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彭博社报道称东南亚国家柬埔寨,正计划将其新购入的一部分黄金储备,存放到位于中国深圳保税区内的专用金库中。报道还明确指出,柬埔寨有望成为首批选择在中国储存黄金的国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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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一种“观望效应”:大家可能都在看,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旦有了先行者并且过程顺利,后来者很可能就会络绎不绝。
但为何会让特朗普担心呢,这就要说一说黄金的重要性。
黄金,这个闪耀了数千年的贵金属,在现代国际经济体系中,扮演着一种独特而稳固的角色。
它不像纸币那样依赖国家信用,也不像股票那样波动剧烈,它被视为终极的价值储存手段,是国家金融安全的“压舱石”和“定心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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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温的时候,黄金的战略价值就愈发凸显。
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全球黄金储备的存储格局相对稳定,甚至可以说是高度集中。
而美国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地下金库,凭借着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美元作为世界核心货币的地位,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黄金仓库”,保管着包括许多发达国家在内的数十个国家的部分黄金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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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黄金存放在纽约,对于很多国家来说,曾经是方便、高效且被视为安全的选择,因为它处于全球金融心脏地带,便于进行国际交易和清算。
然而,树不会永远只朝一个方向长风。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一股“黄金回家”或者说“储备多元化”的暗流,其实已经涌动了有些年头了。
根据近一两年多家国际财经媒体持续跟踪的数据和分析,从2022年开始,一些国家运回在美黄金的意愿和行动变得比以往更加清晰和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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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德国早在数年前就启动了黄金回国计划并已基本完成目标。
进入2024年至2025年,这股趋势似乎有加强的迹象。像法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也陆续成功地从美国运回了相当数量的本国黄金。
这些行动通常进行得低调而谨慎,避免引起市场过度反应,但其传递出的战略转向意味,却无法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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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柬埔寨的举动,为这股潮流添加了一个新的、颇具象征意义的维度。它不仅是要把黄金从传统的中心挪出来,更是选择了一个全新的存放地——中国。
根据披露的细节,柬埔寨此次计划存储的是“新购黄金”,而非将其现有的、可能存放在其他地方的黄金库存转移至中国。
这一点很重要,它表明这是一种“增量”的、面向未来的布局,而非对过去安排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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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国家开始对将黄金存放在美国感到不安,甚至要付诸行动呢?
其中,国际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变化无疑是重要的催化剂。
让我们把视角转回到前总统特朗普的任期。他大力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虽然在当时获得部分国内民众支持,但在国际层面,确实像一块巨石投入水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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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的单边主义行动,如退出多个国际协议和组织、对盟友和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等,尽管其直接目标可能并非针对黄金储备,但它们深刻地影响了全球对美国政策连续性、可靠性和可预测性的看法。
这种弥漫开的不信任感,像一层无形的薄雾,促使许多国家的决策者开始重新审视其国家资产的安全布局,思考是否过度依赖某一个国家会带来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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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能将黄金移出美国的行动直接等同于对特朗普政策的回应,但那种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稳定性的担忧加剧,无疑为各国寻求资产配置多元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
再将目光聚焦到中国这一边。
中国自身就是全球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和消费国之一,拥有巨大的黄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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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在推动黄金市场国际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扎实的步骤,以上海黄金交易所和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为平台,不断完善交易机制,吸引国际参与者。
同时,像报道中提到的深圳保税区金库这样的高标准、专业化贵金属存储设施的建设,正是为了匹配国际市场对安全、合规存储的需求。
柬埔寨选择将黄金存放在此,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提供的这套金融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初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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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或许是中国意图打造自身成为区域乃至全球有影响力的黄金中心战略所取得的早期、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进展。
不过,伦敦和纽约经过百年积累形成的市场深度、流动性和规则体系,其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依然难以撼动。
但“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个,就可能为后来者打开一扇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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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其地位虽然依然稳固,但“去美元化”的讨论和各种减少对美元依赖的尝试一直在进行。
增持黄金、推动外汇储备货币多元化,都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而将黄金存储地从传统的英美中心向其他政治经济稳定的地区分散,也可以视为这种宏观趋势下的一个自然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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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尤其是那些希望在国际事务中保持更多独立性和灵活性的国家,可能都在思考:如何增强自身金融体系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如何在极端情况比如遭遇金融制裁或支付通道被切断下保障国家财富的安全?
黄金,这种物理形态的、不依赖任何第三方信用体系的资产,其战略价值在此刻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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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或许只是掀开了序幕的一角,后续是否会吸引更多新兴市场国家乃至一些发达国家效仿,将是观察未来全球金融秩序演变的一个窗口。
对于中国开始成为一些国家考虑的黄金存储地,我觉得我们应该抱持一种谨慎的乐观态度。
乐观在于,这确实是对我国国力、社会稳定性和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一种国际认可,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的努力取得了初步成效,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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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谨慎在于,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从“一个选项”到“主要中心”还有非常漫长的路要走。
国际金融中心的建立,依赖的不仅仅是坚固的金库和先进的硬件,更依赖于高度的法治化、透明的规则、开放的市场、自由的资本流动以及被广泛信任的契约精神。
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去建设和完善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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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因为一两个国家的初步尝试就沾沾自喜,更重要的是借此机会,审视自身的不足,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开放,真正构建起一个与国际接轨、值得信赖的金融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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