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AI泡沫：马斯克万亿薪酬、普通人失业，这只是开始

2024年的魔幻现实，莫过于此：

一边是英伟达市值突破天际，AI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全球，资本的狂欢近乎非理性；另一边则是大规模的裁员浪潮从科技巨头蔓延至各行各业，同时，埃隆·马斯克那张价值万亿（560亿美元）的薪酬方案在争议中被股东重新批准。

舆论场上充满了焦虑与困惑：普通人的工作岗位正被AI迅速侵蚀，而金字塔尖的“AI教父”们却在攫取常人无法想象的财富。

我的朋友圈有朋友给我留言，这公平吗？这可持续吗？这是不是又一场即将破灭的郁金香狂热？

这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命题。

当我们讨论“AI泡沫”时，我们惯性地将其视为一个负面词汇，一个需要警惕和戳破的幻影。但今天，我想提出一个可能违背直觉的观点：AI领域的泡沫，尤其是当下的这场泡沫，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我们推进产业革命所必须付出的“门票”。

我们不仅不应过分恐惧这场泡沫，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应该呼唤这样一场“好的泡沫”。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无视其带来的巨大冲击。马斯克的万亿薪酬与普通人的失业焦虑，并非两个独立事件，而是同一场AI革命引发的“超级杠杆”效应一体两面的必然结果。这只是一个开始。

看清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未来的关键不在于如何“刺破”泡沫，而在于如何构建一种“对冲机制”，以缓解泡沫破裂和重组过程中对社会造成的撕裂。

而这个责任，最终必须落到那些在泡沫中受益最多的“马斯克们”肩上。

这也是我理解的，硅谷流行的有效加速主义（e/acc）最底层的内核。

为什么说，我们需一场“好的泡沫”？

将当下的AI热潮与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相提并论，已成为一种陈词滥调。

是的，它们在资本的狂热、估值的离谱、以及对“革命性”的迷信上如出一辙。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2000年的那场世纪大崩盘，真的是一场纯粹的灾难吗？

如果我们把视线拉长二十年，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正是那场被斥为“非理性”的狂热，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设施。

在那场泡沫中，资本以一种近乎“愚蠢”的方式，向全球疯狂铺设了数万公里的光纤网络，建立了海量的数据中心。

在当时，这些投资的利用率不足10%，是巨大的资源错配和浪费，无数公司因此破产。

然而，当乔布斯在2007年拿出iPhone时，他所依赖的，正是这些在“泡沫”中诞生的、廉价而过剩的基础设施。没有那场泡沫的“遗产”，就没有Web 2.0的繁荣，更没有后来的4G、5G和云计算。

这就是贝索斯所定义的“工业泡沫”（Industrial Bubble）。它不同于荷兰的郁金香或南海泡沫那种纯粹的金融投机，“工业泡沫”的标的物，是一种真正具有革命性潜力的新技术。

这种泡沫的本质，是资本市场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强行压缩了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它用一种“大水漫灌”甚至“不计成本”的姿态，去完成了正常市场环境下需要数十年才能完成的原始积累。

泡沫破裂时，固然一地鸡毛，但那些“有益的遗产”——那些光纤、那些数据中心、那些倒闭公司培养的工程师、那些幸存下来的亚马逊和谷歌——共同构筑了下一个时代的繁荣底座。

我们今天所见的AI革命，同样也正是这样一场“工业泡沫”的重演，甚至规模更为宏大。英伟达5万亿的市值，马斯克万亿的薪酬，本质上都是市场在为全球的“算力军备竞赛”定价。

天量的资本涌入大模型研发、芯片制造和数据中心建设，这其中必然充斥着重复建设和巨大浪费。

未来三年，今天90%的AI创业公司可能会消失。

但这重要吗？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场“军备竞赛”式的投入，无论最终谁是赢家，都将在客观上为全人类留下海量的算力、先进的模型底座和完善的数据设施。这些，就是下一轮创新的“水和电”。

我在本周的经济观察报专栏里也写道，AI作为一种深刻的生产力范式革命，其潜能释放所需要的周期和变革广度，不能用传统科技股的估值模型来衡量。

我们正处在一个需要“不理性”投入的关口。我们需要泡沫的狂热，去撬动那些原本固化的资源；我们需要泡沫的估值，去吸引最聪明的大脑投身其中；我们更需要泡沫的“浪费”，去强行铺就通往智能时代的“高速公路”。

退一万步说，即便是泡沫，那也是在为新大陆的崛起提供必要的“估值养分”。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对泡沫的过度恐惧，其代价可能比泡沫本身更为高昂——因为那意味着错失下一个时代的入场券。

AI杠杆、马斯克与“被献祭”的普通人

但承认泡沫的“建设性”，是我们分析的起点。但这远远不够。因为这场泡沫的代价，正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精准而残酷地“外溢”到整个社会。这就是马斯克万亿薪酬与普通人失业焦虑同时发生的深层逻辑。

一个普遍的担忧是，AI将首先替代重复性劳动，进而替代分析性、甚至部分创造性工作，导致人力资本的普遍性贬值。这种担忧正在成为现实。但这种线性的外推，忽视了价值创造链条中一个关键的、不可替代的环节，那便是企业家的功能。

