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一代教育家刘道玉：七十年来最好的校长，一生与命运搏斗

据武汉大学讣告，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5年11月7日15:33在湖北武汉逝世，距其92岁周岁生日仅有17天。

1981～1988年的武汉大学，因刘道玉主导的一系列重大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教育成就，被称为“中国教育的深圳特区”、“珞珈山的奇迹”。

刘道玉曾获全国教学成果一等奖、法国“密特朗总统最高勋章”、剑桥名人中心“20世纪银质功勋章”等国内外大奖，被誉为“当代蔡元培”、“70年来中国最好的校长”。

结合刘道玉先生《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珞珈子规啼》等作品，谨以此文简要介绍老先生的曲折经历和伟大贡献，以示悼念和尊敬。

1933年11月24日，他生于湖北枣阳的一个农家，排行第三，取名刘道雨。7岁入私塾，由先生改名“道玉”。他后来的笔名是“路石”，这恰如一则奇妙的人生寓言——当一块美玉甘做铺路石，必有无数人通过他走向真理。

幼年教育造就了刘道玉淳朴善良、好学上进的品质。他自小热爱科学，立志摘取诺贝尔奖，学习始终名列前茅。

青春年少的刘道玉，与同时代的大多数杰出人士一样，经历了从热血到觉醒的痛苦历程。

1953年（19岁），刘道玉考取武汉大学化学系，满怀赤子之情，渴望投身国家建设。尽管对现实有困惑，他仍在竭力做正确的事。大学期间参加抗洪，他带病坚守大堤。为了多学知识，他偷偷向老you派请教，到地摊上淘俄英教材。

1961年（27岁）元旦，刘道玉与同学刘高伟结婚，正值困难时期，招待宾客的喜宴，是从“特殊渠道”买来的一锅糖水萝卜汤。新婚后不久，他被选派到苏联留学，成为世界有机氟权威伊凡·克努杨茨唯一的中国学生，攻读化学副博士。

1962年（28岁），在苏联科学院留学期间，刘道玉各科成绩全优。但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他作为留学生代表参与论战，被苏联当局点名驱逐，被迫中断学业回国。

1966年（33岁）～1976年（43岁），刘道玉跻身武汉大学校委，却没有多少兴奋和作为。目睹种种荒唐，他陷入迷茫，也成了挨整对象。攻击他的大Z报贴满校园，多少次非人折磨、命悬一线，他甚至留下遗言。幸有妻儿相爱扶持，才熬过艰难岁月。在参观全国大学科研成果展览时，他“为武大的衰落感到羞耻和痛心”。

1977年（44岁），刘道玉被借调到教育部，参与平F错案、高校重建。

1979年（46岁），持续两年的过度劳累、营养不良，导致他重病住院一个月。岁月蹉跎，使他意识到自己和诺奖已经渐行渐远。面对大学里狂热反智、人才凋零的现状，他痛心疾首，又深知其弊。于是他辞去在北京的全部职务，回到与他一样饱受摧残的武汉大学，誓要重铸母校的辉煌。

每个人来到世间，都负有使命。刘道玉的使命，就是革新中国教育，为国家抡才，为民族养士。他的舞台，就是80年代的武汉大学。

1981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一条消息：

经中Y批准，48岁的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他是我国解放后自己培养的大学生中第一个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也是全国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

刘道玉在武大率先废除政治辅导员，实行导师负责、学生自治，还创建了学分制、转学制、双学位制、主辅修制、贷学金制等先进制度，有的沿用至今，有的无人敢模仿。

为了推动教育开放，刘道玉独创了插班生制：社会青年通过考试，可以直接到武大念大三，毕业后享受同等待遇。很多青年因此获得走出深山、人生洗牌的机会。

80年代的武大，是自由学风的表率。学生可以不上课，可以提前毕业，可以转系甚至转校，可以自由创办社团。经济困难的可以贷款，毕业后若自愿奔赴边远，或者5年内若有重大成就，由学校还贷。“师生拼命钻研，连走路都是跑步前进，图书馆、实验室灯火通明，教授自觉加班。”

