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考古学家一样思考

作为人类学专业出身的考古学家，小查尔斯·E.奥泽（Orser）教授在《考古学思维：从残砖断瓦中推断历史的艺术》（英文原名为《Archaeological Thinking: How to Make Sense of the Past》）一书中，并没有探讨关于体质人类学以及流行的人类基因组测定等热门话题，也没有侧重于田野技术（类似于盗墓小说中的“洛阳铲”）、器物分类（如“鉴宝”）或年代测定方法（如流行的碳-14和DNA测定），而是聚焦于“如何思考”这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如英文副标题所说——如何感知并理解过去。他试图引导读者理解：考古学并非只是挖掘与整理，而是一种通过物质遗存理解人类行为与社会关系的思维方式。

《考古学思维》

作者: [美] 小查尔斯·E. 奥泽

译者: 马赛 / 佟姗

版本: 领学东方|金城出版社2025年8月

所以，这本貌似讲述考古知识和技能的著作，作者却以“思维”作为标题，开篇就提出了两个有意思的问题——埃及的金字塔是否为外星人所建？密西西比河东部乡村散落的土墩（圆形或平顶，有点类似于金字塔）是谁建造的？并以此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如果历史是谎言，那考古学就是垃圾。在作者心目中，帮助每个人了解历史的考古学，首先需要让每个人明白，考古是通过科学的方式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相——无论这个真相多么令人不可思议，违背我们的信仰和价值观，甚至颠覆了我们的常识和认知。

文学和影视作品可以虚构，《木乃伊》《X战警》等系列电影可以将各种想象和特效放在金字塔上，让人脑洞大开并引来惊声尖叫，但作为考古学家，现存的证据只能说明，金字塔来自于几千年前埃及人民的智慧和劳作。同样，当欧洲殖民者踏上北美大陆，看到巨大的圆形或者平顶土墩，都不认为这不可能是被他们所驱逐和屠杀的印第安人所建造（他们甚至相信这些土墩的建造者来自中国，甚至是外星人）。但根据对这些古墓一般的土墩的发掘——土墩的形制和结构清楚地表明，它们的建造者，美洲原住民，已经发展出先进的农业、复杂的装饰艺术，并有系统的习俗和宗教信仰——没有人有任何实物证据来证明他们的建造者是什么神秘种族或者外星人。之所以有这种荒谬的想法，来自于以下的推理方式：

如果从空中看大型古代遗迹的全貌最好，

那么它们一定是由一种能够飞行的文化所建造的。

最大的古迹从空中看最好，

因此，大型古代遗迹一定是由能够飞行的文化建造的。

可见，思维方式的错误是一切灾难之源。当然，还有来自于殖民者对印第安人“厌恶劳动”的错觉（在我看来，“厌恶劳动”可能是印第安人反抗殖民统治的一种方式，印第安人本身是勤劳且富有智慧的）。其后，哈佛建立了皮博迪考古学与人类学博物馆，开始聚焦于北美印第安文化与欧洲殖民者的历史互动关系，以及北美原住民的文化演变。接下来的任务则是，将博物馆中的石器、陶罐或青铜器与同时代的全球考古中的发现进行比较，与民族志和原住民口口相传的历史事件一一进行印证，从这些沉默的碎片中，重构出一个个鲜活的历史场景。

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是胡适先生对中国学术研究所提出的一种方法，而这一点，在考古学上同样适用。奥泽教授笔下的“考古学思维”，不是看到证据就下结论，而是提出假设——验证证据——修正逻辑——逼近真相，成为一种认知模型，将“考古学思维”上升为一种认识论的反思。当考古遗址因自然侵蚀（如洪水、地震）或人为破坏（如盗墓、战争）丢失关键信息时，考古学家应当避免“先入为主”和“过度解读”，而是“保持谦逊的不确定性”—— 承认某些历史细节可能永远无法还原，同时通过“最小化假设”（只基于已证实的证据）推导。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考古学家的工作，不是为了找到所谓标准答案，而是为了让过去的声音，更清晰地传入当下。”

所以，不同于公众对考古学的想象——“盗墓、寻宝、探险、夺宝”，奥泽教授认为，考古学的本质更像是一场严谨的刑事侦查。地下的遗迹和遗物如同犯罪现场的线索，它们本身不会开口说话，甚至充满了误导。考古学家的任务，就是运用一套严谨科学的逻辑推理，对这些残缺、混乱的证据进行收集、鉴别、推理与解释，最终构建出一个关于过去的最可信的“案发现场”，如同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充满逻辑挑战的“天黑请闭眼”的游戏。

