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一开始并不像大问题,看起来只是某个片区不能寄快递。
但把这个个案放到整个快递网络里看,就能看到很多根深蒂固的问题。
停发发生在济南的一个站点,名字叫济南浆水泉分部。
这个站点并不是空空如也,仓库里有几家快递共用、也有人在装车,但系统把这个区域标成“停发”,电商下单时显示无法获取单号,客服确认停发且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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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状况恰好打在了促销高峰期,影响到了消费者和商家的发货与收货。
很多人只看到停发这个直接结果,却没看到导致它的因素。
快递行业的运作靠的是基层一线的站点和送货人员。
大多数站点并非由公司直接运营,而是由加盟商承担。
总部负责平台、规则、品牌,实际揽件和派件靠加盟站点来完成。
加盟模式把网络铺得很快,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总部的统一管理难以细致落实到每一个站点,站点的经营状况受本地人力和经济条件影响大。
用工难是目前一线运营最现实的矛盾。
快递员的工作时间长、任务重、要面对很多投诉,五险一金等保障常常不完善,岗位吸引力不高。
当站点难以招到合适人手时,日常派送的能力就会下降,最终可能走到停发这一步。
这个问题在济南的停发案例里有所体现。
驿站老板反映站点经营并非完全因为公司服务差,而是招不到快递员,维持不了正常运转。
另一层面是经济利益分配不均。
一个包裹到配送端的利润往往不到一元,而且快递柜或驿站会收取每件三毛五到四毛不等的费用,逾期还会翻倍到七毛。
把这些成本剔除后,快递员和站点最后能拿到的钱非常有限。
一个粗略的计算是,即便一天工作十二小时、送五百个包裹,收入也只有两百五十元左右,这对于高强度的劳动而言并不匹配。
更糟的是投诉一旦发生,站点或快递员还要承担扣款,个别月份因投诉被扣近两千元,使得基层承压很大。
投诉和惩罚机制的使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代管工具。
所谓“以罚代管”,就是通过罚款来替代规范化管理与支持措施。
这种方式短期内看似能约束服务质量,但长期会损害站点稳定性和从业人员的积极性。
基层被动承受惩罚,缺少有效的培训、激励和安全保障,问题只会越积越多。
安全是另一个不得忽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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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等企业在公开报告中披露的因工死亡人数不少,近几年累计数目让人警觉。
这说明在追求快送时,职业安全保护和风险防控没有跟上。
快递员在路上面临事故风险、搬运风险和健康风险,若保障不到位,事故发生概率就会提升。
消费者端的期望也在变化,这给快递行业带来了新的挑战。
现在很多人希望快递能直接送到家门口,而不是放在快递柜或驿站。
这种需求的提升意味着单件派送成本上升,快递员的时间成本也增加。
如果总部的规则与消费者期望不一致,就会出现更多投诉与纠纷,而这些最终的成本往往落在了末端人员头上。
对企业和监管来说,问题的解决路径并不复杂,但也不容易。
监管层面对中通的约谈,聚焦的正是运营规则透明、服务质量提升和快递员权益保障。
这些要求是必要的,但要把监管要求落实到每一个站点,需要企业在合同设计、激励机制、安全投入和信息透明度上做出调整。
加盟商体系里应有明确的风险与收益分担机制,减少惩罚性措施的滥用;同时,要建立快速响应的支持机制,当某个站点出现人手短缺或经营困境时,可以第一时间得到总部或地方主管部门的援助,避免服务中断。
在这种大格局下,一个站点的停发并不是个别公司的孤立事件,而是行业扩张与底层保障未能同步发展的表现。
解决的关键在于把注意力从单一的成本压缩转向对基层治理、劳动保障与服务标准的同步改善。
只要这些方面没有真正的、系统性的进步,类似的断供与服务中断还会继续出现,影响消费者、商家与整个城市物流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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