在校园里，刘道玉校长和学生、教职工打成一片。学生组织的赛诗会、电影节、话剧社，青年教师的学术沙龙，甚至学校食堂的厨房里，都能看见刘道玉的身影。

有学生因为在校谈恋爱遭到打压，刘道玉认为他没有违法犯罪，拒绝做出惩罚。有学生因为出版刊物遭到整肃，刘道玉一力承担，声称该刊物是自己让办的。学生会公开质疑“刘道玉校长到底是真改革、还是假改革”，刘道玉也亲临现场，耐心回应质疑。

易中天回忆：“领导生活简朴、作风民主；师生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研究生论文答辩，可以当面顶撞评审委员；本科生学术演讲，校领导坐在下面洗耳恭听。校长、书记的家，敲敲门就进去了。教员上课，学生开会，讲什么，怎么讲，没有人横加干涉。自由、民主、开放，这就是刘道玉时代的武汉大学。”

1980年代，美国有很多大学想和中国联合办学，但因其教会、资本主义的背景，国内没有大学敢响应。刘道玉是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武大因为与美国耶鲁、西东大学签订了姊妹学校协议，引进了很多世界级学术资源。

1985年前后，驻外使馆报告，留学生大多不愿回国。这引起一些人紧张，他们提高留学门槛、限制留学探亲，甚至不给换护照、勒令学生回国。刘道玉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对待留学生的态度，是真K放还是假K放的问题。眼光要放长远一些，留学生回流将成为时代趋势。”

刘道玉爱才如命、尊重学者，既有发现人才的眼光，更有保护人才的担当。如果没有刘道玉的“抢救”和提携，很多人才可能早已湮没无闻。

杨X凯，生前被两次提名诺奖的经济学家。18岁因言获罪被判刑十年，在狱中自学成才，出狱后考上社科院研究生，却没有被录取，在印刷厂做临时工。刘道玉冒着巨大风险，将这颗“巨星”聘为讲师，为他解决平F问题。杨X凯在武大完成了两本教材，在第一次学术沙龙上就讨论了著名的“后发优势”。后来杨X凯申请去普林斯顿读博，因为Z审被阻，又是刘道玉写信给时任Z理，才让他得以顺利赴美，几年后又设法让他们一家团聚。

邹恒甫，15岁进武大，毕业后考取公费留学第一名，同时获得哈佛、威斯康辛的留学资格。哈佛学费贵了三倍，于是教育部要他念威斯康辛。因导师吴纪先和刘道玉校长竭力争取，他才得以到哈佛读博。回武大后，他与杨X凯在一所简陋的瓦房里，创办高级经济研究中心，利用节假日，全英文教授西方经济学，培养出上百名留学生。

邓晓芒，初中毕业本可上长沙最好的高中，却因为家庭出身，下乡当了10年农民，回城后又做了5年搬运工，但他靠自学进入哲学殿堂。1977年，他已经29岁，超过高考年龄限制（25岁）。1978年，他报考社科院哲学所遭拒，又因档案被滞留错失武大。1979年邓晓芒再考武大，陈修斋教授向刘道玉高度评价邓晓芒，这才有了后来的“康德研究权威”邓晓芒。

易中天，高中毕业后在新疆插队，考上武大文艺美学研究生，成为胡国瑞教授唯一嫡传。1981年毕业，按照委培合同的“四大原则”（边疆、民族、带薪、配偶），他必须回新疆，没有任何商量余地。胡国瑞为了留住易中天，打电话要拜访刘校长。刘道玉却说：“应该是我去拜见胡先生。从来只有G员拜见学者，没有学者拜见G员。”刘道玉找教育部长蒋南翔求了好几次，又动员五个专业对口的本科生去新疆，才换来易中天留校。

赵林，就读武大本科期间投稿《中国青年》，参与“人生意义大讨论”，宣扬个人主义，遭点名批判。1981年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哲学研究生，却因“政Z不合格”不被录取。刘道玉将他引入美国史大家刘绪贻门下，又保护他留校工作，这才有了后来的“金牌讲师赵林”。

张尧庭，师从北大数学大师许宝禄，1957年起被下放到贵州山区改造。刘道玉在教育部时就惦记着他，一当上武大校长，就把他们师兄弟都挖到武大。

刘道玉抢救了很多人才，但是被埋没的人才更多。武大法律系有过辉煌历史，梅汝敖、燕树棠、王世杰、皮宗石、韩德培等法学大师都曾在这里任教。但是1958年，武大法律系就被撤销了。

