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家与政治家有啥关系？李向安：再好的思想没制度支撑也是枉然

文｜孙玉良

关于世界各国实行的制度与社会实践，笔者最近与知名律师李向安进行交流。李向安提出了一个观点：好的思想必须与好的制度、好的体制相结合，才能把好的思想具体落到实处，否则再伟大的思想，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加以保障，没有好的体制加以支撑，也难以贯彻执行下去。对于李向安的观点，我深以为然，认为这正是思想家与政治家有机结合的必要之处。再好的思想，没有政治家的落地，也是纸上谈兵；反之，政治家没有思想家出谋划策，总是摸着石头过河，也会走弯路。

自古以来，思想家与政治家如同驱动人类文明前进的两个轮子，一个仰望星空，指引方向；一个脚踏实地，铺设道路。他们之间的关系，微妙而深刻，共同塑造了历史的脉络。思想家是社会的灯塔，是时代的先知。他们的伟大在于超越现实的桎梏，以深邃的洞察力勾勒出理想社会的蓝图。从孔子的“仁政”理想、柏拉图的“哲学王”，到卢梭的“社会契约”、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构想，这些思想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人类对公平、正义与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

然而，思想只是一颗“种子”，蕴含着参天大树的潜能，但种子本身并非大树。而政治家，或者说制度的设计者与执行者，其作用恰恰在于将思想的种子播种在现实的土壤中，并为之构建一个能够生根、发芽、成长的制度框架。这个框架包括法律法规、组织体系、运行机制和监督手段，目标是将理想的蓝图一砖一瓦地建造起来。没有这个框架，再美好的思想也只是一个空中楼阁。李向安称：思想的伟大，最终需要经由实践的检验；而制度，正是实践得以发生的唯一舞台。

在历史的长河中，充满了思想因缺乏制度支撑而凋零的案例。最典型的案例是孔子周游列国推行他的思想，屡遭碰壁。孔子的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但其“仁政”“礼治”的思想主张在春秋战国那个崇尚武力的时代，没有一个诸侯王为其落地保驾护航。正是因为当时没有任何一个诸侯国愿意并能够建立起一套与之匹配的政治制度，孔子至死也没有实现他的理想，可以说孔子的一生是落魄一生。直到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将其与选官制度（如察举制）紧密结合后，儒家思想才真正从学说变成了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实践。

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试验亦是如此，欧文、傅立叶等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充满智慧与人道主义关怀，他们甚至自己出资建立了实验社区，但这些尝试最终都失败了，根源在于欧文、傅立叶不是政治家，他们仅仅依赖于个别人的善良与资金，而非一套能够自我维持、自我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权力制衡结构，是无法取得成功的。这些例子无不印证了那个论断：再伟大的思想，如果没有好的制度和好的体制加以保障，也难以贯彻执行下去！ 制度是将思想从理论力转化为现实执行力的关键转换器。

思想与制度联姻，在历史上也不乏成功的案例。战国时期大思想家商鞅携法家思想入秦，其“法治”“耕战”的核心主张，通过大政治家秦孝公及他的子孙“废井田、开阡陌”“推行郡县制”“连坐军功授爵”等一系列极其严密甚至严苛的制度实践，为秦国奠定了统一六国的基石；在西方，大思想家卢梭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启蒙思想，也没有停留在纸面上，比如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将这些思想精髓融入了《美国宪法》这一根本大法之中，并通过联邦制、国会、总统、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力制衡体系，将其固化为一套可运行的国家机器，使其思想因此获得了长久的生命力。可以说，所有欧美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实践，都有卢梭思想指导的影子。当一种伟大的思想与一套设计精良、运行有效的制度相结合时，便能爆发出改造世界的巨大能量。

马克思主义思想亦是如此，在俄国、中国、古巴、朝鲜等国家进行了社会主义实践，虽然波澜起伏，屡经波折，但也同样证明了思想家与政治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共生关系。思想家为政治家提供航向与罗盘，避免社会在现实的泥沼中迷失方向；政治家则为思想家搭建实践的舞台，让智慧的结晶能够真正惠及于民，改变世界。李向安认为：改造社会不要仅仅陶醉于思想的宏伟，更要审视支撑思想的制度是否坚实。 一个社会的进步，既需要思想家高瞻远瞩的“脑”，也需要政治家构建制度的“手”。唯有当最睿智的头脑与最有力的双手紧紧相握时，人类文明的航船才能劈波斩浪，稳健地驶向光明的彼岸。