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人》丨在所有富裕国家，同居和发生性关系的人越来越少

All over the rich world, fewer people are hooking up and shacking up

社交媒体、约会软件和政治极化均是背后原因。

插图：Jiaqi Wang

2025年11月6日

“我不跟保守派或温和派男性约会，”30岁的纽约社交媒体从业者南希·安特比说，“只和自由派男性交往。”政治并非她唯一的考量标准。她还希望对方有抱负、职业稳定、是犹太人，而或许最重要的是，和她一样有组建家庭的意愿。找到符合所有这些条件的约会对象并不容易。“男性往往会让你失望，”她感叹道。但她最近也意识到：“我不需要依靠男性来实现自己梦想中的生活。”

图表来源：《经济学人》

安特比的情况绝非个例。2023年，美国25-34岁年龄段中，41%的女性和50%的男性处于单身状态，这一比例在过去五十年间翻了一番。美国在这方面也并非特例。2010年至2022年间，在以富裕国家为主的经合组织（OECD）30个成员国中，有26个国家的独居人口比例（尽管这是衡量单身状态的一个并不完美的指标，但相关数据更为易得）有所上升。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亚洲多数地区，尤其是日本、韩国，结婚率均在下降。而且不同年龄段的单身现象都在加剧。在欧洲，每一代年轻人在同一年龄段的已婚或同居比例都低于上一代人（见图表）。

这场“恋爱衰退”不仅影响着那些希望结婚或与稳定伴侣同居的人，也波及了寻求约会或一夜情的群体。与前几代人相比，年轻人的社交活动更少、约会次数更少，开始发生性行为的年龄也更晚。总体而言，他们的性行为频率也更低（唉，我们大多数人亦是如此）。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迈克尔·罗森菲尔德发现，受新冠疫情影响，约会活动减少，导致2022年美国单身人口比2017年的单身率（保守定义）水平多出1370万。为估算全球“单身增量”，《经济学人》根据他的数据进行了推算，同时考虑了多个亚洲国家在疫情前就已出现的结婚率大幅下降的情况。我们计算得出，过去十年间，这些因素已导致全球单身人口至少增加了1亿。

二人成扰

约会、性行为、婚姻和离婚均是高度私人化的选择，其影响最直接地体现在做出选择的人身上。如今，相比过去（当时社会和经济层面都存在巨大的结婚压力），更多人能够选择单身，这可被视为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解放之一。无数人从不幸的婚姻中解脱出来。

但并非所有保持单身的人都是主动选择如此。一项针对14个国家单身人士的研究发现，只有40%的人表示“对恋爱关系不感兴趣”。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针对美国单身人士的一项规模较小的调查显示，50%的人不感兴趣约会，但只有27%的人表示不约会是因为享受单身生活。其余人给出的理由包括太忙、年纪太大，或是没人愿意和自己约会。在这项覆盖14个国家的研究中，多达34%的单身人士表示自己并不想独处，但“难以吸引伴侣”，26%的人称自己“处于两段关系之间”。简而言之，渴望伴侣却无法找到的“孤独之心”正越来越多。

不愿戴上婚戒

在这方面，男女之间存在着令人担忧的失衡。皮尤调查显示，62%的单身女性不想约会，而持同样想法的单身男性仅占37%。在美国、韩国等国家，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年轻男性运动，他们认为自己被不公平地剥夺了恋爱机会。在全球范围内，未婚年轻男性比例居高不下与暴力和犯罪率上升密切相关。

即使耦合率的变化相对微小，乘以整个人口基数后，也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深远影响。最大的影响将体现在生育率上，因为已婚女性的生育率往往高于单身女性。这一点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尤为明显，这些国家仅有2%-4%的婴儿为非婚生子女。然而，在全球范围内，单身现象的兴起都将进一步拖累本已放缓的出生率。其影响还将波及房地产市场（独居人口增多，住房需求上升）和政府财政（产科病房和学校的公共支出减少，而养老院的支出将适时增加）。

很大一部分单身人士更希望拥有恋爱关系（无论他们仍在寻找还是已放弃希望），这一事实表明，要么是某种“约会市场失灵”阻碍了合适的人相遇，要么是社会变化导致大量单身人士难以找到匹配对象。实际上，这两种情况兼而有之。

在单身现象增长最快的亚洲，结构性和文化性变化的共同作用加剧了这种不匹配。首先看人口结构。据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舒晓玲估算，在中国，到2027年，处于适婚年龄峰值的人群中，男女比例将达到119:100。中国总共可能存在3000万至5000万“过剩男性”。与大多数地区一样，中国的单身现象分布不均。单身人口主要集中在经济条件较差、教育水平较低（因此作为伴侣的吸引力较弱）的男性，以及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下文将详细探讨）中。

