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红卫兵为什么突然消失了？

毛泽东

对红卫兵态度的变化

（节选）

作者｜霞飞

原载｜《党史纵横》

刊期｜2004年第2期、第4期

（本文约10000字）

红卫兵组织是在毛泽东支持之下发展起来的。这个组织在当代人们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但是，人们只知道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自然消失了，却不知道，这与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有直接关系。

一、毛泽东曾经认为，搞“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是青年学生，因此他支持青年学生的组织——红卫兵

从1963年起，毛泽东就认为中国存在一个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已经掌握了基层一大部分权力。到1964年，他认为搞“四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简称“小五界”）的领导权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了。在党、政府、军队里，也有一部分权力被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掌握。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下决心，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而要整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必须先从“小五界”下手，这就需要搞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小五界”下手搞“文化大革命”，依靠谁？对此，毛泽东进行过认真思考。依靠工人吗？不行，因为如果发动在各厂矿、交通运输岗位上从事生产的工人起来搞“文化大革命”，全国的工业生产就要陷入停顿。依靠农民吗？不行，因为发动农民闹“文化大革命”，农业生产也会陷入停顿。依靠解放军吗？也不行，因为军队是国家稳定的柱石，又担负着保卫国家边防的任务，如果靠军队闹“文化大革命”，不仅边防会废弛，全国也会乱起来。而且，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们毕竟文化水平较低，对于文化界的矛盾斗争了解不多。依靠“小五界”里的知识分子吗？更不行，因为他们大多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深，本身就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对象。

那么，依靠谁呢？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之后，把目光落在了青年学生身上。他认为，青年学生最积极，最少保守思想，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正好适合于在以“小五界”为重点的“文化大革命”中当主力、打先锋。

《毛泽东传（1949—1976）》中记载的毛泽东当时对身边工作人员的一段谈话，清楚地体现了毛泽东的思路。毛泽东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杜勒斯（曾任美国国务卿——编者注）们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打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

从毛泽东上述这段话中可以明显看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防止和平演变，他依靠红卫兵，把批判的武器交给他们，让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当主力，是为了锻炼他们，教育他们，走正确的道路，使中国世世代代不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

正是从这一思路出发，毛泽东在1966年5月坚决反对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所谓“镇压学生”的行为，并且撤销了这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正是从这一思路出发，毛泽东频频派人深入到高校中去，在青年学生中进行串联；正是从这一思路出发，毛泽东批准北京新市委撤销了所谓“压制学生”的北京大学校党委正、副书记陆平、彭珮云的一切职务，改组了北京大学党委；正是从这一思路出发，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号召文化教育界的广大群众起来同资产阶级“保皇派”斗争；正是从这一思路出发，1966年6月，西安交通大学发生“六·六事件”，交大学生因要赶走工作组而被批斗，学生李世英被斗后自杀未遂，毛泽东称李为“学生领袖”；正是从这一思路出发，1966年6月12日毛泽东指示中共江苏省委撤销了“压制学生革命”的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匡亚明的一切职务；正是从这一思路出发，1966年6月18日北大学生揪斗干部时，毛泽东明确表态说：这是“革命事件”；正是从这一思路出发，毛泽东支持学生批斗教育部正副部长和司局长……

正是在对所谓“小五界”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全国各地高校和青年学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造反的青年学生，并且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又一个松散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小头目。但是，这些学生组织以“红卫兵”作为自己的名称，已是1966年5月的事了。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以干部子女为主的一些学生秘密集会，决心以“造反有理”为行动口号，以“红卫兵”为组织名称进行活动。此后，“红卫兵”组织迅速在清华大学附中和清华大学里扩大开来。7月28日，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组织把他们写的大字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托江青转给毛泽东。8月1日，毛泽东给他们回信，认为他们的大字报写得对，“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毛泽东的这封复信，明确表示了对红卫兵组织及其行动的肯定和支持。这个消息一传开，北京各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迅速发展起来，北京各高校也紧随其后，建立起了红卫兵组织，接着，红卫兵组织在全国各地大中学校广泛建立。在此过程中，各地的造反的青年学生建立起了不同的红卫兵组织。这些组织虽然统称为红卫兵，但各有各的单独名称。例如，北京大学有“新北大公社”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有“井冈山兵团”红卫兵组织，北京师范大学有“井冈山公社”红卫兵组织，北京航空学院有“红旗战斗队”红卫兵组织，北京地质学院有“东方红公社”红卫兵组织，等等。

