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退休金4700，生病后才明白：生病不管轻与重，都不能随便跟人说

我叫林卫芳，今年六十三。

退休金不高不低，一个月四千七。

搁大城市里，这钱不够看。但在我们这个三线小城，只要不生大病，不搞什么幺蛾子投资，日子能过得相当舒坦。

我这辈子，没别的，就图个清净，图个脸面。

老伴走得早，我一个人把一儿一女拉扯大，供他们读完大学，看着他们在外头安了家。

儿子小军在北京，是个不折不扣的“凤凰男”，压力大，一年到头回不来两次。

女儿小雅嫁在上海，婆家条件好，她自己也争气，就是忙，忙得脚不沾地。

他们都说要把我接过去，我摆摆手，不去。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这套两室一厅的老房子，我住了三十年，角角落落都透着我自己的味儿。

早上五点半，我准时醒。

不用闹钟，身体里的生物钟比瑞士表还准。

去早市上溜达一圈，跟卖豆腐的老李讨价还价，听卖菜的王婶子唠叨她儿媳妇，拎着一兜子新鲜的、沾着露水的菜回来。

上午，把屋子收拾得纤尘不染，再给阳台上那十几盆花浇浇水，修修叶子。

午饭从不将就，一荤一素一个汤，小酒盅里倒上一钱白酒，自己跟自己喝一个。

下午，睡个午觉，起来就去楼下的小花园，跟一帮老姐妹跳广场舞。

晚上，看看电视，或者跟儿女视频一会儿，十点准时睡觉。

日子像上了油的齿轮，严丝合缝，顺滑得没有一丝杂音。

我挺满意。

我觉得我这辈子，活到这份上，算是功德圆满了。

直到那次，我弯腰去搬一盆君子兰，腰上“咔”地一下。

一股尖锐的、带着电击感的疼，从后腰眼猛地窜下去，一直钻到左边的小腿肚子。

我“哎哟”一声，差点没跪地上。

缓了好半天，那股钻心的疼才变成一种绵密的、持续的酸胀。

我扶着墙，一点点挪到沙发上坐下，后背全是冷汗。

人上了年纪，机器零件老化，这我懂。

但这种失去身体掌控权的感觉，还是第一次。

心里头，一下就空了。

像被人偷偷凿了个洞，呼呼地往里头灌冷风。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腰上那个地方，像有个小锤子，不轻不重地，一下一下地敲。

敲得我心烦意乱。

第二天，我破天荒地没去早市。

自己煮了锅白粥，就着咸菜，胡乱吃了几口。

小军的电话就是那时候打过来的。

例行公事的每周问候。

“妈，最近怎么样？身体还好吧？”

我本来想说，挺好，没事儿。

话到嘴边，鬼使神差地，拐了个弯。

“腰……昨天扭了一下，有点疼。”

我说得轻描淡写，带着点老人的、想获得一点点关注的、自己都没察觉到的撒娇。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钟。

然后，小军的声音瞬间拔高了八度。

“疼？怎么回事？严不严重？去医院了没有？你一个人在家行不行啊？”

一连串的问题，像机关枪一样砸过来。

我有点蒙。

“没那么严重，就是……哎，老毛病了，估计是。”

“什么叫估计是？妈，你这思想就不对！有病得治，不能拖！你赶紧去医院，去市里最好的医院，挂专家号！”

他的语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

我心里有点不舒服。

“哎呀，就是扭了一下，贴个膏药，歇两天就好了，哪用得着那么兴师动众。”

“不行！”小军斩钉截铁，“你现在就去！我给你在网上挂号，下午就去！拍个片子看看，必须搞清楚怎么回事！”

他那边传来噼里啪啦的键盘敲击声。

我捏着电话，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心里那点因为疼痛泛起的委屈，瞬间被一种更复杂的情绪取代了。

是烦躁，也是一种被当成“麻烦”的隐隐难堪。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半天没动。

窗外的阳光很好，把地板照得亮堂堂的。

可我心里，却跟阴天似的。

我图什么呢？

跟他说这个，不就是想听句“妈，你多注意休息”之类的软话吗？

结果呢？

结果是我给自己找了个天大的麻烦。

下午，我还是去了医院。

小军的夺命连环call比闹钟还准时。

挂的是骨科主任的号，一个五十多岁的、看起来很疲惫的男人。

我把情况一说，他按了按我的腰，让我做了几个动作。

“腰椎间盘突出，压到神经了。”他言简意赅。

“严重吗？”我问。

“不致命，但麻烦。治不好，只能养。注意别累着，别弯腰提重物，睡硬板床。”

