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红52团在贵州失踪，中央多次搜寻无果，67年后才知道真相

“2001年重阳这天，你们又要上困牛山？”——老人拄着竹杖，朝身旁的年轻人轻声问道。听到这句话，石阡县党史研究室的杨又铸心里“咯噔”一下：那座并无庙宇、也无坟茔的山，为何年年都有人冒雨焚香？从这句疑惑开始，一条被尘封近七十年的线索被重新拉开。

时间退回到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已进入胶着期，中央决定将红六军团向西突进，以分担中央红军压力。萧克、王震率领九千余人从湘赣根据地杀出缺口，而十八师五十二团则被任命为断后。八百人，枪榴弹不到两日的用量，却必须挡住至少四万湘、黔、桂军，这任务听上去像是死局，但龙云师长没有皱眉，他只说了三个字：“能完成。”

敌军飞机在头顶盘旋，迫击炮噼里啪啦落进甘溪镇。任弼时下令主力先行南撤。午夜时分，五十二团悄悄在镇北高坡构筑浅易火力点，以轻机枪拦腰切断追兵。密林深处，大部队踩着湿滑的落叶疾走，一面是枪火，一面是岔路，乱中还得防迷失。猎户刘光荣在此刻出现，他领着萧克抄小道绕开包围。萧克后来回忆：“若非那位汉子，我们很可能被撕成碎片。”

然而，留守的五十二团更危险。龙云判定：若按原路撤退，敌人尾随极易暴露红六军团位置；唯有北折吸引火力，才能为主力彻底断尾。于是，八百人调转枪口，直接朝石阡最险峻的困牛山一带冲去。这个选择带着悲壮味道——山体俨如石盆，一旦进入，出口只有一处窄缝。当地谣言早被国民党放大：红军“抢粮杀人”，百姓人心惶惶，在敌情宣传下，一名老乡受令指错了路，把队伍领上了困牛山。龙云意识到被骗时，口子已经被桂军堵死。

接下来的三昼夜，双方对峙。桂军搬来山炮，先轰再劝降，一边又拉来没枪没刀的百姓作盾牌。枪声夹杂着哭喊，场面极其诡异。副团长田海清嘟囔一句：“他们来硬的不成，就想拿老百姓逼我们。”龙云回道：“无论如何，不能让百姓流血在我们枪口下。”

凌晨四点，细雨打湿枪栓，田海清提出将人手分三股突围。龙云犹豫良久，还是点了头。第一股一百多人佯攻南口，制造“全员出击”假象；龙云率二百余人翻悬崖侧壁，摸向黑滩河；余下战士封锁正面，吸引炮火。计策刚一展开，敌军果然被佯攻牵走，可他们很快发觉不对，炮口又重新调转，向山腰压来。人喊马嘶，烟尘滚滚。

黑滩河水急，齐胸深。龙云在水中拽着通信员，硬是把二百多人送到对岸，然而弹药损失大半。更惨烈的是山顶。桂军驱赶百姓筑人墙，红军被迫退至绝壁，身后是两百多米深谷。敌军军官高声诱降：“说出主力去向，活命再给银元！”话音未落，一位二十岁出头的连长用枪托敲碎步枪机头，回身对战友喊：“同志们，危险挡住了就行，咱们绝不拿百姓开火！”随后，他第一个纵身坠下。碎石滚落，声声入耳，百姓愣在那里，才知自己站错了位置。

接下来十几分钟，坑道口只剩风声与断裂的木柄，百余名红军战士同样砸毁武器，毅然跃入深渊。逼迫他们的桂军一度惊呆，直到参谋吼叫才反应过来。那晚，困牛山山谷里回荡的不是枪炮，而是人体与巨石碰撞的闷响。

龙云突围小队没走远，在老君山脚被另一股敌人合围。子弹耗尽，电台损毁。身份被叛徒揭穿后，龙云遭刑讯致死，二百余人转为战俘，绝大多数在押解途中病亡。至此，五十二团从战表上彻底消失，中央只能得到“部队被打散，部分生死不明”的笼统汇报。

抗战全面爆发，前线急需兵源，寻找工作被迫搁置。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文件再次提到“红五十二团下落”，档案部门三次派人入黔，却屡无成果。到底这批人是覆灭还是隐蔽？没有证据，谁也无法给出定论。

直到2001年重阳。杨又铸在困牛山脚蹲点，看到数百村民抬猪头、背米酒，按老规矩在绝壁下摆匕首、燃黄纸。老人们告诉他：“咱们祖辈欠那帮红军的命，一年不来，心里不安。”经过交叉采访，杨又铸收集到七份口述，一致指向1934年那场跳崖。再比对军团日记缺口及敌军电报，他确信：这就是失踪的红五十二团最后战斗地。

消息报到省里，随后到了北京。有关部门派来考证小组，实地测绘悬崖高度，在河谷取样，确认了当年弹片与枪机残骸。多份民间供词、桂军旧档与地形分析拼接出完整图景：八百人的五十二团，用自断后路的方式，换来红六军团主力绝地脱险。尸体或被大水卷走，或深埋石缝，故而几十年都没人找到遗骨。

地方政府随即在山脚设置纪念碑，碑文很短，只刻二十八个字：“红军五十二团诸烈士，血湍黑滩，骨化青山，民心已醒，大义长存。”开碑那天，雨停云开，山谷里响起几声老迈的军号，有人低声嘀咕：“他们终于回到队列里了。”

史料与民间记忆完成对接，真相终于浮现。五十二团的结局不再是“失踪”，而是写成了“全团壮烈牺牲”。档案袋里那张空白纸，也被工整添上最后一句：“牺牲地：贵州石阡困牛山；确认时间：2001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