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蒙山：一部西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无字史书”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响水滩”，一曲《奢香夫人》不仅描述了乌蒙山的雄伟秀丽，更追叙了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厚重历史。乌蒙山以其独特的地理格局孕育了多彩绚丽的文化，其丰富的文化遗存更成为多元共生的鲜活见证。

乌蒙山脉，雄踞于滇、黔、川三省交界地带，是云贵高原的脊梁之一，因山地所在地区历史上属乌蒙部和乌蒙府得名。其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东北起自云南昭通市和贵州毕节市，西南绵延经贵州毕节市赫章和威宁两县。《徐霞客游记》记载：“盘江之源，以乌蒙为界，其南者南流，其北者北流。”区域内喀斯特地貌广布，山地与河谷交错纵横，造就了“山水互连、民族相依”的地理格局。

从先秦遗风到汉晋春秋：考古遗存映衬空间汇聚

考古发现表明，乌蒙山脉是我国南方早期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贵州与云南境内的新旧石器时代遗址、青铜时代的夜郎文化与朱提文化遗存，共同勾勒出这一轨迹。

▲远眺乌蒙大地缝。 新华社发（聂康摄）

贵州黔西观音洞遗址，年代跨越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丰富，形成“观音洞文化”。1964年—1973年，观音洞遗址发掘出土石器4000余件，石器以中小型为主，刃角多低于70°，“错向加工”技术罕见，与北方周口店文化差异显著。观音洞文化分布与乌蒙山脉北部重合，证明数十万年前乌蒙山一带已有人类活动。此外，云南昭通马厂遗址、鲁甸野石山遗址等考古遗址亦十分丰富，马厂遗址刮削器占比68%，与观音洞同类器物形制相似；野石山遗址发现距今约3万年的人类股骨化石，伴生剑齿象、大熊猫化石，共同诉说着远古的生命篇章。

石器时代遗存凸显了乌蒙山一带多种文化汇聚的特征。贵州毕节青场遗址出土的磨制石器中，石斧、石锛占比75%，陶器纹饰“绳纹+附加堆纹”兼具云贵高原与长江中游大溪文化元素；云南昭通闸心场遗址的磨制石斧，刃部弧形与四川三星堆遗址石器高度相似，印证乌蒙山脉早期文化交流廊道作用。

青铜时代，乌蒙山一带为夜郎文化核心区。考古发现，毕节青场遗址出土了石范（以石料制作的铸造模具，主要用于浇铸金属工具、武器及钱币），威宁中水鸡公山遗址出土了精美的铜锛，这些表明距今3000年左右，云贵高原即出现了青铜冶铸技术。距今2000年左右，夜郎崛起。夜郎之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据贵州省赫章县可乐遗址考古发掘显示，1960年—1978年清理的207座墓葬中乙类墓“套头葬”，为夜郎独有，而出土的立虎铜釜、青铜剑又深受中原文化影响。可乐遗址出土的30多枚五铢钱中，汉武帝时期铸造的占82%，证明当时夜郎与中原经济联系密切。同样，威宁中水遗址（战国—东汉）2002年考古发掘出土遗物1000余件，“摇钱树”陶范、青铜车马器等承继中原文化，陶器纹饰具有地方特色；云南昭通出土的“汉叟邑长”铜印，后认定为汉朝册封少数民族首领之信物，印证汉代中央王朝对西南地区的治理。

汉晋时期，乌蒙山下的朱提城，延传中央王朝在西南的“大一统”方略，继续沟通中原与西南。位于今云南昭通的朱提故城，素有“锁钥南滇、咽喉西蜀”之称，历史上通过秦五尺道将四川和云南连起来。朱提故城遗址出土的汉砖、“长乐未央”瓦当、“南夷长史印”以及周边的银矿遗址等，共同揭示了中央王朝经略西南的重要历史。

从“巴蜀徼外”到“改土归流”：历代治理推进整合进程

乌蒙山一带的区域整合治理与发展，与中央王朝治理策略的迭代深度耦合。从先秦至秦汉的“巴蜀徼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左郡左县”，到唐宋时期的怀柔政策，再到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经清代雍正朝“改土归流”后实现直接管辖格局。治理方式的每一次演进，都是乌蒙山区各民族从“和合共处”走向“交融共生”的历史写照。

先秦时期，乌蒙山区属“巴蜀徼外”，是僰人、靡莫、劳浸、夜郎等族群的活动区域。僰人聚居于乌蒙山脉北部（今四川宜宾至云南昭通一带），《华阳国志·蜀志》称其“椎髻左衽，从事农耕，善酿酒”。《水经注》引《地理风俗记》载僰人“夷中最仁，有仁道，故字从人”。秦代修筑僰道时，僰人成为重要力量。靡莫、劳浸则居于山脉西部，《汉书·西南夷传》有“靡莫之属，与夜郎同姓”的记载。

汉武帝时期，中央王朝积极经略西南。为打通西南通道，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夜郎，《史记·西南夷列传》载“蒙厚赐，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建元六年（前135年），汉朝设犍为郡，将乌蒙山脉东部纳入中央王朝版图。元鼎六年（前111年）平南夷设牂牁郡，元封二年（前109年）降滇设益州郡，山脉全域分属三郡，正式进入郡县治理阶段。