他开了几盒药，又开了个做理疗的单子。

整个过程，不超过十分钟。

我拿着那一堆单子和CT片子，走出诊室，心里沉甸甸的。

“麻烦”。

医生这个词用得真准。

我给小军回了电话，把诊断结果告诉他。

他听完，又是长长的一段沉默。

“妈，”他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压抑的焦虑，“你听我说，从今天开始，你什么活儿都别干了。”

“那哪儿行……”

“必须行！”他打断我，“我会给你请个钟点工，每天下午去给你做饭、打扫卫生。你什么都不用管，就好好躺着。”

“我不要！我一个人好好的，请什么钟点工？让人笑话！”我急了。

“这不是笑话不笑话的事！这是健康问题！妈，你都病了，就不能任性了！”

“病了”。

这个词从我儿子嘴里说出来，怎么那么刺耳呢？

好像我成了一个易碎的玻璃人，一个需要被严格看管的犯人。

“还有，你那个广场舞，别跳了。伤腰。”

“还有，你吃的那些东西，太油腻，以后多吃青菜，多喝粥。”

“还有，我给你买了个监控，装客厅里，我能随时看看你。”

我听到“监控”两个字，脑子“嗡”地一下。

“小军！”我几乎是喊出来的，“你这是干什么？你要监视我？”

“妈！我这是关心你！你一个人在家，万一摔了、晕了，我怎么知道？我这是为你好！”

为我好。

这三个字，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还能说什么？

我再说一个“不”字，就是不识好歹，就是“任性”，就是“不让儿子省心”。

我默默地挂了电话。

屋子里静悄悄的。

我看着我那干净得发亮的地板，看着阳台上那些生机勃勃的花。

从明天起，这些，就都不属于我了。

会有一个陌生人，拿着我的钱，来接管我的生活。

而我，成了一个只需要“躺着”的、被剥夺了所有生活乐趣的病人。

我的退休金四千七。

我本来觉得，这钱让我活得很有尊严。

但现在我发现，当我“病”了，这点钱，这点尊严，在子女“为你好”的强大逻辑面前，一文不值。

钟点工还是来了。

一个四十出头的农村妇女，手脚麻利，但看我的眼神，总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怜悯。

她叫我“老姐姐”，她说：“您就擎好吧，啥也别动，我来。”

于是，我每天的生活，就变成了坐在沙发上，看她在我熟悉的厨房里乒乒乓乓，用我不习惯的方式洗菜切菜。

看她用我那条用了十年的抹布去擦我根本不觉得脏的窗台。

她做的菜，清汤寡水，一点油星子都没有。

小军每天晚上都要通过监控“查岗”。

“妈，今天感觉怎么样？”

“妈，药吃了吗？”

“妈，阿姨做的菜还合胃口吗？”

“妈，你别老坐着，躺会儿。”

我像个提线木偶，在他的指令下点头，说“好”，“吃了”，“还行”。

我不敢说，那菜我吃着像嚼蜡。

我不敢说，我腰疼的时候，更想自己慢慢溜达溜达，而不是死狗一样躺着。

我不敢说，我看着我的花因为她浇水太多，叶子开始发黄，我心疼得直抽抽。

因为我“病”了。

一个病人，是没有资格提要求的。

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趁钟点工买菜的工夫，去阳台给我的宝贝兰花松了松土。

结果，好巧不巧，被小军在监控里看到了。

他的电话立刻就追了过来，声音是前所未有的严厉。

“妈！你在干什么！我不是说了让你别动吗！你怎么就是不听话！”

那一刻，我感觉我不是他妈。

我是一个犯了错的小学生，正在被班主任训斥。

屈辱，愤怒，还有一丝悲凉，齐齐涌上心头。

我没吭声，直接把电话挂了。

然后，我走到那个对着沙发的监控底下，死死地盯着那个黑色的小镜头。

我真想把它砸了。

但我没有。

我只是默默地拔掉了它的电源。

世界清净了。

但不到十分钟，小军的电话又打到我手机上。

“妈，监控怎么断了？你是不是拔了？你快插上！你这样我很担心！”

