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伊·温特 | 勾勒跨越文化与地域的20世纪战争记忆全景

近年来，以“集体记忆”为主题的历史文献日益浩繁，却弊端种种。本书便成于编者的不堪其忧。似乎人人都在讨论这一话题，“记忆”“集体记忆”等术语如此频繁且随意地出现，以至读者可能因此萌生一种印象：学界已经对上述概念的内涵以及如何在史学研究中有效使用这些概念达成共识。

可事实远非如此。关于个体认知的心理过程与集体文化表征、姿态之间是否存在有意义的关联，学者们争论不休，几乎没有共识可言。且不论集体能否“记忆”，即使可以，我们也不能简单地依据个体如何储存并检索信息以及图像来推导集体是如何进行记忆的。更不必说，“记忆”这个词本身在不同语言中就有着千差万别的内涵与意蕴。因此，该领域史学家们常常各说各话，或完全不了解彼此的立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颇具影响的论文集《记忆之场》可谓说明学界对集体记忆书写含混的佳例。该论文集共7卷，于1984—1992年间出版，由皮埃尔·诺拉发起并组织编撰。诺拉在其纲领性的文章中着重表达了对集体记忆的看法。“记忆总在我们的唇畔萦绕，”他写道，“因为它早就不复存在。”确切来说，记忆是不复存在于生活之中。因为“社会已将仪俗驱除”，从而“斩断与回忆的联系”，所以每个人都呼求着那些曾被节奏尚缓的社会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能够有一些人造或象征性的替代。而我们能拥有的不过是次级记忆：我们收集、组织、展示、编目，但观察到的也只是记忆的形式而非本质：“这种回溯方式否定了神圣性本身，徒留下空洞的氛围。”

《记忆之场》以及史学家们的相关研究是在重复往日文学的已尽之事，但在今时今日，依诺拉看来，它们再也无法胜任。有关这类人工制品和人造现象的探索只是在帮助补给“我们业已枯竭的集体记忆”。所以，我们亟需一种新式的历史，能够“赋予浅薄的时代以深邃，为缺乏真正小说的纪元提供真实的故事”。诺拉的结论是，“记忆已被擢升为历史的中心：我们可以在此哀悼文学的消逝了。”

在诺拉说社会驱除了仪俗，或声称神明再无用武之地，而且文学已死时，他便暴露了自己论证中最薄弱的环节。任何一个人，若观察过法国社会在融合穆斯林群体过程中所遭遇的重重困难，就会对其观点嗤之以鼻。即便主要通过基督教堂与犹太会堂的惯例化宗教生活来探求神明的人早已寥寥无几，但神圣性本身尚未消亡。

再则，倘若其声称的是社会而非法国社会驱除了仪俗，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质疑该论断在非法国语境下的效力如何了。诺拉的观点有着偏狭的地方性特征，令人无法确定其是否适用于法国以外的地区。事实上，自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历史的合理性问题便一直饱受争议。且自那时起，能言善辩者就已极尽辞藻与意象之能事来描绘法国的历史，在合理化本国的同时不忘将他者嘲弄一番。德国历史是如此，而近年的俄罗斯历史亦是如此。诺拉论述的缺憾就在于没能说明究竟哪些历史经验是为法国所独有。

其法国式的立场体现的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悲观主义。虽然类似情形也存在于莱茵河彼岸以及其他地区，但仍数法兰西的悲观主义味道更别致。除了法国，还有哪里的评论家会聪颖到把出生率的降低和说法语人口的减少等同于西方文明本身的衰落呢？没有将这些想法直接言明的法国知识分子们是否有些自视过高了呢？

诺拉观点的偏狭还有一层缘由。法国政府在博物馆和文化活动上的人均支出及其在国家预算中所占的份额都要高于其他西方国家。为什么呢？是因为神明已死而我们需要一套象征性的替代品吗？答案可能更加世俗——有利可图：历史是一笔既受欢迎又能赚钱的买卖，可以将个体家庭的故事置于更加宏大、更加普适的叙事之中。而政府投资这类服务业就是因其回报可观。