在其他有强烈重男轻女文化偏好的国家，异性恋男性也难以找到伴侣。印度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1年该国男女出生比为111:100，而自然出生比约为105:100。尽管此后这种失衡有所缓解，但我们计算得出，2000-2015年间，印度出生的男孩比女孩多出约2000万。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Wei-Jun Jean Yeung认为，女性获得更多上大学和就业的机会，也推动了东亚单身现象的增长。随着女性实现经济独立，她们不再需要依靠丈夫供养。结婚对她们而言，失去的东西也更多。“亚洲仍存在父权制文化，女性承担着照顾孩子和家务的大部分责任，”杨博士说，“结婚的机会成本可能很高：女性认为，一旦结婚，可能不得不放弃工作，去照顾公婆、父母和孩子，还要做家务。”

其结果之一是，在多个亚洲国家，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单身比例也相对较高。“中国受过良好教育、生活在城市的女大学生，其性别观念正变得更加平等，”舒博士谈到中国女性时表示，“许多受过大学教育的男性对女权主义思想甚至女权主义者抱有敌意……他们认为这些女性在个人层面损害了自己的前景和利益。”

在韩国，女性的发展机会与男性的性别歧视期望之间的差距尤为显著。约半数韩国年轻男性认为自己受到了歧视（除了必须服兵役外，他们并无实际歧视遭遇）。约60%的人抱怨女权主义贬低了他们。而且他们在家务方面往往极其懒惰。难怪有抱负的年轻女性对婚姻远没有那么热衷。

尽管美国和欧洲的性别角色观念没有那么根深蒂固，但也存在类似的单身模式。直到20世纪中叶左右，上大学的男性人数仍远多于女性。因此，男性教育程度高于女性的伴侣组合占绝大多数。然而，近年来，女性在学业上已超过男性。2019年，经合组织国家25-34岁女性中，平均51%拥有大学学位，而男性这一比例为39%。这使得旧有的伴侣模式难以维持。“仍希望‘上嫁’的高学历女性，将找不到足够多的合适对象，”巴塞罗那人口研究中心主任阿尔伯特·埃斯特韦说，“所以问题是，她们是否会开始‘下嫁’？”

如果仅考虑数学逻辑而非文化规范，女性教育程度高于男性的伴侣组合比例应该会大幅上升。然而，“女性应上嫁”的观念难以消除。例如，德国研究人员发现，30岁以上的高学历女性更倾向于保持单身，而非屈就于教育程度较低的男性。

有证据表明，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在教育层面“下嫁”，但这种情况的发生程度远低于预期。此外，埃斯特韦发现，受过教育的女性会“挑选最优秀的未受过教育的男性”，即与收入高于自己的人结合。实际上，她们只是从一种“上嫁”形式转向了另一种。

高学历女性不愿“下嫁”并非完全不合情理。在多个国家，男性未能很好地适应时代变化。例如，在澳大利亚，收入低于女性伴侣的男性更有可能对伴侣实施暴力或辱骂。但人是可以改变的。美国一项研究发现，在年龄较大的群体中，女性教育程度高于男性的婚姻更容易破裂，但在年轻群体中并非如此。

教育水平相对变化解释了西方国家单身现象增加的部分原因，但并非全部。另一个原因在于科技，以及科技给人们择偶方式带来的巨大转变。罗森菲尔德及其同事2019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二战结束后的约60年间，异性恋伴侣最常见的相识方式是通过朋友介绍。但21世纪末智能手机问世后，线上相识的比例激增。2013年，线上相识成为伴侣结合的最主要方式。

然而，线上约会与传统约会有着本质区别。27岁的纽约律师克里斯蒂安·德尔·罗萨里奥在热门约会软件Hinge上寻找约会对象时，可以通过各种标准筛选匹配对象。她会关注男性的年龄（最多比自己大六岁，但“别无选择时也只能将就”）、职业、宗教信仰、政治观点、是否吸食大麻（“我会直接划掉”）以及身高——这对她来说很重要。“我身高1.68米，真的遇到过1.65米左右还想跟我匹配的男性，”她说，“嗯，那肯定不行。”