我没理他。

他就不停地打。

最后，我关了机。

我瘫在沙发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我这到底是图什么啊？

我不过就是腰疼了一下。

怎么就把日子过成了这样？

过成了谍战片。

这事还没完。

我又犯了第二个错误。

我把这事告诉了女儿小雅。

我想，女儿总是贴心小棉袄吧？她应该能理解我。

小雅在电话那头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妈，哥也是为你好，他就是性子急了点。”

又是“为你好”。

我听得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我知道，可我……”

“行了妈，我都知道了。”她打断我，“你缺钱吗？我给你打点钱过去。”

我愣住了。

“我不缺钱……”

“钱是好东西，能解决大部分问题。你别不舍得花，想吃什么就让阿姨买，想买什么就买。”

她的语气，像在处理一件棘手的公司业务。

冷静，高效，但没有温度。

“小雅，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心里憋得慌。”

“嗨，人老了都这样，爱胡思乱想。我给你在网上买了个进口的按摩椅，还有一堆钙片、氨糖，过两天就到了。你记得按时用，按时吃。”

“你别老听我哥的，什么都躺着，那不成废人了？医生不也说了要适当活动吗？那个按摩椅，每天按两次，活血化瘀，肯定管用。”

“行了妈，我这边还有个会，先不说了啊，你自己多保重。”

电话挂了。

我举着手机，半天没放下。

如果说小军的“关心”，是密不透风的控制。

那小雅的“关心”，就是冷冰冰的物质堆砌。

他们都爱我，这我信。

但他们爱我的方式，都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问题”。

一个需要被管理、被解决的“老年健康问题”。

几天后，几大箱子东西送上门。

最新款的按摩椅，巨大，笨重，摆在客厅里，把原本宽敞的空间挤得满满当当。

还有各种我看不懂名字的进口保健品，瓶瓶罐罐，堆满了茶几。

钟点工阿姨看着那堆东西，眼睛都亮了。

“哎哟，老姐姐，你这儿子姑娘可真孝顺！这得花多少钱啊！”

我扯了扯嘴角，笑不出来。

孝顺？

是啊，在外人看来，这是天大的孝顺。

儿子请保姆，装监控，时时嘘寒问暖。

女儿寄来成千上万的“高级货”。

我应该感恩戴德，应该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老太太。

可我只觉得，我被一堆东西给包围了，绑架了。

我坐在那个功能复杂到我看不懂说明书的按摩椅上，任由它在我后背上又揉又捶。

力道很大，捶得我骨头都疼。

我却一声不吭。

因为我知道，这是女儿的“心意”。

我必须“享用”它。

并且，我得在下次视频的时候，告诉她：“那个按摩椅，真管用。”

我开始失眠。

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腰上的疼，好像也没那么明显了。

心里的堵，却越来越厉害，像塞了一团浸了水的棉花。

这天，以前一个单位的老同事王姐，组织大家聚餐。

她给我打电话，我下意识就想拒绝。

“哎呀，卫芳，你可得来啊，大家伙儿都想你了。”王姐在电话那头热情洋溢。

“我……我最近身体不太舒服。”我又没管住自己的嘴。

“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啊？”王姐的雷达立刻就竖起来了。

她这人，没什么坏心，就是嘴快，热衷于传播一切小道消息。

是我们那群老姐妹里的“消息集散中心”。

我犹豫了一下。

“没什么大事，就是腰，老毛病了。”

“哎哟！腰可不是小事！你可得注意！那你还来得了吗？”

“我……我看看吧。”

“来嘛来嘛，出来散散心，病都好得快一点！我们等你啊！”

我最终还是去了。

因为我实在是在家里憋得快发霉了。

我需要见见人，说说“人话”。

我以为，跟这些几十年的老姐妹们诉诉苦，她们能懂我。

我错了。

而且错得离谱。

饭桌上，我刚坐下，王姐就一脸关切地凑过来。

“卫芳，你这腰怎么样了？我听小军（她儿子跟我儿子是同学）说，你都请保姆了？挺严重啊？”