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除了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外，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肯定红卫兵组织。8月1日开会当天，全会就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全会于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非常明确地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全会开会期间的8月10日下午，毛泽东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前来庆祝《十六条》的红卫兵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会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已经明确肯定：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闯将。当时，毛泽东正是依靠红卫兵来搞“文化大革命”的。

接着，毛泽东自己主动提出要接见红卫兵，并且先后接见了八次。（推荐阅读本号文章）可是，毛泽东在八次接见过程中，逐渐发现了红卫兵存在的问题，对红卫兵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有一个过程。

二、毛泽东前三次接见红卫兵时，真心诚意地肯定和支持红卫兵，他希望依靠红卫兵夺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的权力

1966年8月18日，首都举行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主要是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的打算。当他得知参加大会的多数是红卫兵时，临时表示要出席这次大会。他出席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见一见红卫兵。他还要求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一套绿军装。这是建国后毛泽东首次穿军装。这个举动带有深意。他说明毛泽东要直接管军队，还说明毛泽东鼓励军队要支持红卫兵造反。

此前，毛泽东肯定北京清华附属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的消息已经传开了，各地大中学校里成立的不少红卫兵组织纷纷派代表来北京学习北京红卫兵的造反经验。他们纷纷给毛泽东写信，并要求接见。毛泽东也很想接见他们，于是，毛泽东就利用开这次庆祝大会的机会，接见外地来京的红卫兵代表。

由于这是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场面显得格外热烈，报纸上报道的消息也十分详细。当天，毛泽东身着绿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几百名红卫兵的代表。当这些红卫兵代表从天安门上走下来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上的红卫兵欢腾跳跃，振臂高呼“毛主席万万岁！”特别是到天安门城楼上和毛主席握过手的人，更是激动得无法形容。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骆小海、宋伯林、韩平是最先见到毛泽东的。毛泽东坐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的时候，他们走近毛泽东大声地说：“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毛主席带着和蔼的笑容回答说：“好！好！”并且问他们：“你们是哪儿的？”他们回答：“我们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我们要永远造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反！”毛主席高兴地说：“我坚决支持你们！”他们兴奋地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万岁！”

这时，清华大学女附中的一个红卫兵走到毛泽东跟前，要给毛泽东带上红卫兵袖章，毛泽东愉快地答应了。这位女学生（宋彬彬，宋任穷之女——编者注）走上前给毛泽东带上红卫兵袖章，并且和毛泽东照了相。在场的红卫兵们高呼“毛主席万岁！”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北京市第四中学学生孔丹、李克津等人在和毛主席握手时，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北京第四中学学生徐子非和毛泽东、林彪挨在一起照了相。他说：“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康生看到毛泽东穿着军装，带着红卫兵袖章，就凑趣说：“毛主席也参加红卫兵了！”红卫兵们听到这句话，就高呼：“毛主席是红司令，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毛泽东接见了红卫兵的代表后，走到天安门城楼的正中央，向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百万群众挥手致意。站在观礼台上的几万名红卫兵跳起来欢呼，革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齐声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这时，毛泽东从天安门城楼中央向西边走了过去，向大家招手。全场一片沸腾。接着，毛泽东走过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一直走到群众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泽东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也参加了接见。当时正身处逆境的刘少奇、邓小平也参加了接见。刘少奇的精神状态很好，只是面对这种场面，有些忧心忡忡的样子。

当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表现出了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充分信心。他对身旁的林彪说：“这次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由于这次毛泽东接见红卫兵是以开庆祝大会形式出现的，因此林彪和周恩来先后在天安门城楼上发表讲话。但是，他们的讲话却明显体现出不同的调子。

林彪在大会上代表毛主席和党中央讲了话。十分明显，林彪的讲话的基调，就是发动红卫兵起来造反，破四旧。

周恩来在讲话中说：“一切革命者都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要坚决反对包办代替，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十分明显，周恩来讲话的基调，是干部要为人民服务，要当群众的学生，不能对群众瞎指挥。

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各地的学生代表先后发言。之后，百万群众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很快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国内报纸上发表的消息来看，全国呈现出一片欢呼和庆祝的声音，国外一些左派政党和组织也表示庆祝。

