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咨询师是否违反伦理，与其流派无关

作者：Arlene (Lu) Steinberg, Judith L. Alpert, Christine A. Courtois

译者：许标

问：在本卷中，我们探讨了不同群体。当患者或侵犯者是社会边缘人员时，是否存在更脆弱的情形？

答：有一些关于性边界侵犯的特定背景的文献——在边缘群体中的普遍性和意义。John Gonsiorek（1995）在这方面有一些很好的研究论文，尽管现在看可能有些过时了。他喜欢将少数群体类比为“心理小镇”，即使成员居住在大城市。他所揭示的是，考虑到这些小群体的社会、政治、职业和个人生活重叠，各种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边界逾越更为普遍。有些人认为这就像在小城镇和农村社区一样无法避免。

我发现Lyn（1995）在美国心理学会性取向与性别多样性心理学分会（第44分会）内进行的一项特定研究也很有帮助。通过匿名问卷，她考察了属于边缘人群成员的态度、信念和行为，发现尽管这些人强烈反对伦理逾越，但性边界逾越的发生率更高（15%）。她的研究中还有一个方面，我认为特别能揭示问题，并且具有普遍性。她询问参与者对自己与患者发生性关系的经历评估，以及这是否对他/她们自身构成了困境。只有2%的人报告认为与患者的性关系对他/她们自己构成了困境。相比之下，当被问及同事的脆弱性时，参与者报告说，他/她们认为近一半的同事会觉得这种关系构成了困境。这个巨大差异，可以解读为认为他人在性边界问题上比自己有更大困难。我认为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相当常见的自我欺骗。

当性边界侵犯曝光时，尤其是在涉及一位曾信任的同事时，还存在一种“回溯式修正主义”的倾向，会对那个人突然产生不信任，并开始重写历史，就好像他/她们一直不信任那个人一样。

问：我们知道您治疗过边界被侵犯的人。那些从业者/侵犯者来自哪些学科领域？

答：我见过所有学科的从业者，包括精神分析师、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社会工作者，以及有执照或无执照的心理健康护理人员。我甚至见过职业治疗师和按摩治疗师。此外，如你所知，这在神职人员中也是一个特殊问题（我这里排除天主教会的问题）。但大多数我见过的还是心理健康护理人员，我可以告诉你，没有哪个学科能对这个问题免疫。

我不知道最近有哪个实证对照研究，比较了心理健康行业内不同疗法类型的发生率。较早的研究表明，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发生率相当，而心理动力学治疗师和提供长期密集心理治疗的治疗师发生率较低（例如，参见Borys & Pope, 1989）。据推测，这源于他/她们对清晰、非剥削性、治疗导向的角色、边界和责任（如维持框架、抱持环境和对移情的理解）重要性的更高认识。这些研究表明，一些人本主义和折衷主义疗法中，对治疗框架的维护较为松散，可能使临床工作者更容易出现边界逾越。其他疗法在边界维护上可能同样不清晰，例如那些可能涉及非情欲触摸的疗法（如拥抱、拍背）。总的来说，长期治疗通常由对那些潜意识因素和移情压力更敏感的治疗师或分析师进行。许多认知行为治疗师和其他短期治疗的从业者，欠缺理解治疗师所面临的复杂、情感强烈的压力。我们可以预期这些治疗师的性边界逾越发生率会更高，而我见过的许多治疗师也证实了这一点。此外，他/她们常常报告说无处求助，因为其督导师也受到了与他/她们类似的有限培训。

问：在精神分析内部，基于不同的理论取向，您注意到了哪些差异？

答：关于理论取向的问题非常有趣，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我猜想许多精神分析从业者，会猜测关系取向的从业者有更高的性边界逾越发生率，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没有见过关于这个问题的系统性研究，但我认为不同理论取向之间的发生率没有差异。事实是，我们的理论会以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失望：没有任何理论取向能为避免性边界逾越提供庇护。

