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布克奖揭晓在即，你觉得哪本书会获奖？｜短名单作品与它们的创作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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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关于失踪女孩的新闻报道，一次隆冬紧急事件的记忆……苏珊·崔、安德鲁·米勒、大卫·扎莱等作家讲述了他们入围作品背后的灵感。

基兰·德赛

《索尼娅与桑尼的孤独》

当我们清理我父亲去世后的公寓时，一群人蜂拥而至。他们匆匆搬走了橱柜和椅子，他的衬衫和袜子。捡破烂的人拿走了生锈的电器。

一个年轻女子拿走了吉他。我记得我父亲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绿袖子》。还是说这是我编造的？天在下雨，但我的眼睛是干的。没有时间流泪——一个帝国就是这样迅速被“拆卸”的。又一片风景消失了。

我当时已经在写关于孤独的故事，关于索尼娅和桑尼，他们在夜间火车上相遇，前往各自祖父母的家，驶入他们的过去——过去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家园。我已经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纽带具有修复力的深度以及它的脆弱。

索尼娅和桑尼的关系跨越多年和大洲——遍及美国、意大利、墨西哥、印度。当他们相遇又分离，在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里协商时，我写下了国家之间、种族之间、性别之间、宗教之间的裂痕，所有这些都是一种孤独。

我写了新闻故事令人不安地改变形态的空间，写了人们将自己变成不可知的生物的地方。还写了被幽灵和噩梦占据的阴影之地，这些幽灵和噩梦预示着历史的一股黑暗潜流可能在任何时刻爆发，重新引发暴力。

我写了对消失的自然世界的渴望，写了过去森林和海洋曾经隐藏的神奇生物。但我也对孤独转变为战争结束后的平静这种形态变化感兴趣。在转型时期寻求的独处。一种精致的艺术孤独。对个人存在的尊严和隐私的发现。

写作那些年里我所经历的一切都被卷入了这本书的河流——日记、报纸文章——而且，在某一时刻，我的书支离破碎，我努力想把它维系在一起。无论我去哪里，我那笨重的手稿都随身带着，压沉了我的行李。我把它装在购物袋里拖着，从不同的地点寄回我在纽约市的家，而家里正堆满了纸张。

然后，一个奇妙的巧合发生了（以我的经验，生活总会给你写作所需的东西）。几十年来一直在印度工作的意大利艺术家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Francesco Clemente），请我为他的画展写一篇介绍，那是一个冥想而神秘的系列，强有力地唤起了印度的意象。他的水彩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悬浮在清醒与梦境之间。作为礼物，他送了我一幅他的画，一个没有面孔的恶魔之神。

它可能出自原始森林。在我放在写字台旁边的这个无面、无眼的神祇中，我找到了将众多故事统一起来所需的视觉象征，得以从“谁在谁的视野之内，谁被谁的凝视所捕获和控制”的角度来思考它们——当我提到的权力分歧时，当涉及新闻业时，当涉及艺术时，当涉及爱情时。看不见的世界，阴影世界，连同索尼娅和桑尼漫长未果的浪漫情节，共同构成了《索尼娅与桑尼的孤独》。

本·马克维茨

《我们的余生》

它始于开头的几行，关于一个男人，他的妻子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有过外遇。那时我正在写别的东西，但我在某个下午写下了开头几页，然后就把它们放在了一边。

大概一年后，我又看了一遍。我自己的孩子也长大了，我想写写家庭生活的某个阶段走向终结。那开头的几页似乎是一个切入点：一个男人送女儿去上大学，之后没有回家，而是继续开车前行。

这个想法还有其他让我感兴趣的地方。事实是出轨的不是这个男人；还有，他的感觉是，我什么都没做错，然而我却落得这般田地。

我写下的最后一句话大概是：即使事情平息下来，我能声称的最好状况也不过是C-的婚姻，这使得你在余生总体得分很难超过B。这似乎足够合理，但显然也是错误的思考方式，我认为这种张力可能成为一部小说的良好基础。

与此同时，我自己身上开始发生一些奇怪的医疗状况：慢跑时突然疲惫，随性的头晕，早上脸部浮肿。我的全科医生查不出任何问题，但我把这些症状写进了书里，作为中年的另一个象征，那种你无法完全理解的逐渐衰退。到我完成初稿时，我的叙述者汤姆和我都知道我们得了什么病，而我也正在接受化疗。这显然影响了这本书——不仅仅是情节，还有我对这个故事的感觉。