“以物思考”（包括文化系统方法、行为学方法、商品研究方法、符号学研究方法和社会行动主义方法）是奥泽教授在本书中分别介绍的如何从遗物、证据进行推理的各种考古专业方法。人工制品——任何由人类行为制造或改变的物品——是考古学研究的本质对象。分别介绍如下：

文化系统方法认为：每个文化系统都包含三个子系统——技术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意识形态子系统。考古学的目标应是确定不同人工制品在每个子系统中扮演的角色。技术性人工制品的主要功能是帮助人们应对自然环境；社会技术性物品则是在社会子系统中发挥作用的东西，像国王的皇冠；而意识技术性物品则在意识形态领域起作用，是以象征形式出现的东西，如某个氏族的族徽。

行为考古学家通常更关注文化内部的行为。他们的目标是发现人类行为的规律，而这些规律会在考古遗存中得以显现。人工制品制造和使用的时代背景称为“系统情境”（systemic context，人工制品所处的社会文化系统），而人工制品被丢弃及最终被发现的空间背景称为“考古学情境”（archaeological context）。在系统情境（物品的制作与使用时）和考古学情境之间，人工制品的不同形式是由“转变”造成的。如下图所示：

符号学提供了一种将人工制品视为符号的创新方法。要理解符号，首先要明确三个关系：被指涉的对象、符号本身和解读符号的人，即解释者。罗伯特·普鲁塞尔就是用皮尔斯的观点来解读新墨西哥州科蒂提（Kotyiti）社区所使用的陶器，其中，一个是“盾牌”图案上有鹰的羽毛，似乎是一个真实战争盾牌的复现。考虑到当时普韦布洛人正在公开抵抗西班牙人的入侵，这一设计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投身于社会行动研究的考古学家认为，“考古学家可以在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广泛而关键的问题上发挥有益的作用”，通过揭示过去严酷的现实来对当下的社会不公提出异议，利用他们的研究为历史上被剥夺了权利和被忽视的人群发声。研究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玩具不是为了美化它们或震撼当代人的感官。相反，揭露它们是为了揭示它们可能造成的危害，并确保这些玩具永远不会再出现。研究此类玩具的另一个目的是想强调人工制品——在这种情况下是玩具和游戏——并非必然是中立的。他们可以用来宣扬和维系那些带有偏见的观点。

不难发现，考古学的魅力不在于挖到了什么，而在于如何从“是什么”推理出“为什么”。在考古发掘的现场，发现一个孤立的文物价值有限，但如果结合文物所处的“语境”——它的埋藏环境、与其他遗物的相对位置、所处的土壤层，就能说明很多信息。考古学家可以通过地层学、类型学等方法，为每一片陶、每一块骨建立精确的时空坐标。同时，通过人工制品类比和上述的各种研究方法，就能慢慢从“残砖断瓦”中恢复当时宏伟的文明图景，并以此影响当下我们的生活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与案发现场的物证收集和现场勘察一样，考古的发掘和文物的发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时间可能很短，也可能持续很久。在不断发现的新证据和证物出现后，理解和选择事实变得尤为重要（比如从历史叙事，类似于地方志、民族志甚至是原住民口口相传的故事中了解到的事实，是否可以采信），这意味着你最初的观点可能会不断被推翻-重建-再推翻-再重构，观点与事实之间的不像是一种证明，而更像是一个持续较量的过程。正如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所说：事实是“活”在今天的，因为它们存在于研究者的头脑中。

如奥威尔在《1984》中所写，“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过去”，考古学家所做的不仅是学术探究，更关乎记忆、身份与社会正义。考古工作的终点并非是堆砌数据，而是讲述一个关于过去的故事。困境在于，证据的残缺性决定了任何解释都具有不确定性和多变性。那么，我们如何在不同假设的竞争中进行评估和选择？当下的价值观和视角又如何影响着我们对过去的解读？所以，考古学虽然是运用“严谨与包容并存”的科学思维来还原过去，但“研究过去”却是为了“理解当下、预判未来”。如麦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所说，“我们总是透过后视镜（rear-view mirror）来看现在的一切，我们是倒着走向未来”。

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真假难辨的时代，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各种碎片化的“证据”和充满偏见的“叙事”。考古学思维所训练的这种——重视证据来源、审视推理过程、保持开放心态、勇于在新证据面前修正结论的能力，这正是我们应对复杂世界所需的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我们需要像考古学家一样，既不盲目轻信，也不轻易否定，而是用逻辑推理进行筛选、验证、整合，在一片混沌中寻找出秩序，并形成可靠的认知。这不仅是理解过去的钥匙，也是审视现在、憧憬未来的一面镜子。

作者/李杰

编辑/宫照华

校对/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