于超自然力量之上的观念,反映了宋代理性思想的兴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类书《太平御览》和《太平广记》收录了大量精怪故事,其中就包括各种“魑魅魍魉”的传说。这些记载不再是为了恐吓读者,而是出于文化整理和学术研究的目的。精怪从信仰对象变成了文化符号,这一转变意义深远。
明清时期,印刷术的发展使“魑魅魍魉”有了可视化形象。这一时期出版的《山海经》插图本,首次为这些传说中的精怪绘制了具体形象。
明代学者王圻父子编撰的《三才图会》中,收录了“魑魅”“魍魉”等精怪的图像。这些图像多采用半人半兽的设计,如人面兽身、多目多足等特征,既恐怖又奇特。
清代《古今图书集成》更是集前代精怪传说之大成,将“魑魅魍魉”按照类别编入不同的典部。这种分类整理工作,实际上是对古代精怪传说的一次系统梳理。
有趣的是,随着这些图像传播,“魑魅魍魉”反而失去了部分神秘感。当精怪有了具体形象,就不再是难以言说的恐怖存在。这反映了明清时期人们对超自然现象的认识进一步理性化。
进入近现代,“魑魅魍魉”的含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些曾经令人谈之色变的精怪,彻底演变为比喻意义上的词汇。
鲁迅在1926年写的《朝花夕拾·小引》中,用“魑魅魍魉”形容社会上的各种丑恶现象。这种用法代表了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新中国成立后,“魑魅魍魉”常被用来形容社会上残留的旧思想、旧习惯,或者各种不正之风。比如1963年,毛泽东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中,就用“魑魅魍魉”形容反动势力。
回顾“魑魅魍魉”的千年演变史,今天我们已不再相信深山老林中真的存在这些精怪,但“魑魅魍魉”作为文化符号,依然活跃在我们的语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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