她嗓门大，一句话，一桌子人都听见了。

十几道目光，“唰”地一下，全聚焦在我身上。

那些目光里，有同情，有好奇，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幸灾乐祸的打量。

我的脸，“腾”地一下就红了。

“没……没那么严重，就是孩子不放心。”我含糊地解释。

“哎哟，你这孩子真孝顺！”另一个同事李嫂接话，“我们家那几个，指望不上哦！”

“是啊是啊，卫芳你真有福气！”

大家七嘴八舌地夸我孩子孝顺，夸我有福气。

我如坐针毡。

这些话，听起来是夸奖，可那味儿，不对。

那感觉，就像我是一个展品。

一个“子女孝顺”的成功案例展品。

而我的病，我的不舒服，成了这个展品的注脚，成了他们孝顺的证明。

我勉强笑了笑，想把话题岔开。

可王姐不放过我。

“卫芳啊，我跟你说，这腰病，千万不能大意！我认识一个老中医，专治这个，回头我把微信推给你！”

“我三姨家的表舅，就是你这个病，后来吃了一个偏方，好了！我给你问问方子！”

“你可千万别去跳广场舞了啊，那玩意儿最伤腰！”

“你得睡硬板床，把那软垫子撤了！”

一时间，我成了中心。

所有人都在为我“出谋划策”。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华佗在世，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的方法是金科玉律。

我嘴上不停地说着“谢谢”，“好”，“我记下了”。

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

我发现，当你说你病了，你就失去了一个平等的对话资格。

你不再是他们的朋友、同事。

你成了一个需要被“拯救”的弱者。

你的感受不重要，你的想法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有没有表现出他们的“关心”。

那顿饭，我味同嚼蜡。

好不容易熬到散场，我第一个就站起来要走。

“哎，卫fenag，我送你回去吧，你腰不好，别挤公交了。”王姐热情地说。

“不用不用，我打车。”我落荒而逃。

我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可我没想到，这仅仅是个开始。

从那天起，我的“病情”，就在我们这个不大的生活圈里，传开了。

我去楼下小花园散步。

碰到邻居张大妈。

她一把拉住我，上下打量我，眼神像在看一个瓷器。

“小林啊，听说你腰不行了？可得当心啊！别摔着！”

我去菜市场买菜。

卖豆腐的老李，非要多送我一块豆腐。

“林姐，拿着，算我的！你身体不好，多吃点豆制品补补！”

我常去的那家理发店。

老板娘给我洗头的时候，小心翼翼，好像我一碰就会碎。

“林姐，您躺好，慢点，水温行吗？要不您还是坐着洗吧？”

甚至，我们那个广场舞队的队长，都特地给我打了个电话。

“卫芳啊，你腰不好就好好歇着，别硬撑着来跳舞了啊。等你好了再说，你的位置我们给你留着。”

话是好话。

可我听着，怎么就那么不是滋味呢？

一种被“区别对待”的孤立感，油然而生。

我好像被贴上了一个标签：“病人”。

一个脆弱的、需要被特殊照顾的、麻烦的“病人”。

我开始害怕出门。

我害怕碰到熟人。

害怕他们那种怜悯的、过分关切的眼神。

王姐是最“热心”的。

她隔三差五就给我发微信。

“卫芳，那个老中医的微信我推给你了，你加一下啊！”

“卫芳，我给你找了个方子，你试试！”

“卫芳，我今天看到一篇讲腰椎保健的文章，转给你了，你好好看看！”

她甚至还会搞“突然袭击”，直接杀到我家来。

美其名曰，“看看你”。

实际上，是来视察我的“病情”有没有好转，顺便，再收集一点新鲜的谈资。

她一来，就对我家那个钟点工阿姨的工作指指点点。

“哎呀，这地怎么还有头发？”

“这菜炒得也太清淡了，能有营养吗？”

她俨然把自己当成了我的“健康总监”。

我烦透了。

但我还得挤出笑脸，应付她。

因为她是“好心”。

我能怎么办？

我总不能对着一张“好心”的脸，说“你给我滚”吧？

我只能忍着。

忍得肝都疼。

有一天下午，我实在憋不住了，想去楼下走走。

钟点工阿姨前脚刚走，我后脚就换了鞋出门。

走到小花园，看到几个老姐妹在那儿聊天。

我没想过去，就想在另一边的长椅上坐会儿，晒晒太阳。

结果，还是被王姐眼尖地看到了。

“哎！那不是卫芳吗！”