但是，受到影响最大的，还是红卫兵组织。此后，全国的红卫兵组织展开了“破四旧”的大规模行动。这种行动规模最大的地方还是北京。8月19日、20日两天，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走上街头“破四旧”，砸烂了一些旧店牌、旧街牌，还闯进一些老学者家中，砸烂、抢走了许多文物。22日，北京发生了各中学、大学的红卫兵更大规模的“破四旧”的行动，一些老学者，民主人士被批斗，他们的家被抄。老舍先生不堪侮辱而自尽。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兴县发生了残杀地富反坏的事情，有四十多名成分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及其子女被杀。

这些详细情况当时毛泽东并不知道。当8月23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当时全国形势时，江青等人只是向毛泽东汇报说，现在一些地方较乱。毛泽东在会上表态说：不要怕乱，可以乱几个月。扫“四旧”的人，多数是好的，坏人是少数。当江青等人汇报说：一些不支持红卫兵造反的省委倒台了时，毛泽东表态说：那些地方没有省委也不要紧。

23日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两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好得很》，对红卫兵扫“四旧”表示支持。此后，一个横扫“四旧”，揪斗领导干部的风潮在全国刮了起来。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许多没有被毛泽东接见的红卫兵，要求毛泽东也接见他们。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被接见的红卫兵有50多万人。接见的场面仍然十分热烈。如同第一次接见那样，“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一片。参加接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见到上次接见时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这次林彪率先戴上了首都红卫兵西城纠察队的袖章。

林彪在讲话中首先肯定红卫兵的造反行动，鼓励红卫兵继续造反。接着，林彪在讲话中针对红卫兵造反中出现的一些打砸抢，提出了“要文斗，不要武斗”的问题。他说：“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不要动手打人。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是这样。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

周恩来在讲话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讲了要鼓励红卫兵到北京来进行串联的问题。他说：“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的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和全部的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可分期分批到北京来。”

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5日发出通知，决定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来北京的人，一般可以住四天，主要任务是参观、学习、支持北京的红卫兵搞“文化大革命”，来北京的人，吃、住全部免费，来往不要路费，中央负责人还要接见他们。

中央这个决定发出后，全国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联的高潮。来北京进行串联的人已经多得无法计算。北京的各旅社、招待所已经全部住满，各饭店和公共食堂挤满了吃饭的人。饭店日夜开饭也供不应求。

与此同时，来北京串联和各地相互串联的红卫兵中，对“走资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进行武斗的事情还在扩大。为了制止这种情况的蔓延，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这篇社论发表后，全国的武斗现象仍然没有得到根本制止。

毛泽东连续两次接见红卫兵，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外地来北京串联的红卫兵特别想见一见毛主席。他们的要求很快就转达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决定第三次接见红卫兵。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由于红卫兵已经成了“毛主席的客人”，北京各单位都对到京的外地红卫兵热情接待，因此来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当天被接见的红卫兵约有100万人。因为前两次接见红卫兵后，有人说看不见毛主席，于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招手致意后，又乘敞篷吉普车到长安大街上与红卫兵见面。毛泽东在敞篷吉普车上不断向红卫兵致意。

在这次接见中，林彪、周恩来又先后发表了讲话，但是，两个人讲话的调子不同，更加明显了。

林彪讲话的突出点，是肯定红卫兵的造反行为是“革命行动”。他说：“红卫兵战士们，革命同学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你们，广大工农兵群众也坚决支持你们。……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打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周恩来在讲话中着重强调的是搞好生产。他说：“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出来的冲天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去！”

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党中央内围绕着红卫兵运动，明显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完全肯定；一种是反对红卫兵造反时打倒一切领导干部，冲击工农业生产。这两种声音，在1966年8月17日出版的第16期《红旗》杂志上同时出现。这期红旗杂志发表的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绝对不是斗争一切领导干部，也绝对不是斗争群众。决不许打击积极分子，斗群众。”但是，同一期《红旗》杂志发表的评论员文章《红卫兵赞》却一味强调：“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我们要反对一些人诬蔑红卫兵是“少年狂热分子”的说法。