诸葛亮治蜀是三国时期的重要政治实践。公元223年白帝城托孤后，诸葛亮执掌蜀汉政权。他奉行“南抚夷越”之策，亲征南中，“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在平定叛乱后，采取“即其渠帅而用之”的方针，任命当地部落首领为官吏，既尊重地方传统，又强化隶属关系，促进了南中地区的稳定与民族融合。位于四川的越西武侯祠、贵州的七星关遗址，都是诸葛亮“南抚夷越”的经典物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彝族先民爨氏崛起，建有“爨氏政权”。其中西爨（曲靖一带）学汉文、修汉墓，呈现“汉夷交融”特征，曲靖八塔台古墓群出土的西汉“辅汉王印”（龟钮铜印），印证了爨氏与中央的臣属关系。唐宋时期，彝族默部在乌蒙山（毕节一带）建立罗施鬼国，《宋史·蛮夷传》载其岁贡方物，受宋册封；彝族于失部在乌蒙山脉南部建立罗殿国，与唐宋保持朝贡关系。

元代正式推行“土司制度”，《元史·地理志》载“乌撒乌蒙宣慰司，在本部巴的甸。乌撒者，蛮名也……今所辖部六，曰乌撒部、阿头部、易溪部、易娘部、乌蒙部、閟畔部”。

▲奢香夫人雕像。　来源：毕节市博物馆

明代奢香夫人任贵州宣慰使时，通过“修驿道、兴儒学”，进一步打破民族隔阂，推动文化融合。

明清之际，中央政权为强化集权统治，推行“改土归流”。清雍正年间，在乌蒙山区重点推行“均田制”，汉族移民大量涌入，先进生产技术不断传播，推动经济文化发展。清末，昭通成为滇东北商贸中心，各民族在生产生活中深度互动，推进了乌蒙山区各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

从五尺道到奢香九驿：漫漫古道诉说交融脉络

乌蒙山脉的古道体系，是西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形脉络”。从秦五尺道的通道奠基，到唐宋至元明茶马古道的商贸驱动，再到明代“龙场九驿”的系统整合，三条古道在时空维度层层递进，推动多民族从“点线互动”走向“深度交融”。

▲云南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的“辅汉王印”铜印。 资料图片

秦五尺道是中原向西南腹地的延伸铺垫，成为西南地区多民族交融的“初始纽带”。《史记·西南夷列传》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路线起于四川宜宾（僰道），经云南盐津、大关、昭通折向曲靖，绕行乌蒙山脉北部边缘，打通中原与西南陆路通道。这条宽仅五尺的古道，成为早期物资与文化传播的纽带——中原铁器、丝绸由此入西南，西南地区的“筰马、牦牛”等物产运往中原。考古佐证，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出土的“蜀郡成都”铁锸，与成都平原汉代官营铁器形制一致，印证五尺道对技术的传播推广作用。

唐宋至元明，茶马古道成为乌蒙山一带多民族交流往来的核心载体。以茶、马、盐等贸易为核心的商贸网络，在此形成“主线贯通、支线密布”格局：主线从四川雅安经宜宾、昭通穿乌蒙至云南大理，支线深入毕节、威宁等腹地。《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唐代“南诏卖马于蜀”，乌蒙地处蜀滇要冲，成为贸易关键节点；宋代北方马源断绝，在南方山区设“买马司”，《宋史·蛮夷传》载“罗殿国岁贡马匹”，中原地区的商人深入乌蒙山区，与彝、苗等先民交换茶、马、盐等货物。威宁中水遗址出土的宋代“淳化元宝”铜钱、彝族风格铜饰等文物，印证宋代中原与西南一带的商贸频繁。

明代，奢香夫人主持开凿“龙场九驿”，乌蒙山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入新阶段。据《明史》等记载，明洪武年间，贵州宣慰使奢香夫人率部“开偏桥、水东，以达乌蒙、乌撒及容山、草塘诸境，立龙场九驿”“开赤水之道，通龙场之驿”。驿道以贵州大方为中心，向乌蒙山脉腹地辐射，其中最主要的一条为贵州境内的“龙场九驿”，全长约500公里，路面宽2至4米，青石铺砌，陡峭处设石阶，大方阁雅驿道落折河段至今完好。“龙场九驿”改善了黔西北的交通状况，强化中央与西南的联系。驿道沿线设“社学”传授儒家文化，奢香“遣子阿期陇弟入太学”，推动了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互动；中原地区的工匠、僧道等群体沿驿道迁入，与彝、苗等民族一道开垦农田、兴修水利。毕节驿出土的明代陶俑，兼具中原文官与西南少数民族武士形象，直观展现了多民族文化互融景象。

值得一提的是，乌蒙山的红色印记在西南地区同样光彩夺目。1935年2月至3月，红军长征途经乌蒙山脉，后来，毛主席作《七律·长征》，有“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的描述。当时红军执行民族平等政策，《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提出“尊重风俗习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在毕节成立“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发布《关于苗族问题的决议》；在威信召开扎西会议，改组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当地3000多人参加红军。红军凭借乌蒙山的地理屏障与区位优势，进行乌蒙山回旋战，突破了国民党封锁，为战略转移提供契机。这段光辉历程，将革命的火种与民族团结的理念深植于乌蒙大地，为党的民族民族理论政策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依据和实践基础。

【作者：伍吉兰 周莹 陈文元　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滇黔桂边区各民族绿色生活方式构建与文化选择研究”（23XMZ018）阶段性成果。】

监制 |肖静芳

统筹 |安宁宁

编辑 |周芳　海宁

制作 |魏妙

来源 |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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