我最初的想法是在结尾让汤姆被完全抛弃，但我写得越多，病得越重，就越觉得这不合情理。生病会让很多注意力集中到你身上；它也改变了人们对你的感觉，哪怕只是暂时的。

公路旅行小说的一个问题是，你的主人公通常是在逃离故事的源头：在这个例子里，是一段不幸福的婚姻。但我想到了，我常常发现当别人不在身边时，在脑海里与他们交谈反而更容易——你让对话继续下去，有时比他们在场时更诚实、更充满爱意。

换句话说，即使汤姆开车远离他的妻子，这仍然可以是一部关于他们彼此和解的小说，如果不是与对方和解，那也是与他们生命的下一个阶段和解，无论以何种方式，他们双方都必须面对。

苏珊·崔

《手电筒》

我最近看到埃莉诺·卡顿（Eleanor Catton）问莎拉·莫斯（Sarah Moss）关于她最新作品的问题：“这本书最早的原型（Ancestor）是什么？”

我认为这是个非常棒的问题，因为它触及到一本书的起源有时可能远在任何实际写作之前，甚至在意识到未来某天可能会有写作行为之前就发生了。这本书最早、史前的、还没长出腿的“鱼类始祖”（Ancestor同样有先祖的意思），是我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与父母一起去日本的一次童年旅行。

我从未离开过美国，而当时的日本远不像现在这样西化，所以文化冲击是巨大的。我从未忘记那次旅行，很久以后当我开始写作时，我希望能写写它，但尽管那次旅行对我来说是改变人生的，却并没有发生任何能抓住读者兴趣的事情。

跳到二十年后，我倚在我纽约市第一个公寓的厨房柜台旁，读着室友的《纽约时报》。“叛逃者的故事让日本想起一个失踪的女孩”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时我还没有出版我的第一本书，更不用说有任何作家的习惯，比如关注可能的想法或者甚至做笔记。那篇文章从头到尾都吸引着我的注意力。它讲的是一个日本女学生在羽毛球训练结束后步行回家时人间蒸发了。她的失踪发生在我家在日本那段时间的前一年，而且她只比我大几岁。这些并非特别值得注意的巧合，但它们让她留在了我的脑海里。

再跳到二十多年后，我坐在家里的后甲板上，凝视着异常清澈的春天天空，读着狄更斯，这似乎与那场颠覆全球生活的可怕疫情非常契合，同时我试图弄清楚我的想法——写写我童年记忆中那个梦幻般的日本，但要从一个截然不同的、遭受了灾难的孩子的视角来写——是否有可能行得通。不知是出于叛逆还是为了驱除不幸，我常常发现自己想象着某种熟悉的事物——比如我自己的童年旅程——通过一个最坏情况的幻想机器过滤，以至于旧的熟悉材料从另一端出来时，已经扭曲得面目全非。我能否将非凡的雷霆万钧之力投掷到一个平凡的童年风景之上？

我所考虑的那个实际的"雷霆"对于小说来说似乎几乎太雷人了，于是我又卡住了。“这太离奇了，”我泄气地对自己说。我决定作弊，写我年轻的主角在“雷霆”之后的故事，而不坦白那个“雷霆”是什么。（这是写小说卡壳时的一个好办法：跳过。）结果是短篇小说《手电筒》于2020年底问世。在那之后，我就开始投入了——我真的别无选择，只能进行到底，结果就是《手电筒》这本书（长篇）。

安德鲁·米勒

《冬日大地》

一部小说的起源很快就会被覆盖。经验法则说，它开始的时间比你认为的要早几个月甚至几年。新的想法一经探究，看起来就很像你喜欢但不知道该如何处理的旧想法。也许最初是天气，某种视觉性的东西，一片被落雪模糊的风景。然后，围绕那个图像，或者从中升起，一个时间和地点：1962年，布里斯托尔郊外的一个村庄，这个村庄从未被命名，但根据我对生命最初几年所生活地方的记忆重建。

在这个图像和可能性的涌现之中，作为某种支撑居住着的，是我母亲的一个轶事，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关于有一天她和我的医生父亲跑过田野，去对面农舍处理一个紧急情况。

几乎从一开始，我就对这本书，对这次写作感觉良好。

上一部小说是一场陷于焦虑的斗争。现在，写《冬日大地》时，我突然感到解放了。我不太担心主题。只要有良好的向前推进的能量，我就乐于跟随它。

我的指导意图之一——一个核心意图——是让我的四个主要角色自由地以任何适合他们的方式完成他们的角色。没有人会被情节推来推去。像往常一样，也有怀疑的时刻——一本没有危机的书会让我开始担心——但写作常常是快乐的，手稿上没有咬痕（有些手稿上有）。

2023年夏天，我把它寄了出去。我以为我差不多完成了，但我的编辑眼光更冷静，他能看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原以为在手稿中存在的东西，他根本看不到。