三、到1966年11月中旬，毛泽东已经不高兴接见红卫兵了，但红卫兵不走，他又不得不最后两次接见红卫兵。此时围绕“文化大革命”的斗争也展开了

到1966年11月中旬，在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要求毛泽东接见的呼声更高了。无奈，毛泽东决定当月11日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了。接见时，整个仪式与上次大体相同。被接见的红卫兵有200万人。当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时，广场上立即欢腾起来，一片“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一片“红宝书”的海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首先对在检阅台上的一些中央负责人说：“你们要政治挂帅，要到群众里面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毛泽东讲这些话的背景是：红卫兵揪斗大批干部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红卫兵的行动已经造成了很大混乱，甚至发生了围攻中南海的事件。红卫兵的行动需要革命干部进行引导。周恩来就日夜工作，会见了大批红卫兵，做他们的工作。但许多干部只是鼓动红卫兵造反，对红卫兵的过火行为，并不去做工作。因此，毛泽东在这次接见红卫兵时，对干部提出了要求，要求他们到群众中去，和群众在一起，做群众的工作，特别是要做红卫兵的工作。

已经出现的问题，说明“文化大革命”有不好的方面。但是，毛泽东仍然认为，搞“文化大革命”是对的，现在出现的，只是枝节问题，通过我们做工作，会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招手致意之后，又一次走下天安门，乘敞篷汽车，沿着长安大街检阅红卫兵。这次参加接见的红卫兵多，秩序也比上次乱，因此，毛泽东一行的敞篷吉普车开得很慢。毛泽东在汽车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加上北京天气冷了，毛泽东十分疲惫，神情也严肃起来。当时，毛泽东的身体比许多中央领导人特别是一些民主党派人士都要好，毛泽东都感到疲惫，那些身体不太好的人就更受不了，他们在汽车上腿都站肿了。接见结束后，有的人一下汽车，就走不动了，是由警卫员架着回去的。

这次接见红卫兵结束后，毛泽东焦急地问周恩来：“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周恩来回答说：“你不见他们，他们不走啊。”毛泽东又问：“中央不是决定停止串联，要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吗？”周恩来回答说：“这些红卫兵已经来北京了，天气又渐渐冷了，北京市的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他们，让他们回去。”于是，毛泽东当即决定：“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让在北京的红卫兵都参加接见。接见完毕后，再不接见红卫兵了。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

这次接见后，毛泽东对混乱局面表示不满、希望尽快恢复生产的消息很快传开了，加上毛泽东有要求领导干部到群众中去做群众工作的指示，因此一些老干部敢于说话了，也敢于抓生产了。11月13日，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在工人体育场军队院校师生大会上讲话。陈毅在讲话中说：“搞路线斗争，要顾全大局。冲击中南海，冲击国防部，我是坚决不同意的。进行路线斗争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实行毛主席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我不赞成搞逐步升级，并不是口号喊得愈高愈革命。”贺龙明确表示拥护陈毅的意见。徐向前在讲话中强调：“要从大局出发。”叶剑英在讲话中说：“真理是有限度的，跨过了限度就变成谬误了，越过了一定的量，就发生了质变。”

但是，林彪、江青等人却认为老干部的讲话是搞秋后算账。他们指使手下的人立即回击。11月14日，戚本禹、姚文元在上海接见华东师大造反派学生。戚本禹说：“北京有一个‘秋后算账派’。现在已经是秋后了，看来他们算不成了。冬后会不会算？冬后算不成春后又会不会算？他们还是要跟革命派算账的。算账就是复辟，就是反攻倒算，就是镇压学生。不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就要算账。”

但是，老干部们并不怕他们的威胁，照样想办法做工作稳定局势。11月16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由他主持发出了一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通知》，决定从1966年11月21日起，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串联。

周恩来又经请示毛泽东同意，于11月17日至12月2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工交会议，讨论工业、交通企业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1967年国民经济的计划。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指示，要成立国务院业务组，管经济、抓生产。他在会议上还提出：工业、交通部门搞“文化大革命”，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要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工人不能擅自离开生产岗位，不能搞跨地区串联。

就在当天周恩来讲话后不久，江青指使王力宣读了“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提出工人阶级是“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力量和最积极因素，工人起来搞“文化大革命”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

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后，围绕着“文化大革命”，两种力量的斗争已经展开了。

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后，北京的红卫兵还很多，于是，他与周恩来商定：“最后全部接见完，以后再不接见了，目的是让他们尽快返回原地。”

1966年11月25日和26日，毛泽东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两天共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250万人。这是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

这一次，毛泽东仍然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广场上的红卫兵招手致意。由于这一次接见的红卫兵的人数多，广场上的秩序很乱。红卫兵们当然很激动，“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广场上再次出现“红宝书”组成的红色海洋。