她一嗓子，所有人都回头看我。

我头皮一麻，想掉头就走，已经来不及了。

她们呼啦啦围了上来。

“卫芳，你怎么出来了？腰好了？”

“你可得当心点，别乱动！”

王姐更是夸张地一把扶住我的胳膊，好像我马上就要倒下去了。

“你怎么一个人就出来了？你家阿姨呢？你儿子不是不让你下楼吗？”

我感觉我的血压，“蹭”地一下就上来了。

我的私事，我儿子对我的要求，她怎么知道得一清二楚？

肯定是那个钟点工阿姨说的！

小军为了“随时掌握我的情况”，肯定跟阿姨加了微信！

我感觉自己像个透明人，里里外外被人看了个精光。

所有的隐私，所有的不快，都成了她们嘴里的八卦。

“我……我就是下来透透气。”我挣开王姐的胳膊，声音有点发冷。

“透气也得注意啊！”李嫂说，“你现在可不比从前了。”

“是啊是啊，你看你，脸都白了，是不是不舒服？”

她们围着我，叽叽喳喳，像一群苍蝇。

那些所谓的“关心”，像一根根细小的针，扎在我最敏感的神经上。

我一句话都不想说。

我只想逃。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最让我崩溃的一句话。

是王姐说的，她压低了声音，但足以让我听清。

她对旁边的人说：“你们看她，真是人老了就不中用了。不过是腰扭了一下，就折腾成这样。儿子女儿也是，花那么多钱，我看啊，就是花钱买个心安。”

她以为我没听见。

但我听见了。

每一个字，都像一把淬了毒的刀子，捅进我心里。

原来，在她们眼里，我就是个“不中用”的麻烦。

我儿子女儿的孝顺，也成了“花钱买心安”的表演。

我所有的痛苦和挣扎，在她们看来，不过是一场可笑的折腾。

那一瞬间，我什么都明白了。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的感同身受？

你的病，你的痛，于人而言，不过是两种东西。

一种，是社交的工具。他们借着“关心你”，来彰显自己的善良和热情。

另一种，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他们消费着你的不幸，来点缀自己平淡的生活。

你以为的倾诉，不过是递给别人一把刀，让他们有机会来捅你。

我猛地抬起头，看着王姐那张挂着虚伪笑容的脸。

我一句话也没说。

我转身就走。

我的腰好像不疼了。

我的背挺得笔直。

我走得很快，把那些叽叽喳喳的声音，远远地甩在身后。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决定。

这场由我一句“腰疼”引发的闹剧，该结束了。

我给钟点工阿姨结了工资，告诉她，明天不用来了。

她很惊讶。

“老姐姐，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不是，你很好。”我看着她，“是我，我想自己来。”

然后，我给小军打了个电话。

他接起来，又是那一套。

“妈，今天怎么样？阿姨说你……”

“小军，”我打断他，“阿姨，我辞了。”

电话那头，又是沉默。

“为什么？”他的声音很压抑，“是不是她不好？我再给你换一个！”

“不是。是我自己不要了。”我的声音很平静。

“妈！你又任性！你的腰怎么办？”

“我的腰，我自己清楚。”我说，“小军，你听我说完。从明天起，我不要钟点工，我也不要那个按摩椅，监控，我也不需要。”

“妈！”

“你听我说完。”我加重了语气，“我知道你为我好，小雅也是。你们给我钱，给我东西，给我请人，我都心领了。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六十三了，不是三岁。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有数。我自己的生活，我想自己做主。”

“我扭了腰，是不方便，但我不是个废人。我还能做饭，还能打扫，还能下楼走路。你们把我当成一个易碎品保护起来，这对我不是爱，是折磨。”

“那个监控，让我觉得自己是个犯人。那个钟点工，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寄生虫。那些我不认识的邻居和同事，跑来对我指手画脚，告诉我该怎么活。我的生活，被搅得一团糟。”

“这一切，都是从我说我‘腰疼’开始的。”

“所以，儿子，我求求你。让我回到我原来的生活，行吗？”

我一口气说完，胸口在起伏。

电话那头，是长久的、死一样的寂静。

我甚至能听到小军沉重的呼吸声。

过了很久，他才开口，声音沙哑。

“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会让你这么难受。”

