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香港机场的报摊上,《大公报》头版赫然写着“吴石将军送出金门布防图,救十万解放军”。一个中年女人站在那儿,手抖得拿不住报纸,蹲在地上哭了很久。她叫吴学成,怀里抱着一个骨灰盒,里面是她父亲吴石将军的遗骸——这一抱,就是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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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那天在马场町刑场,她才十六岁。枪声一响,人群像炸了锅似的往后退,她却死死攥着弟弟吴健成的手,指甲掐进了掌心也不松。父亲倒下的那一刻,她没哭。弟弟穿着单衣直打哆嗦,扯着她衣角喊“我要爸爸”,她摸了摸弟弟的头,说:“姐带你找爸爸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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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家早就没了。吴公馆的大门关得紧紧的,她们连件厚衣服都没带出来,成了黑户。台北的冬天冷得要命,姐妹俩——不,是姐弟俩——晚上只能缩在街角屋檐下。她把捡来的烂菜叶煮了喂弟弟,半个冷馒头她掰一半给弟弟,自己啃硬邦邦的边。有次她在街头缝补衣服,手冻得发紫,针脚歪了被骂,她不敢回嘴,因为一停下,弟弟就没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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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要回父亲的骨灰,她跑去军法局。一张皱巴巴的纸,一句话写得歪歪扭扭:“我是吴石的女儿吴学成,家里就剩我和弟弟。只求把爸爸的骨灰给我们。”那信被汗水浸湿了,门卫一开始不收,她哭着求“大哥哥行行好”,最后那人还是接了。几天后传来消息:骨灰暂存善导寺。她以为不久就能接爸爸“回家”,哪知道一等就是4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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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人悄悄帮忙,陈诚将军托人给弟弟改名陈明德,安排上学,每月还送点钱来。稀饭终于能热着喝,不用啃冷馒头了。她以为日子快好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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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命运没打算放过他们。19岁那年,学校突然说陈明德没有正式户口,不让上了。弟弟抱着她腿哭:“姐,我想读书,以后挣钱养你。”那一夜她没睡,第二天天刚亮就去找媒人,说只要能让弟弟落户上学,什么条件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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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的那个人,是个比她大十五岁的退伍老兵,住漏风的破屋,退休金 barely 够活。领证那天走出民政局,他从兜里掏出个热腾腾的肉包子递给她:“吃吧,刚买的。”她咬一口,眼泪啪嗒掉下来。那是父亲走后,她第一次吃到热乎的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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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口肉有多甜,她心里清楚。但她从来没后悔过。
直到1991年,她带着骨灰穿越两岸阻隔,从台北到香港再到郑州。在机场看到报纸那一刻,她才明白,父亲不是叛徒,是救了十万人的英雄。那些年受的白眼,过的苦日子,忽然都有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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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她后悔吗?她摇头:“没给爸爸丢脸,也没让弟弟受委屈,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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