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 健：日本安城有个记录研修生的近藤牧雄桑

中文导报 东瀛岁月

作者：中山 健

抵达安城的近藤家，已经是下午两点半，因为他远近闻名，其家也很容易找，虽说是农村的小街小巷，小车一次左转加一次右转就到了近藤家。此次拜访是2023年春节前来安城参加“安城日中友协”一年一度的联谊会活动时确定的。当时，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杨娴也在百忙之中拨冗莅临。大家在包饺子的过程中，回忆起当年来自中国的农业“研修生”的往事感慨万千，当年，妻子父亲是江苏省对外友协的负责人，承担了向安城委派“研修生”的联络工作，彼此在多年的交往中结下深厚友谊。近藤一家则是最早接收来自江苏省农业“研修生”的日本家庭之一。说到这段往事时，近藤说他那里有很多当年关于“研修生”的资料，可以提供给我们使用。

走进他家时，近藤已经打开电取暖器，摆好了茶具。客厅是典型的日式陈设，一席榻榻米，几个“扎布咚”，简单朴实。正对客厅的是佛龛，佛龛左右挂着家族先人的照片。近藤夫人早几年也已过世，她的照片也挂在其中，此时的近藤已属“鳏寡孤独”的老人。客厅的墙上均挂满了各种“受赏证书”与照片，我认真地看了一遍，并用手机将其一一拍了下来，当我看见他与时任驻日大使王毅的合影照片时，有点惊讶，于是他专门从墙上取下照片让我拍了几张，同时又提供了其他一些照片。交流期间，近藤不无得意的告诉我，当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也曾来过他家，是代表中国政府专程前往的。各类“奖状”向我叙述了近藤当年的无限风光，也展示了这位普通日本农民对中国“研修生”朴素无华的感情。妻子与他聊了很长时间，我在旁边默默地倾听着。一壶茶喝完时，近藤起身说道：“去外面看看吧”！一看时间，我俩已经坐了一个多小时了。

早春的安城农村依然透着寒意，近藤带我俩参观了他家院子以及他的得意之作：一栋三层楼高的建筑已经出租出去，一大片准备种植水稻的农田，一块种着自己食用的蔬菜的“自留地”，里面还圈养了十多只下蛋鸡，屋前，偌大的院子里摆放着诸多农业机械，据报道，日本能够在逼仄的土地上实现粮食自给自足，靠的就是这些非常适合年纪大的老年人使用的农业机械。如今，近藤一个人生活，虽儿子女儿家就在旁边，一日三餐不需要自己动手，但是他依然坚持独自生活，“不给他人添麻烦”是日本人的基本信条，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如此。

当年，江苏省是向外派农业研修生最早的省份，第一批去的时间为1980年4月10日-1980年10月10日。人员均为30-40岁左右的中青年科技人员。有的来自省市农业局、有的来自市县农科所。大家去的时间虽然仅仅6个月，因为勤于学习，知书达理，给当地农民留下良好印象。淮阴市农业局的陈世来是第一个到近藤家的中国研修生，给近藤全留下深刻印象。为此，也谱写了近藤一家27年与中国农业研修生的友好交流与合作的佳话。

近藤牧雄虽然是一个农民，却颇有超前意识，他将到他家里所有研修生的特性与优缺点全部记录下来，为今天回忆那段历史提供了翔实细致的史料，看着眼前的一大叠资料，让人对日本的“工匠精神”有了直接感受。

近藤在日记中写道：“陈桑是第一个到他家留学的外国人；是第一个穿皮鞋上榻榻米的外国人；是会做中国料理、会边吃西瓜边写书法的中国人；陈桑的金句：好，好，好；经常会说：疲劳多多……”。总之，近藤将陈世来的许多生活花絮都给记录下来，两人结下了深厚情谊。1984年近藤牧雄生了一个女儿，其名字是请陈世来为她起的，叫“永美”，因为陈世来孩子名字中有一个字也是“永”。正是因为陈世来一行半年研修生活反应良好，江苏省中日友协与爱知县日中友协商议：希望再次派出研修生赴日学习。一场史无前例的中日民间友好交往拉开。