人们在选择长期伴侣时向来挑剔，至少在清醒的时候是这样。但社交媒体和线上约会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挑剔，人们不仅可以筛选那些历来重要的特质（年龄、宗教、种族和教育背景），还可以筛选各种其他属性，比如政治观点、对毒品的态度，更不用说身高体重了。其后果之一是，现在很多人会撒谎：德国研究人员发现，线上约会者会声称自己比普通人略高、体重略轻。另一个后果是，许多人难以找到约会对象。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显示，约会软件Bumble上的大多数女性会筛选掉所有身高不足6英尺（约1.83米）的男性。这一下子就排除了约85%的男性。诚然，女性长期以来更倾向于选择个子较高的男性——但从未达到如此极端的程度。益普索（Ipsos）的民调显示，大多数英国年轻女性表示，伴侣的善良、诚实和幽默感远比外貌重要。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线上约会者会拒绝所有身高普通但善良、诚实、风趣的男性呢？

部分答案可以从宣扬不切实际理想的网络和社交媒体文化中找到。在以“男性受压迫”为核心观点的男性网络社群中，年轻的“非自愿独身者”（incels）抱怨女性自私且工于心计，不愿与他们发生性关系。安德鲁·塔特（Andrew Tate）等厌恶女性的社交媒体网红建议他们变得极度大男子主义，去支配女性。

女性也有自己的（不那么恶劣的）回音室。一些女性会在私人社交媒体论坛上审查潜在约会对象，其他人会在这些论坛上发布她们声称有出轨或虐待行为的男性的姓名和照片。这可能有助于提高约会的安全性，但有些女性只是用这些论坛抱怨糟糕的约会经历或拒绝自己的男性。这让41%表示经常看到女性分享负面约会经历的视频或社交媒体帖子的女性感到反感。美国企业研究所（保守派智库）下属美国生活调查中心的丹尼尔·考克斯表示，这对男性来说也令人却步，他们害怕邀请女性约会，担心遭到公开羞辱。

洛杉矶约会教练萨布丽娜·佐哈尔在TikTok上拥有130万粉丝，她说，一些粉丝众多的社交媒体人士对求爱过程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她向客户收取9999美元的三个月会员费，在此期间，她不得不阐明一些基本准则，比如“如果有人没有每天给你发信息，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喜欢你”。

不切实际的期望可能和约会恋爱本身一样古老，但成长于个性化音乐播放列表和在线娱乐环境中的年轻一代，可能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偏好。“你可以筛选自己的新闻推送，对吧？你可以精心打造自己的线上生活，”考克斯说，“当你考虑未来的恋爱关系时，做到这一点有多容易？”这也延伸到了意识形态层面。他说，在美国和欧洲部分地区，随着男性向右转、女性转向自由派，政治正成为枕边话的障碍。

沉迷电子设备

新技术不仅加剧了人们对约会对象的挑剔，还占据了大量时间，使得人们用于社交和群体活动的时间减少——而这些都是经过验证的结识伴侣的方式。过去十年间，美国15-24岁人群面对面聚会的时间减少了超过四分之一，而玩游戏的时间增加了约一半（年轻男性几乎翻了一番）。

流媒体观看、上网冲浪或玩游戏的时间甚至似乎正在取代性行为。在几乎所有富裕国家，人们的性行为频率都比以前更低，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根本没有性行为。伦敦大学学院的索阿齐格·克利夫顿指出，例如，18-44岁的英国人，性行为频率已从1990年的每月五次降至2021年的每月两次。研究人员提出了各种解释，包括他们太忙、压力太大、转而观看情色内容，或者只是被网飞（Netflix）分散了注意力。随着人工智能（AI）的日益成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AI而非人类寻求亲密关系。

在十八九岁到二十几岁这段时间里，若把时间花在看电视、玩电脑游戏或与AI聊天上，可能会降低他们找到伴侣的几率，因为他们错过了磨练约会技巧、学习如何应对恋爱关系中起起落落的最佳时机。“约会真的不像骑自行车，”罗森菲尔德说，“你需要不断练习才能做好，如果你一段时间不练习，就会变得更难。”

换句话说，已经在重塑西方社会的单身现象，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增长，并带来随之而来的各种后果——既有好的，也有坏的。在某个时刻，它肯定会趋于平稳，但目前尚无任何迹象。直到最近，人口统计学家还认为，一旦男性的态度跟上女性解放的步伐，就会达到新的平衡。“男性会做一些清洁和家务来提升自身吸引力，幸福的家庭会再次出现，”埃斯特韦说。然而，他指出，即使在平等主义盛行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无论男性多么优秀”，结婚率和生育率仍在下降。“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他问道。这正是这1亿多单身人口带来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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