燕树棠教授是我国第一位耶鲁法学博士，熟知世界法系，讲课非常受欢迎。1981年刘道玉去给他拜年时，他已经90岁，无法再讲课，还一直默念“我是反G命，我罪该万死……”

韩德培，1050年代因为讲授“法治”，一直被降级降薪。刘道玉请他重建法律系，为他争取到全国唯一的教授工资上调。著名法学家朱征夫就是出自他门下。

刘道玉重建法律系40年后，武大共培养了2000多名法学博士，其中有数位国家级检察官、大法官，12位大学法学院长。更有无数活跃的律师，承接了国内外的诸多大案要案，为法治进步做出巨大贡献。

陈浩武、陈东升、窦文涛、李百炼、葛鸿伟、毛振华、彭富春、田源、叶汝琏、於可训、张在元……这些刘道玉时代的武大精英，为学术界、企业界、文化界、改革界注入新鲜活力，饱受世界赞誉，成为中国文化新生的一张张名片。武大校友对母校的捐赠数额，常年保持全国第一。

复旦大学教授陈加宽说：“1949前的校长，我崇拜的是蔡元培和竺可桢；1949后的校长，我崇拜的是匡亚明和刘道玉。刘道玉校长的气节深深影响了一代人。”

刘道玉追求真理，敢说真话，常常因此得罪人。在亲友眼中，他是一个“正直到不知变通的人”。

1984年，武汉大学与隔壁的兄弟学校因用地纠纷爆发冲突。湖北省某领导强硬地表示，政F要收回土地。刘道玉当众顶撞他：“这是武大1934年向农民购买的土地，地契至今还保存在档案室。自古以来只有政F送地给学校办学，没有政F收回办学用地的。”

1986年8月9日，刘道玉与四名教授乘火车出差，遭遇“霸座事件”，引发海外媒体哗然。上级指示他出面澄清此事为“子虚乌有”，但刘道玉拒绝服从该指示。

1988年2月10日，春节前夕，54岁的刘道玉突然被免职。接到通知前一天，他还在做物理系教学调研。“消息传出，全校哗然，业内震惊”，师生们非常愤慨，却又无可奈何。一位教授对他说：“道玉，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

其实，刘道玉曾被多个名校邀请，还多次接到过某市市长的任命，但是他全都婉言谢绝了。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要辞去教育部的职位，还拒绝出任市长？要不然，你也能当上一个大官，至少物质条件要比现在强多了。”他却说：“我不是做官的料，只会办教育。但是换来换去都是那个婆婆，我又能做成什么？”

那一年，“他生病住院还被拉出来检讨，大会小会上都要点他的名”，但是他拒绝写一个字的检讨。有几个学生身陷囹圄，他毫不避嫌去墙内探望，送去药品和鼓励。

武大的自由学风一去不复返。邓晓芒、易中天、彭富春等等，这些刘道玉延揽的人才，都因遭受排挤渐次离校。1995年，杨X凯受刘道玉之邀回武大讲学，学校负责人不但禁止他讲课，还派人监视他的行踪。

▲中风后，刘道玉改用左手书写

贝多芬在即将失聪时，曾写下这段文字：“我决心扫除一切障碍，我相信命运不会抛弃我，我要充分估计自己的力量，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

贝多芬指向的“命运”，恰似刘道玉的人生写照：在激进年代，他随洪流浮沉；在改革年代，他是创造教育奇迹的“中国最年轻大学校长”；在奇迹被迫中断后，他以三十年如一日的思考和写作，扼住命运的咽喉。眼力衰退、右耳失聪，右手不能书写，他仍在锲而不舍地“与命运搏斗”，拓展生命的新高度。

功成身退者沉醉往昔、遭遇挫败者怨天尤人，是人之常情，但这都不是刘道玉。经历过高光时刻，又在高峰中跌落，刘道玉没有怨天尤人，也没有沉迷于昔日荣光，而是开始攀登他人生的第二个高峰。

“隐居”武大期间，他的所思所写，不是为自己辩护立传，而是探寻“何谓人才、何谓大学、何谓教育之真谛”等追本溯源的大问题，以及中国教育转型的现实路径。

他的研究涉及教育、公益和中国社会，不断有新作品问世，留下100多万字的著作和无数次演讲。 这些作品，不仅是刘道玉等改革先驱追求自由、真理的见证，也是传承、复制教育奇迹的密码。