例如，考虑关系取向的分析师。这里的脆弱性通常在于对爱及其疗愈力量的理想化。当然，强调分析关系的相互性和人性，是对刻板、难以接近的经典派夸张描述的必要纠正，但过度强调（由一些传统从业者）相互性而排除了非对等性所需的克制，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尤其是当这种不平衡引发了全能拯救幻想时。这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性边界逾越，分析师的主体性可能被激发到一种几乎无限的自大水平。

另一方面，匿名和节制（经典精神分析分析三要素之二）被推崇的问题，在情感联结和需求被激发时，无法指导那些更分裂样、自恋受损的分析师。就像暴风雨中没有系泊的船只，强烈的情欲移情可以淹没那些更分裂样、压抑的分析师：他/她们只有基于单人心理学的经典理论——即“表现得好像你不在那里”的指令——来作为指导。或者，过度强调分析关系中的非对等性，可能被解读为允许躲在分析家身份的权威背后。一种受虐式屈服于患者强烈驱动的需求，更有可能使这种能力有限的分析师脱轨——他/她们的主体性在隐藏、神秘的匿名面纱中才能找到安全感。

在精神分析和心理动力学取向之外的其他取向的心理健康护理人员，也存在很大的易错性。许多这些护理人员普遍不理解移情，并表面化地理解来访者对爱（和性）的恳求。他/她们可能陷入潜意识的见诸行动，因为他/她们对自身脆弱性的了解也很有限。

问：现有的职业伦理守则可以如何改进？

答：这回到了我们需要什么来可能预防性边界侵犯的问题上。我不认为更多的规则或条例会有帮助，特别是随着关于这个问题的教育已经更加普及（尽管尚未成为伦理课程的必修部分）。我也不认为设立更多委员会会有帮助。我曾为一些协会提供咨询，他/她们拥有人们希望其基础设施拥有的一切委员会——专业关系委员会、伦理委员会和督察专员——然而，当成员需要时，没有人使用这些资源，因为协会内的氛围过于敌对和惩罚性。相比之下，我也为一些基础设施很少的协会提供过咨询，但成员们在需要时会互相寻求帮助。这是因为这些协会的氛围和整体文化更能接纳他/她们作为人的易错性，对彼此的人性抱有更谦卑的态度。所以，我认为需要发生的是文化变革，而不是结构变革。

问：依您之见，关于性边界侵犯，有哪些公共政策需求需要解决？

答：基本上，我认为你无法通过立法来规范态度和信念。我认为试图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是自上而下的，而不是在更地方性的层面上解决问题。这与关于协会可能拥有所有资源、委员会和结构，但成员之间缺乏必要的信任来利用这些结构的问题是类似的。我更倾向于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通过教育，或许通过与那些曾逾越边界的成员一起处理个人经历。这将带来对问题所有方面产生共情的可能性。只有在体验彼此以及在关系中体验自己的层面上，我们才能成长并发展出一种更超越的文化。

问：如何改进培训以尽量减少或预防性边界侵犯？

答：我确实认为通过普遍教授这个问题可以大大提高培训。它应该成为必修课的一部分。这也是可能改变特定专业群体内部文化的途径之一，特别是关于对性边界侵犯的普遍脆弱性。但我认为这主要不是一个认知层面的教育过程。正如我们都非常清楚的，我们有一些分析师（他/她们可以说是被训练得最好的心理健康从业者）——即使是那些对性边界侵犯知之甚多的人——也仍然陷入了这些问题。

我认为我们需要在体验层面上进行教学，正如我在上一个问题中提到的，我们需要与那些越界者进行情感上的接触，与受害患者交谈，并与他/她们一同感受所造成的伤害。我还相信，我们应该对个人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面临的挑战，采取一种发展的观点。这将真正有助于添加到任何类型的培训中：在那里我们对自己的全能感采取更谦卑的态度。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可能并不总是拥有我们此刻所拥有的个人力量。当我教授关于性边界逾越的课程时，我总是强调普遍的脆弱性，我知道听众中的一些成员会在心里说：“我不是。”然后我会念出这些话，告诉他/她们，在他/她们当前的心理状态下这可能是真的，但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我认为，认为你会知道是全能的表现。或许我更应该说这是“无所不知”的表现。