AI，尤其是通用人工智能（AGI）的愿景，本质上是一种极其强大的“杠杆工具”。工具越是强大，使用工具的人的“杠杆效应”就越是惊人。

对于一个普通的白领、分析师、程序员甚至艺术家而言，AI的出现，使得他们的类似信息处理、数据分析、图像生成之类的传统“技能”变得廉价且可无限复制。

普通人的个体价值正在被AI稀释。他们手中的杠杆，正在被AI收走。

但对于埃隆·马斯克这样的顶级企业家而言，情况则完全相反。

AI可以基于海量数据进行优化和预测，但它无法“梦想”出一个尚不存在的市场，更无法“笃信”一个违背当下所有常规的愿景。

我在本周给新京报的专栏也写道，无论是“让人类成为多行星物种”还是“加速世界向可持续能源的转变”，这种近乎偏执的、宏大叙事级别的目标设定，是企业家精神的源头，也是AI无法编码的“第一性”。

马斯克的价值，不在于他比AI更会计算或编程，而在于他定义了问题、设定了目标，并最终撬动AI这个超级杠杆，去重构整个产业链条，以创造全新的价值。

马斯克的万亿薪酬方案，之所以具有标志性，并非在于那个天文数字本身，而在于它所代表的一种近乎极致的“风险-回报”绑定。

这份在2018年看来几近天方夜谭的对赌协议，揭示了AI时代企业家价值的核心：定义并实现“非共识”的未来，并在“奈特式不确定性”（即那些无法被预知和量化的未知）中承担最终风险。

AI极大地放大了这种稀缺能力的价值。在AI时代，当技术迭代和市场竞争的风险空前加剧时，这种敢于承担终极风险的品质，决定了企业乃至产业的生死存亡。

因此，我们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AI时代，不仅不会削弱企业家的价值，反而会极大地拉高其价值的天花板。

AI将使得“平庸”与“卓越”之间的差距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拉大。

那些仅仅执行任务、优化流程的“管理者”和“执行者”的价值会被AI稀释，而那些定义愿景、重构系统、承担风险的“创造者”——那些真正的企业家，将成为整个经济体中最为稀缺、也最为宝贵的资源。

马斯克的万亿薪酬和普通人的失业，不是两个问题，而是同一个问题。

这是AI这根“超级杠杆”撬动地球时，必然产生的“支点”和“远端”的巨大势能差。这种两极分化，不是泡沫的偶然产物，而是AI革命的核心特征。

而我们，才刚刚站在这场大分化的起点。

泡沫的对冲：马斯克们的终极责任

如果说，第一阶段我们认识到“好的泡沫”是必要的；第二阶段我们看清了泡沫下的“AI杠杆”必然导致剧烈的社会分化。

那么，第三阶段的推论顺理成章：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机制，来“对冲”这场分化所带来的毁灭性冲击。

这个责任，必须落在那些“马斯克们”的身上。

传统的社会安全网，无论是失业救济还是再就业培训，在AI革命的指数级速度面前，都显得捉襟见肘、收效甚微。

当一个行业被AI“连根拔起”时，传统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补方式已经失效。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系统级的“对冲机制”。而这种机制的构建，其责任必须与收益相匹配。

那些在这场AI杠杆游戏中获得了最大收益的人——中美的马斯克们、黄仁勋们、奥特曼们——他们不仅是这场技术革命的推动者，也是这场社会财富“超级重组”的最大受益者。

因此，他们不能再像过去的工业巨头那样，仅仅扮演一个“成功者”和“慈善家”的角色。

“慈善”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背负着一种新的、更终极的责任：作为新世界的“系统架构师”，他们必须亲手设计和资助那些能让旧世界平稳过渡到新世界的“减震器”。

这种“对冲机制”可能是什么？

它可能是“全民基本收入”（UBI）——这个概念正被越来越多的硅谷领袖所讨论，因为他们最清楚AI的替代性有多强。

它也可能是一种全新的教育体系，不再灌输可被AI复制的“技能”，而是专注于培养AI无法企及的同理心、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它还可能是一种由AI利润资助的、全新的社会价值创造体系，用以支持那些无法被市场估值，但对人类文明至关重要的领域，如艺术、哲学、基础关怀等。

这绝非一种道德绑架，而是基于最理性的“系统安全”考量。

如果任由这场“AI杠杆”下的两极分化无限拉大，如果“马斯克们”只顾着冲向星辰大海，而无视脚下那片日益扩大的、被“献祭”的普通人的土地，那么，这场由泡沫催生和加速的革命，其积累的社会张力，最终将撕裂整个社会结构。当系统崩溃时，没有人能独善其身。

马斯克的万亿薪酬争议，其真正的价值在于，它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向我们提出了这个时代最尖锐的问题：

在一个生产力即将被AI极大解放的前夜，我们到底该如何分配这注定的繁荣，又该如何安放那同样注定的“无用之人”？

重估AI泡沫，意味着我们既要拥抱它作为“工业加速器”的非凡价值，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它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我们的价值分配天平。

未来已来，而泡沫只是开始。这场狂欢与阵痛并存的“大分化”时代，真正考验的，是那些站在杠杆支点上的“马斯克们”的智慧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