由于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毛泽东比上次更为疲乏。25日接见后，毛泽东第二天还要去接见。卫士陈长江、李忠诚问毛泽东：“昨天见了，今天还要见吗？您不累吗？”毛泽东回答说：“累也要见，不然娃娃们不走，你有什么办法？这是逼上梁山呀！”

这一次连续两天的接见后，天安门广场上丢下了数万只被踩掉的鞋子，数万本“红宝书”，数万只毛主席像章。有许多红卫兵在拥挤中受伤，有的甚至昏倒在地，多亏周恩来想得周到，预先安排很多部队及时救护，才没有发生大规模伤亡的情况。

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后，《人民日报》作了总结性报道。报道中说：“从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到这一次，三个多月中，毛泽东已经接见了1100多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红卫兵今后要立足本单位闹革命。”这篇报道明确表示，毛泽东今后不再接见红卫兵了。但是，仍有些红卫兵还滞留在北京，没有返回。为此，中央派出工作人员，做了大量工作，劝他们回去，但效果不是很好。

为了配合工作人员做工作，也为了更明确地表示中央的态度，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同意后，于12月1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发出《关于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联问题的补充通知》。通知规定：11月26日前到北京的师生和红卫兵，在12月20日以前，可以免费乘火车和汽车离开北京返回原地。从12月21日起，在北京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吃饭、乘火车和汽车不再免费。在外地串联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也必须在12月20日前返回原地，12月21日后乘火车、轮船、汽车，不再实行免费。凡返回原地的师生和红卫兵，一律给开直达票，中途不要停留。徒步长征的师生和红卫兵的接待办法另定。

毛泽东急于恢复秩序的态度已经十分明朗。他坚决支持周恩来稳定大局的工作。有了这个底，周恩来的工作更大胆了。在发出12月1日的通知后，紧接着，周恩来又请示毛泽东同意后，于12月9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这十条规定的基本内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要促使人革命化，带动生产；在生产单位，要让群众自己选出自己的“文革小组”“革委会”，有问题要在本单位协商解决，工人不要大批离开厂矿；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串联，工人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到学校去串联，串联也只应派代表去。

这十条规定，虽然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有林彪、江青的主张的影子，但基本精神是要稳定，是要恢复秩序。此时，毛泽东转而重视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了。他开始强调工人群众起来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去，革命的学生和工人相结合。

四、对于红卫兵，毛泽东虽然没有说过否定的话，但是他明确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后不久，上海就发生了“安亭事件”，王洪文率一部分造反的工人卧轨拦车，造成全国主要铁路中断。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这一事件。1967年1月，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又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毛泽东又支持了上海工人夺权。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一月夺权事件”。此后，毛泽东主要瞩目的是工人。他在此后的一系列批示，都是支持工人造反夺权的，很少再有批示支持红卫兵夺权了。十分明显，毛泽东已经决心依靠工人阶级搞“文化大革命”了。

对于青年学生及其组织红卫兵，毛泽东是不再信任了。不仅不信任，他还认为，这些青年学生是需要再教育的。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采取了三个措施：

一是派工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工人维持学校的秩序，甚至在党委已经倒台的情况下，由工人代表来当学校的负责人。

二是派军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军代表主持学校的工作。

三是在后来成立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中，让军队干部、工人代表、老干部代表担任主要领导人，青年学生代表虽然也结合进领导班子，但是位置排后，不担任主要领导工作。

再到后来，毛泽东看到，学校的秩序仍未稳定下来，而且全国的大学、中学都停课闹革命。加上全国各地都处于混乱之中，学生到了毕业期，却难以分配工作。这样长期下去，会毁掉年轻的一代，也会给社会秩序造成极大紊乱。而且，从“文化大革命”的前一阶段进程来看，青年学生在政治上确实很幼稚，需要接受教育。

怎么办？毛泽东想出的办法，就是让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工厂、部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战士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的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大学生们逐步分配出去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展起来了。学校也相对安静了下来。

此后，红卫兵组织大多自然消失，“红卫兵”的袖标，从青年学生的胳膊上摘了下来，红卫兵运动沉寂下去。它只作为历史，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当时，毛泽东的号召得到了广大红卫兵们的积极响应。他们大多数到农村去了，在那里与人民公社社员一起劳动。他们确实接受了再教育，尽管这种教育有点严酷。人们看到，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中，产生了一大批精英人物，他们正在各个领域里充当骨干。回过头去看，如果当年毛泽东不采取这个措施，仍然让青年学生在学校和社会上闹“革命”，可能真的会毁掉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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