时间来到1982年5月，近藤牧雄在送走陈世来一行之后，又被安排接收第二批中国研修生，近藤家这次迎来了两位研修生：

赵亚夫：江苏镇江地区农科院（42岁）

朱龙顺：江苏镇江地区农业局（35岁）

说到赵亚夫，近藤在日记中称之为“自己的老师”，因为当年赵亚夫已经是农科院专家了，理论功底扎实，许多方面绝不输于近藤牧雄，只是实践经验方面稍逊近藤。赵亚夫来到近藤家时，就制定了为期一年的研修计划，他原来是小麦方面的专家，来日本后却“标新立异”，改行研究起草莓种植，赵亚夫当年曾经预定了100个研修指标，到一年期满时，近藤问他：您的100项目标完成了吗？赵高兴的答到：托您的福，“已经完成了120项！但是，我要努力学习到生命最后一刻，从这个意义说，还没有完成！”听了赵亚夫的话，近藤很震撼。他在日记中记到：”赵桑与其说是研修生，其实更像他的老师”。当年赵学成回国时，近藤夫人专门用“便当盒”给赵亚夫装了20颗草莓苗，三年后，赵亚夫把20株变成了500株，再后来变成了2万亩。1989年，48岁的赵亚夫再次来到近藤牧雄家学习果树剪定（葡萄培育），赵亚夫回国后将170多项日本技术消化创新，并出版了《草莓种植栽培技术》一书，如今的赵亚夫已经成为中国大地上闻名遐迩的“草莓大王”，他当年扶贫帮助过的句容市戴庄村从2003年的人均2800元，到2020年已经达到人均34000元。他帮助农民不收费、不入股，不当技术顾问，就是凭着一颗对农民兄弟的真心。“要致富，找亚夫！”在60万句容人民中广为流传。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人物故事栏目对赵亚夫的事迹进行了专门报道：《把贫困村变成“花果山”》，如今的赵亚夫已是全国先进工作者，2015年被中宣部评为“时代楷模”。并光荣当选中共14大、20大党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近藤在日记中对赵亚夫也是尊敬有加，他自豪的记到：“经常听见在日本完成研修的中国人，在社会地位上变得伟大，能够在全国进行草莓技术演讲，在《人民日报》上被介绍，出演电视，被称为“草莓博士。这么有名的人能从我家（近藤农场）中诞生出来，自己也有了成名的感觉”。

赵亚夫除了个人奋斗之外，其出色的草莓种植栽培技术离不开近藤及安城甚至爱知县有关专家的悉心指导。近藤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录，既草莓病虫害防治技术当时近藤无法通过理论知识告诉赵亚夫，于是他就寻找爱知县、市两级农科院所的专家帮助解决。他完成一个农民之外的工作，为此，他也十分骄傲。

接待中国研修生的事，近藤一干就是27年，期间有兴奋、有欢乐、有自豪、也有困惑与苦恼。因为接待研修生带有某种“志愿者”的含义，研修生吃住及薪水都是由接待农户负责，但是要帮助所在住户劳作。研修生的每次到来，近藤必须事先召集全家开家庭会议，讨论是否接纳这些人，然后才能表态决定。研修生委派也伴随国内经济强盛出现了不一样的情况，最初是专门前往日本来学习农业专业知识的，后来则有点“镀金”的意味了。委派的部分行政工作人员，他们在国内的作息规律与安城农村大相径庭，这里根本没有休息日，真正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当有的研修生提出每周应该安排休息时，近藤他们陷入困惑，他曾在日记中写到：“我们农民，与公务员和公司职员不一样，只有农忙和农闲，还有天气因素，不可能有定期休息日。我们家族的女人们如果休息，那么谁来做饭，她们常常担心如果自己生病，谁来为研修生做饭。”其实，接触过近藤牧雄的人都知道他的脾气暴躁，常常因为你的工作不到位发脾气，可是这次他没有那样做，而是与各个接待研修生的家庭一起召开会议，共同商议如何处理此事，经过讨论，各家决定给研修生提供每周一天的休息日。之后有一阵子近藤情绪低落，因为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祖祖辈辈都没有遇到过。特别是听到其他一些对农户的议论，心里更是愤愤不平的。当然，他与农户们并没有爆发出来，近藤在日记中写到“中国有12亿人，各人个性不一样，有些人一见钟情，有些人你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相处，随遇而安吧！”于是乎，他开始寻找意见之人与自己的相同点，当然，这是近藤牧雄本人质朴素质使然，也是日中文化差异化结果。经过一段时间观察，近藤终于找到了相同点，他在日记中写到：“我发现某桑头上的螺旋方向与我相同，是逆时针的”。这是一个答案，也是一种放下，暗示了两个人在性格上有共同之处，一切皆大欢喜，一切又归于平静。