20世纪末博物馆数量的迅猛增长还反映出“记忆产业”的另一侧面：关联当代祖辈和孙辈的纽带。此种纽带为呈现动荡历史的博物馆和文学作品打开了广袤的市场。是的，文学——诺拉认定已然死亡的那个文学。佳作比比皆是，如：让·卢欧的《沙场》，荣获1991年龚古尔文学奖；或是塞巴斯蒂安·雅普瑞索的《漫长的婚约》，感人至深；派特·巴克的小说三部曲，以一战为背景；还有塞巴斯蒂安·福克斯的《鸟鸣》，掷地有声。今日翁媪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落幕时的孩童，而他们的故事——本属于家庭内部的故事——如今被嵌进历史，写进小说，陈列展出，任人参观，供人瞻仰，流转于一切被诺拉认定为标志了“真正”集体记忆已经失落的仪俗之中。祖孙之间的纽带——如今也因人类寿命的整体延长而得到了延展——成为记忆概念的重中之重，令人意外的是，诺拉并非简单地敦促人们走出图书馆，去看看自己的家人。那样的话，映入眼帘的将会是一种鲜活可感、通俗近人的集体记忆，充满生气。可诺拉却为之撰写了一份为时过早的讣告，引人误解。

由此可见，集体记忆研究作为文化史的分支领域，仍有不少需要反思和澄清的地方，毕竟专业如皮埃尔·诺拉这样的历史学者都无法使其著述免于难题与含混。而本书仅试图向前推进一小步，聚焦“集体记忆”领域中一组特定的问题，即20世纪战争阴云给人们留下的思虑。

本书的核心议题是：集体如何记忆战争。我们将以20世纪为背景展开研究。这一时期的战争，无论在地理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其波及范围都已超出早期非工业化时期的冲突。本书的多数章节主要围绕欧洲的战争经历展开，部分会论及美洲和以色列。在这里，我们选择将战争视为一种令幸存者不断徘徊于清醒与回忆之间的生动的创伤性现象。而幸存者们留下的浩繁记录能够使我们检视这个普遍主题所包含的模糊之处及其内在张力，即“集体记忆”的轮廓与特性究竟如何。

有必要用几句话解释一下本研究的覆盖范围。我们旨在探讨20世纪战争背景下的集体记忆本质。我们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考察过多的历史案例。我们只讨论与发生在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阿尔及利亚战争有关的内容，及其各自对欧洲、美国、中东地区所产生的影响。一本论文集也只能容纳下这些内容。倘若时间和空间允许，更具价值的研究应该论及全球各地，能从中国论到亚美尼亚，论到卢旺达，再论到阿根廷。而我们能探知的领域终究有限，尚存颇多内容有待欧洲之外的史学家与社科学者进行补充。

有一类问题，确实属于欧洲，但我们却并没有直接讨论。不是因其缺乏史料或不够重要，而是太特殊，以至其他问题都会被其遮蔽，黯然失色。这类问题有关德国，有关大屠杀，有关德国人如何回忆1939—1945年间的战争及其所犯下的种种罪行。而如今浩如烟海的评述文献却都回避了这类问题的复杂性，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大屠杀和20世纪的战争经过混为一谈。这是因为：死亡集中营的历史是工业化谋杀的历史，有别于我们后面要讨论的1914—1918年间的欧洲战争、1936—1939年间的西班牙战争、1954—1962年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还有中东战争等等。我们会讨论发生在内战时的西班牙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规模杀戮问题，但是这些杀戮与纳粹的“终极方案”仍旧相去甚远。

这里存在着一种特殊的风险。从表面上看，将德国和大屠杀纳入我们设定的框架是在完成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但是在这里这样做，就有将纳粹大屠杀“历史化”的嫌疑，仿佛它只是人类战争史中的一个普通篇章，就像美国人屠杀印第安人一样。就这个问题而言，学界早已意见纷纭，争论激烈。所以我们更想把这个话题留给本系列的另外一卷来专门探讨，以免在此跋前踬后，动辄得咎。

但是，我们并没有将其完全略过。本书有三位作者论及了相关内容：一位直言不讳，可见于有关法国幸存目击者的章节；一位点到即止，可见于有关1945年后的德国和意大利电影的章节；还有一位间接迂回，在讨论瓦尔特·本雅明对纪念的“疗愈”功能进行的模糊处理时有所体现；当然，本雅明没进奥斯威辛集中营便已离世，可他的思想却和整个话题有着令人不安的关联。在本雅明看来，纪念作为一种疗愈手段，或可掩盖罪行并使罪犯因此得到保护，从而导致非正义的发生。所以，对于那些罪行滔天，应该为包括本雅明在内的数百万欧洲犹太人的死亡负责的罪犯们，我们需要展开单独的讨论、审视与反思，不能恬然地将其置于众多历史故事之间。如若本书可以促进上述研究，或者本书关于“集体记忆”和“社会能动性”的理论框架可以为上述研究所用，那么，作为编者的我们和本书的其他撰稿学者也算实现了本书的一项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