“我就是……我就是害怕。”他说，“爸走得早，我就你一个妈了。我怕你出事，我怕我不知道。”

他的声音里，带了一丝哽咽。

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

是啊，他不是不爱我。

他只是用错了方式。

他的爱，太沉重，太焦虑。

“我知道，儿子，我都知道。”我的眼泪也下来了。

“以后，咱们换个方式，好不好？”我说，“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如果真有事，我第一时间告诉你。但是，请你相信我，也请你，让我过我自己的日子。”

那天，我和儿子聊了很久。

是我这辈子，和他聊得最长，也最透彻的一次。

挂了电话，我又给小雅打过去。

我把同样的话，跟她说了一遍。

小雅在电话那头，也沉默了很久。

最后，她说：“妈，对不起。我以为，给你最好的物质，就是对你好。我忽略了你的感受。”

“以后，我少寄点东西，多给你打打电话，好不好？”

“好。”我笑着说。

那天晚上，我拔掉了那个巨大按摩椅的插头，用一块布把它盖了起来。

它就像一个时代的纪念碑，立在我的客厅里。

提醒我，我犯过的错。

第二天，我五点半准时起床。

我慢慢地，小心地，给自己做了一顿早饭。

是我最爱吃的，葱油拌面，卧了一个荷包蛋。

真香。

然后，我去了早市。

阳光很好，菜很新鲜。

碰到卖豆腐的老李。

“林姐，今天气色不错啊！腰好了？”

我对他灿烂一笑。

“好着呢！嘛事没有！”

声音洪亮，底气十足。

老李愣了一下，也笑了：“那就好，那就好！”

我没再去看那些老姐妹。

我开始去另一个远一点的公园散步。

那里没人认识我。

我报了个太极班。

动作缓慢，舒展，很适合我。

教拳的老师傅说，我的腰病，慢慢练，能改善。

我信他。

但我没跟任何人说。

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的身体，我自己负责。

我的病痛，我自己消化。

这世上，唯一能对你的痛苦感同身受的，只有你自己。

说出去，对爱你的人，是负担。

对不相干的人，是谈资。

对那些假装关心你的人，是他们表演的道具。

何必呢？

我的退休金还是四千七。

我的日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

只是，我的心里，多了一份以前没有的清醒和笃定。

有时候，腰还是会疼。

尤其是在阴雨天。

那种酸胀感，会提醒我，我不再年轻，我的身体有了破绽。

但我不怕了。

疼的时候，我就自己给自己捶捶，或者躺下歇会儿。

等那阵劲儿过去了，站起来，日子照样过。

饭，照样要做。

花，照样要浇。

太极，照样要去练。

有一天，练完太极回来，在楼下碰到了王姐。

她大概是听说了我的“事迹”，一脸的不可思议。

“卫芳，你……你这都好了？”

我看着她，心平气和。

“嗯，好多了。”

“哎哟，那你可真是恢复得快！我跟你说，我前两天膝盖疼，去医院一看，说是滑膜炎……”她又准备开始她的“经验分享”。

我笑了笑，打断她。

“是吗？那你可得好好看看，多注意休息。”

说完，我冲她点点头。

“我先上去了，家里还炖着汤呢。”

我转身上楼，没再给她任何继续这个话题的机会。

我不想听她的“关心”。

我也不想用我的“关心”去“回敬”她。

人与人之间，最好的距离，或许就是这样。

君子之交淡如水。

各自管好各自的病，各自过好各自的命。

回到家，屋子里安安静静。

阳光从窗户里洒进来，一室安然。

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生病，不管是轻是重，它首先是你自己的私事。

你可以选择告诉最亲近、最值得信赖的人。

但绝对不能随便说，不能当成一种情绪的宣泄，或者获取同情的资本。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倾诉，会换来什么样的回响。

有时候，那回响，比疾病本身，更伤人。

守口如瓶，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成年人的智慧。

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对真正爱你的人的体谅。

我坐在沙发上，腰上那点隐隐的酸胀，似乎也变得可以忍受了。

它就像一个老朋友，提醒我，要慢一点，要爱惜自己。

但它再也不能，左右我的生活，和我的心情了。

我，林卫芳，六十三岁。

退休金四千七。

腰不太好。

但我过得，很好。

真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