说起近藤牧雄，可以说是当地的“能人”，他家从祖父辈开始从事多种经营，发展到他接手时，家里已经有水稻田7公顷，麦田11公顷，大豆田4公顷，另外，还租了18公顷土地用于搞“副业。他种植了14亩草莓，并养了1200只生蛋鸡。他家里最兴旺时，有拖拉机5台，联合收割机2台，插秧机2台。每年近藤农场能生产：小麦60吨，水稻35吨，草莓3.8吨，鸡蛋15吨，纯收入达数百万日元，当然，这是通过他写的材料上所见数字，真正的收入不得而知。在日本一般是不会去打听各家收入的，即是询问也会笑而不答。

平常他与家人一起干活，农忙时雇2个人来帮忙。近藤农场雇员不多，但是完全按照公司方式管理，每天有严格的工作量，薪酬按小时计算，每天工作除去午餐还有2次休息，休息时安排点心、水果和饮料，按照他的话说，必须按照价值规律办事，贡献与收入挂钩。

近藤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目前30出头仍独身，儿子没有见到，倒是看见了遛狗的媳妇，人高马大，想必也是能干的主妇。前几年，老伴去世，对近藤的打击很大，但是他是一个有个性的男人，坚持自己独自生活，既不麻烦儿子，也不麻烦女儿，好在儿女都在附近，他的饮食起居没有什么大碍。还有“隔代亲”在近藤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与其交谈过程中，他多次提及孙子、孙女，一种天伦之乐溢于言表。

或许这种坚强的基因源于家传，据了解，近藤的祖父就是一个十分坚强之人，祖父在战乱中失去一条胳膊，但是，他并没有被残疾所困，而是靠一只手撑起了两只手的命运，祖父能驾车，能干田里的农活，他曾在农林学校的畜产专业学习过，故对于养殖非常在行，早年养鸡、种果蔬，60年代开始，发现大面积种水稻经济效益更好，于是转行，到了近藤这一代，近藤家已经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化农场。数十年打拼，近藤牧雄也在当地“名声鹊起”，成为安城当地一个名人。

近藤出名了，但并没有忘乎所以，他除了协助做日中友协工作外，还是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他是一位工作效率很高的种植高手，据他提供的资料显示，农忙时，能够用机器一个小时插34公斤水稻秧苗；播种44公斤麦子，一天工作时间均在14小时以上。同时，他还利用一技之长，帮助当地农协防治水稻病虫害，时至今日，他已经不在是一个普通农民，而应该是一个“农业经营者”，为此，他也曾被刊登上日本《农业经营者》杂志封面。

近藤是质朴的，也是友善的，在他的日记和相册中，我们看见了所有在他家里做过研修生的个人信息，这是一段感情友谊交相辉映的记录。近藤前前后后共接待了16位中国研修生，期间，他对每一个研修生都做了描述与记录，感情最深的是陈世来，或许两人年纪相仿，非常投缘，他称陈世来为“家人”。还有赵亚夫，他认为赵亚夫是中国人的骄傲，也是“近藤农场”的骄傲，近藤被其刻苦钻研精神所感动，尊称他为自己的老师。还有长期以来为委派研修生，付出辛勤汗水的江苏省友协副秘书长张鹤贤，两人也交往多年，因为其女儿在名古屋工作生活，每年安城日中友协开展活动，都会邀请她参加，这个“亲戚”，一走就是20多年，直到现在仍在继续。或许这就是“中日友好在民间”的一个缩影吧！