《珞珈野火集》是一部随笔集。刘道玉在书中追忆了很多重要的人和事，探讨了改革的得失、成才的秘诀。他说，“一个人能否成才，与名师、名校、学位都没有关系。真正的人才都是自学成才的，他们有理想、有悟性、爱读书、能自学、追求真理。”

2008年以后，刘道玉受熊彼特、德鲁克等大师的启发，从“破坏性创新”、“管理者的领导力”等角度，为自己的教育实践注入新鲜血液，尤其在“如何发现天分、如何培养人”等具体问题上，有了新的理解和阐释。

《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是他一生教育实践、理论的集大成，书中不仅有80年代改革的亲历回忆，还有他没来得及实施的改革计划。全书娓娓道来、感人至深、发人深省，尤其是他那份未完的“第二个五年改革规划”。

2013年，武汉大学S记韩进读完这份规划后，当面向刘道玉感叹：“校长，如果您的这些改革措施实现了，其影响的不仅是国内，而且具有世界性的影响。真是可惜啊！”

▲《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内页

刘道玉理想中的大学是——以人为本，独立精神，思想自由，学术至上，民主学风，创造不止。他还说：“光有理想和理论是不够的，只有行动起来、努力改变现状，才是对理想的拓荒。”除了学术研究，他还成立了教育基金会，将慈善注入教育。

易中天说：“刘道玉不是一个圣人，他是一个战士。他有理想，有担当，也有失策，有失误。他烟尘满面，伤痕累累，却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跌倒又爬起来。”

40年来，刘道玉与无数师生保持密切联系，留下22000多封书信。2018年《杨X凯学术文库》首次在国内出版，刘道玉校长为了帮助推广这部巨作，主动向先知书店提供了很多珍贵的资料，包括他与杨X凯往来的信件。先知书店的网店名称“路石甲”，就是致敬刘道玉先生的字“路石”。

直到去世前一年，刘道玉校长仍在和店长讨论他的新书《珞珈子规啼》，这是他亲自编选的教育思想随笔集，对每一个关心教育的人，都有极高的参考价值。老先生在序言中说：“90篇文章，有的是学术性的论述，有的是有感而发，但都是我真实思想的记录。”

他抨击功利的基础教育是“戕害人性”，批评高校的盲目合并、扩招是“教育大Y进”，评优排名是“搞公关、助长学术腐败”。对于官僚化、拒斥现代文明的办学方式，他更是深恶痛绝。这些批评不失战士的锐气，全都指向当代教育的病根，更充满了长者的忧思和悲悯。

刘道玉先生这一代人的际遇，是现代中国的“活历史”：他们生于旧时代的文化余辉；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却如浮萍一般随激流浮沉；在世纪末“巨轮掉头的瞬间”，只有少数的勇者抓住机遇，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奇迹。

姚国华说：“刘道玉先生的悲剧，绝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这是一个中国人还没有走出，而且还将深深影响着一两代人的悲剧。”

陈浩武说，“刘道玉先生是一个符号，是一个时代的英雄。作为教育家、改革家和专业学者，他的形象都足够饱满、高大。但我认为，他最重要的身份是知识分子：他向社会表达正义和良知，他是权威的挑战者，不依附、不盲从、不迎合，把人格独立、自由思想当作人生追求。”

易中天说：“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看他代表什么，面向何方，刘校长成为武汉大学抹不掉的记忆、中国教育绕不开的话题，并不是因为他完美无瑕，而是因为他是一种精神符号和象征。这种精神，就是改革。改革是时代的要求，也是刘道玉毕生的事业。我们肯定刘道玉，其实是肯定改革，怀念刘道玉，其实是呼唤改革。改革是没有任期的。唯其如此，刘道玉才成为了‘永远的校长’。”

武汉大学至今没有刘道玉一个题字，也没有一座建筑、一条道路冠上他的名字。在官方出版的《湖北专家大辞典》4321人中，也没有他的名字。但是世所公认：刘道玉时期的武汉大学，是80年代改革的先驱，也是那个时代的见证——国家有希望，社会有活力，青年人相信公平奋斗。

我们无法脱离时代巨变的曲线，去思考刘道玉的幸运与不幸，但是他身上的教育家智慧、改革家精神、知识分子的风骨，以及他“扼住命运咽喉”的生命力，永远值得我们致敬、传承。

刘道玉播下的种子，将会成为时代的遗产，还是真理、美德和爱的延续？这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