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高士早苗在国会发表讲话,期间其首次阐述了自身经济政策的主要逻辑方向,简单而言:高士经济学不是安倍经济学的简单模仿,日本国家经济政策已经发生改变,未来将走依托财政纪律强化、产业战略升级与货币环境转型的新型经济施政路径,QQE之类的激进经济策略已经错过实施环境!
由此,在其讲话中,她透露出了5个关键变化因素,接下去我为大家通过一文详细解析下,看看能否管中窥豹,一览日本未来经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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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财政政策:从扩张转向结构性紧缩,但短期刺激必须遵循长期纪律!
高市早苗,本次明确将公共预算盈余和降低债务 / GDP 比率作为核心目标,这与安倍经济学 “灵活财政” 形成鲜明对比,不过实施过程是否能够如愿是个问题!
从讲话中看,她主张摒弃 “财政民粹主义”,通过中长期结构性改革优化财政结构,将政府净债务率纳入逐步下降轨道,并计划通过税制与社会保障一体化改革拓宽财源。然而,为应对当前高通胀,高市计划推出13.9 万亿日元补充预算,包括取消临时汽油税、发放电费补贴等措施,这可能导致 2025 财年赤字扩大至 GDP 的 6.8%,与财政纪律目标形成冲突,此处非常类似特朗普当选后一方面推进DOGE、一方面推进《大而美》法案!
其次,日本的防卫费占 GDP 比重将从 1.8% 提前至 2%以上,并可能进一步提升至 3.5%,接近一个国家战备倾向的4%标准值,这将新增 10 万亿日元财政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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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若通过增发国债解决,可能推高长期利率并加剧日元贬值风险。此外,产业政策投资(如半导体领域每年 1 万亿日元)与减税措施(如食品消费税归零)又会进一步挤压财政空间,若无法通过经济增长扩大税基,债务率下降目标将难以实现,而日本现实的增长主要依靠半导体、汽车、精密制造!
不过,她这次提出的日本当前应该以初级财政盈余为目标的政策,倒是在全球独树一帜,如果能被验证有效,将推进西方高债务经济结构国家的施政路径发生转移。但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政府追求利润,可能导致政府投资不足,损害未来竞争力。
相比之下,全球趋势是通过加大增长性投资提升国力。日本若严格追求初级财政盈余,可能丧失国际竞争力,面临衰退风险,但或许也可能避开AI大泡沫崩盘时代,要知道在1930年1970年的两次西方大规模经济危机中,日本相对的经济损失是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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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币政策:从宽松转向正常化,但节奏受制于政治与市场博弈
当前,日本央行维持利率在 0.5% 不变,但市场普遍预期 2026 年 1 月将加息 25 个基点至 0.75%。高市虽主张 “政府应确定货币政策方向”,但表示 “具体工具选择权归属央行”,显示其试图通过沟通而非行政指令影响决策。此外,美国财长贝森特也公开敦促日本政府应该给予央行政策空间,这也加大了后续加息预期,而一旦加息,或将会引发货币升值,导致科技股DCF估值下降,并可能抑制企业投资并加剧财政负担,日本这种高负债经济体需在抗通胀与稳增长间平衡。
不过,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 49 个月同比上升(2025 年 9 月为 2.9%),高市此前的表态一直是认为当前通胀为 “成本推动”,反对贸然加息。
但“高市交易” 已经推动日元短期贬值至 153 区间,不过好在中长期日元存在升值潜力,美日利差可能收窄的趋势还是存在的。而且,若日本央行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可能吸引外资流入,支撑日元汇率;反之,若政策滞后,日元可能进一步走弱,加剧输入性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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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政策:从市场导向转向政府主导!亚洲战略产业博弈升级!
高市提出设立 “日本成长战略会议”,计划每年投入 1 万亿日元支持半导体、AI、量子计算等 17 大领域,目标是通过政府主导的投资实现 “名义增长率超过国债收益率”。
具体措施包括:对 Rapidus 等企业提供高额补贴,推动 2nm 制程芯片量产;与美国签署 5500 亿美元投资协议,涉及稀土冶炼、能源等关键领域。
并且,为了给新产业充能,高市力推核电站重启及下一代核反应堆研发,计划 2040 年将核能发电占比恢复至 20%,并减少对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补贴。这一调整旨在提升能源自给率(目标 30%-40%),但面临地方政府反对、新建机组成本高企(预计单座核电站投资超 1 万亿日元)及核废料处理难题。
而这种产业政策的效率风险,作用在巨额投资的半导体等产业身上时,就可能形成 “政策依赖”,况且,AI和半导体泡沫下,当下国际竞争激烈(如台积电、三星的),但长期投资回报依然存在不确定性,况且,高士对美投资协议中的利润分配条款(成本回收后美占 90%),也引发了外界对日本产业外流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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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劳动力市场:从保护转向弹性化,但改革阻力与社会矛盾加剧
日本当下工资增长水平很快,但依然缺乏有效劳动力,为此,高市计划放宽劳动时间限制,允许企业在员工 “自愿” 前提下延长工时,并研究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措施。
而过去被日本视为禁脔的农林水产领域,也将转向市场化导向,取消大米产量干预,通过减产稳定价格,这些改革会显著提升日本企业的竞争力,但或许也会加剧社会矛盾。
可高士没办法,2025 年,日本劳动力参与率计降至 59.5%。劳动力市场改革若无法有效提升生产率,可能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此外,实际工资连续 3 年同比下降,也削弱了消费能力,制约了内需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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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济增长:从低增长转向名义扩张,但实际动能恐长期疲软
高市提出 “力求名义增长率超过日本国债收益率”,这意味着需通过通胀与实际增长的双重提升实现目标。
但实际上2023 年日本名义 GDP 增长率为 2.1%,国债收益率为 0.57%,已初步满足条件,今年的通胀叠加关税和债务问题,打乱了原有的路径,可如果政策还在奏效,那2025 年名义增长率可能升至 3.5%,国债收益率或升至 1.2%,仍维持正差,这样的话,日本的经济信用依然可以得到保障。
同时,我们也看到,日本经济增长依赖出口与政府投资,但全球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出口。内需方面,实际工资下降与消费信心低迷制约增长。若产业政策无法带来生产率实质性提升,名义增长可能仅依赖通胀,难以持续,也就是我们说的“数据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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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高市早苗内阁的经济政策调整,标志着日本从 “安倍经济学” 向 “战略财政主义” 的转型,其核心目标是通过结构性改革重塑增长动力,同时通过财政紧缩与货币政策协调控制债务风险。
然而,日本的政策实施空间其实并不大,可以走,但中间不能错!展开报表,财政空间有限、央行独立性制约、产业政策效率存疑,以及执政联盟的脆弱性等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若高士无法在 2026 年春季预算审议中展现改革成效,就可能陷入 “政策空转” 困境,日本经济或还将延续 “低增长、高债务” 的长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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