在近藤的日记中还有几位研修生，也是他在其中特别着墨的，一位是朱龙顺，来自镇江，烧的一手中国好菜，近藤夫人跟着学习后，中国料理制作水平与日俱进，竟然到了“一日一品”的境界，他们两个还在安城“二十日会”上做了一次精彩表演。这个“二十日会”有点像中国人说的“饕餮会”，与会者有安城市长、议会议长、警察署长、农协会长以及安城市各界名流共计60人。朱龙顺与近藤夫人和母亲准备了一周，圆满完成任务，得到与会者的高度赞扬。为此，近藤也颇为得意，感觉脸上有光。

还有一位叫陈复斌的研修生，多才多艺，写一手好书法，“近藤农场”挂的牌子就出自他之手。陈复斌还会拉二胡，就是因为会拉二胡，小陈一时间成为当地名人，几乎一有活动就请他去表演，人气旺到不仅上了当地报纸，还在当地电视台连续播放。近藤在日记中写道：“中国音乐让孩子们感动，他们会因此喜欢中国，他们中间很多人会去学习中文，帮助别人翻译，或许会出外交家，为日中友谊工作”。就是这样的交流交融，近藤牧雄与研修生们结下深厚友谊，赵亚夫句容市的实验基地有一亩以近藤名字命名的“近藤草莓园”；陈世来曾经写过一块“亲如一家”的牌匾，陈复斌也写过“情深意长”的牌匾。由于此类事情越来越多，最后大家认为：如果人人都写，近藤家要建公园了，于是挂“近藤农场”一块牌匾，并将曾经在近藤家学习的研修生名字刻在牌匾后面。他本人也将研修生们写的书法作品全部装裱珍藏。

时间荏苒，当我们再次见到近藤时，已经80高龄了。老人有点步履蹒跚，但是头脑思维敏捷，精神矍铄，没有平常高龄人的那种老态龙钟状。近藤这一辈子就生活在安城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如今的安城，大片土地已成为丰田汽车公司的“卫星工厂”。近藤却依然恪守祖训，坚守着“近藤农场”，这里有他对土地的深深眷念，有对逝去亲人的殷殷思念，也有对当年入住他家的中国研修生的美好回忆。27年来，他为日中友好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也收到了社会各界与当地乡亲们的尊敬。他获得了数不清的“大赏”，也曾多次应邀访问中国及研修生的家乡。1982年4月12日，时任中国副总理的姚依林先生访日，并专程到“近藤农场”拜访，1984年，他又参加了日本3000人友好访问团赴北京。参加了国庆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并在人民大会堂受到热情款待。当年时任中国驻日本大使王毅也专门接见他。首相石坡茂先生任议员时也与他有过交集。多年来，他与多位研修生保持联系，也帮助他们在事业及家人在日留学生活等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

在近藤的日记里，他那种对研修生的感情随处可见，同时，我们也能看见他对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成绩的由衷之言，资料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录，就是20多年中，中国研修生们学成回国时，所购大件物品清单，从第一批研修生回国时人人都买电视机、收录机到后来变成买空调、手表、录像机、照相机等，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阅读日记与资料的过程也是回顾历史的过程。当前，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和事件困扰中日两国的正常关系，但是我们坚信：随着时代变化，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会更加牢固，中日友好的基础在民间。这点不容置疑，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当年日军侵华犯下的暴行，也不会忘记像近藤牧雄这些普普通通农民为中日友谊付出的辛勤汗水。

近藤在日记中叙述了自己为什么接受中国研修生的心理历程：“中国面积广阔，但是人口众多，经济发展会占用很多优质土地，将来会引发粮食危机和难民危机，日本不帮助，其他国家也可以帮助，当年南京长江大桥不是在苏联人走了之后，中国人靠自己的双手建成了吗”。近藤在日记中多次表达了赵亚夫、陈世来等研修生中的佼佼者的敬佩之心，或许他就是从这些研修生身上看见了中国的未来。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是中日两国人民自古以来相互友好的真实写照，感谢近藤牧雄先生为中国研修生们付出的辛勤劳动与汗水！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