问：对于心理健康领域在性边界侵犯方面的未来，您的预知是什么？

答：简单来说，我对该领域的预知有两点。首先，我认为我们正在很好地消除我们行业内的精神病性掠夺。这得益于我们对这种行动化的零容忍，至少在美国是这样。然而，我认为我们永远无法消除一次性侵犯者，因为我认为这是人类境况的一部分，是人类脆弱性的一部分，也是对死亡的存在性恐惧的一部分。我们不善于处理生命中这个非常现实的方面，尤其是在美国。这就是我所说的普遍脆弱性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我认为我们更有责任以人道的方式建立补救途径。当然，我们希望避免所有的性边界侵犯。侵犯的代价是巨大的。当发生侵犯时，有许多人受苦，这包括行业、机构、旁观者，尤其是受害患者。

问：您治疗受害者和侵犯者。这对您有什么影响？您如何管理自身的反移情？

答：我认为治疗受害者和侵犯者，帮助我从所有不同的角度去共情和理解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事实上，我治疗过如此多的侵犯者，这也帮助了我治疗受害患者，特别是当他/她们需要面对（并向自己承认）他/她们有多么爱那位治疗师——甚至超越了剥削和背叛。同时，当受害患者对他/她们的治疗师非常有敌意时，我也能理解，因为他/她们通常首先意识到的是被剥削。他/她们中的许多人曾是精神病性掠夺者的受害者，他/她们理应感到愤怒。他/她们往往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谈论并能留住曾经拥有的爱，唯恐让那些侵犯者逃脱惩罚。我认为你从各方面对一个问题理解得越深，你就越能对问题的整体复杂性产生共情。当然，这正是精神分析的全部意义所在。

在反移情方面，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自己对那些无法看到自己所造成伤害的精神病性掠夺者的容忍度降低了。我想总的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大家对此都难以容忍。

问：您个人是否受到所听到内容的影响？您会向他人寻求支持和咨询吗？

答：我经常在所有的治疗中使用咨询（当然，不会透露患者身份）。我每月与一个咨询同辈小组会面，每两周与一位亲密同事会面。我经常打电话给那些在我遇到困难的领域有专业知识的同事。如果没有Glen Gabbard和Gary Schoener的巨大帮助和支持，我根本不可能完成这项工作，他/她们两位都是极好的同事和朋友。我也在各种案例上依赖Glen，尤其是那些涉及性边界侵犯的案例。

我开始相信，在每次治疗开始时告知所有患者，我定期与其他同事进行咨询是有帮助的。我告知所有人这一做法的一个原因是，它可以防止将分析或治疗体验为仿佛在一个与时空隔绝的绝缘泡沫中。这正是可能发生性边界侵犯的二元关系的特征之一。

问：在您看来，“MeToo”运动是否影响了对于虐待性治疗师的举报？您是否认为由于“MeToo”运动的可见度，现在社会对治疗中的性边界侵犯有了更多的理解？

答：我不认为我们专业群体内的任何事情，是受“MeToo”运动影响才举报虐待性治疗师。我相信公众对精神分析世界内发生的事情相当不了解，“MeToo”运动有其自身的推动力，主要由女权主义以及我们文化中对女性更大的尊重所驱动。这一切都是好事。我认为“MeToo”运动正在朝着减少并有望废除好莱坞、美国企业、政界和学术界的精神病性掠夺行为的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我非常担心“MeToo”运动对我们的影响。在我们行业内部，精神病性掠夺者在80年代就被曝光了，并且正如我提到的，我们正在努力消除行业内的精神病性掠夺行为。对我来说，我担心“MeToo”运动会将我们面临的挑战过度简单化，以至于我们将每一次调情都视为攻击，或将每一次性边界侵犯都视为掠夺行为。我们努力区分了树木与森林，我担心“MeToo”运动会把我们拖回原地。当那个运动还处于第一波浪潮时，我们实际上正处于第三波浪潮。（我正在撰写一篇解决这些问题的论文；参见Celenza, 2021）。我担心，如果我们已经完成的历史被忽视或遗忘，那么关于预防和补救模式的重要见解，将面临丧失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