于是开始了一年的密集重写。不是为了整理干净——我希望这本书保持某种野性，甚至是某种古怪——而是为了让它在形式上更匀称一点，也许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它，理解它对“我们的生活可以有多大，以及更大的生活可能意味着什么，其后果是什么”的关注。

第二次交稿时，我像大多数作家在长期项目结束时那样，得了雪盲症。你很难再知道你创造了什么。今年春天和夏天的肯定让我深感安慰，因为它们告诉我，我对这部作品的感觉——那种自由和那种快乐——并非错觉。

如果你不相信自己的直觉，你就无法写作。

凯蒂·北村

《试镜》

《试镜》有一个简单的铺垫。叙述者是一位女演员，正在排练一部艰难的新剧。她事业成功，婚姻幸福，生活安定。然后，一个年轻男子接近她，并告诉她，他相信自己是她的儿子。

从那一刻起，两种叙述展开——两个版本的事件，两个截然不同的现实。在一种现实中，年轻男子是个陌生人。在另一种现实中，他实际上是她的儿子。

我可以相当精确地指出这部小说的起源。

几年前，我看到一个标题，写道：“一个陌生人告诉我他是我的儿子。”

我立刻知道这是我想以某种方式运用的素材。我刻意没有点击链接阅读文章，部分原因是我想沉浸在这个标题的奇异感中。一方面，我着迷于这样一种想法：一次单一的相遇可以改变你对自己以及你在世界中的位置的一切理解。

但我也对这个标题不合逻辑的性质感兴趣。“一个陌生人”和“我的儿子”这两个词似乎截然相反，甚至相互排斥。我不想解决这种对立的神秘性。我觉得那篇文章肯定会包含一个完全合理的解释来说明这个神秘的标题。也许文章的作者曾将一个孩子送去收养。或者也许那个陌生人有心理障碍。

作为一个小说家，这两种选择对我来说都不太令人满意。

在它们之中，标题所有奇妙的神秘感似乎都流失了。一段时间后，我和一个朋友散步，我告诉她那个标题——关于我发觉它多么迷人，以及我不完全确定如何进入我能感觉到在标题背后隐约可见的那个世界。

她请我重复那个句子，然后她说：“但那不就是养育孩子嘛。每次我儿子从大学回家，都像一个陌生人走进了公寓。”

在那次与朋友交谈之后，我对我想要在小说中尝试做的事情有了一种感觉。我想写写有多少普遍的经历——关于爱，关于母性——在当时感觉像是两个相互排斥的东西。我始终没有点击那个标题，但现在我想知道，它背后的故事是否不是一个关于收养、妄想或某种骗局的故事——所有这些想法我都曾思考和玩味过。我想知道，它是否反而讲述了一个非常人性化、非常简单故事，关于孩子必然长大成为自己父母陌生人的漫长过程——关于这种经历既令人满足又令人心碎的方方面面。

大卫·扎莱

《肉体》

《肉体》是在失败的阴影下构思的。

2020年秋天，我放弃了一部已经写了将近四年的小说。这显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它意味着对大量时间、希望、精力和情感投入的勾销。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我写了超过10万字。但到那个秋天，我早就感觉到这东西不行了。让它行得通的挣扎变得痛苦不堪。最终把它扔掉时，我更多的是带着一种精疲力竭的解脱感，决心好好睡一觉，第二天早上带着一张白纸，或者至少一个新的 Word 文档重新开始。

那时，距离我和出版商约定的交付新书的日期大约还有一年。换句话说，我有一年或稍少的时间来从头开始写一部小说。那压力确实影响了我。盯着空白屏幕、闪烁的光标几周后，很明显我需要请求更多时间，而我确实这样做了。

这不是问题。

尽管如此，我还是被自我怀疑所困扰。被这样一种感觉所困扰：虽然放弃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可能还算可以，但接连放弃两部对我来说在心理上将是灾难性的。我睡得不好。变得抑郁。

在某种程度上，最大的困难仅仅是决定写什么。讲述哪个具体的故事。从哪里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我希望有人能告诉我该做什么，该写什么。然而，没有人能那样做。

我孤身一人，感觉很像身处一场焦虑的梦境。

我让自己从几个简单的想法开始。（我之前努力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它太复杂、太琐碎了。）我决定写一部部分关于英国、部分关于匈牙利的东西。并且这个故事将以某种方式表达我的这样一种感觉：我们的存在首先是一种物理体验，它的所有其他方面都源于那种物理性，当然最终当我们自己也回归到奥登（Auden）令人难忘地称之为“无责任的物质”时，也回归于它。

这两个想法，如果它们甚至能被称为想法的话，就是我开始新作品的固定点。它们是它得以生长的种子。

编译：蛮蛮

来源：BookerPrize、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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